學人寄語

“國學熱”一詞近已風行不少時間,現在升級為“國學火熱”,這本應是從事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研究的我門歡喜赞叹的。不過我不得不說,當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闡述,如就其深度、高度要求、都還不好用“熱”來形容。相反的,我倒有一種預感,割白這種國學之“熱”難於持久,甚至弄不好轉化為國學的危機。目前有些現象,使我擺不脱這種杞憂。     

陳垣與輔仁學派

以北大倡導的白話文及反禮教思想爲假想敵,1930年代異軍突起的輔仁大學在陳垣、余嘉錫的主導下逐漸形成有自家面目的文史之學:在教學方法上主張從目錄學入手,并注重培養學生的國文根基;在治學取向上漢宋兼容,以考據見長但又不止於考據而已,肯定宋明理學敦士節、正人心的作用。七七事變後,輔仁的文史傳統應時而變,轉向援古證今的"表微"之學,在詩史考辨中寄托心事。基於陳垣、余嘉錫諸人在治學路徑上的高度契合,及其弟子柴德賡、牟潤孫、周祖謨、啓功、余遜等在研究領域甚至論文選题上的繼承性,或可將這批聚合於輔仁的文史學者視爲一個潜在的學派。     

换一種眼光審視中國古代方術

正遇去數十年,認爲中國古代方術屬於"封建迷信"或所謂的"糟粕",可以貌是中國學術界主流的看法。少數封這種看法有異議的學者,在談输中國古代方術時,通常也難以避免使用主流的話語和概念来進行表達。而在這様的話語和概念體系中,封中國古代方術坦然進行非主流的闈釋往往是很困難的。所以談输中國古代方衍,總是容易讓人聯想到"僞科學"或"民科",似乎是"殿肅"的學者應孩遠雕的話题。其實,這個"主流"的話語和概念體系,并不     

“史學天賦”舆“叙述傳統”中國人文學術傳統管窺

本文試圖通過描述兩干多年中個學術傳統的一個"重視歷史"①的持久特點,指出這種特點渐渐構成了這個民族在學術方面的最突出"天賦",而這種"天賦"又和一種以"叙述"馬主的傳統風格緊密聯系在一起.但在中國最近一百多年的激烈動蕩中,這一"特長"似乎又有些隱晦不顯,被棄而不顧甚至屢遭壓抑.這大概也是現代中華學術要開新局所難免,比如從廣度上説,古代的中華學術就幾等於人文學術,而現代的學術是大大地擴展了,或可劃分爲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三大類.②現代中華學術也從域外文化、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文化中,獲得了過去的學術遠不能比擬的一種眼界和深度.但是,中個學術在大片拓荒補短的同時,似也不應忘記"吾家之所長",更不必"盡棄家之所藏".尤其是傳統文化在2 0世紀還曾遭到過多次的嚴重打(歷)和顛覆,我們還有恢復歷史記憶、尤其是"重新叙述"我們的歷史的必要.     

從大學之道說中國哲學之方向

<正>今天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六十周年、新亞書院六十周年,也是新亞哲學系創立人唐君毅先生誕辰百歲周年。我從中大退休有年,今應邀爲哲學系研討會講話,甚感榮幸。對於哲學,我是門外漢,却是愛好之人。今次會議以"中國哲學之新方向"爲主題,我注意到中國哲學之新方向,英文是"New Directions",用多數,也即是説應該有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我現在試從"大學之道"來講中國哲學之方向。一大學之道與中國的經學時代首先,我們講大學之道。大學之道是講大學之理念、大學之目的。《大學》一書中,開卷即説:"大學     

啓功先生佚稿一則考辨

啓功先生在上個世紀40年代後期曾寫過四首絶句,因是宴席上唱和的即興之作,先生没有保留手稿,故而這四首絶句没能收進北師大出版社所出的《啓功全集》、《啓功年譜》,乃至2017年出版的《啓功評傅》也不曾提及這次值得一記的"雅集",自然也就没有談到這四首絶句。啓先生這篇佚稿夾在柴德賡先生的手稿裏面,由柴念東先生保存了下來。柴老是北師大老校長陳垣先生的弟子,也是啓功先生的師兄,是一位傑出、著名的歷史學家,他的手稿、往來書札、日記等均由其文孫柴念東先生整理并陸續發表。啓先生這篇佚稿由三位作者對其加以考證、解讀,希冀爲研究啓功先生的書法藝術、詩歌特色和生平交誼等方面填補一空白,也從側面揭示著名戲劇家李金鴻先生的一項不爲人知的才藝。更重要的是,從中還能看到在日僞統治時期,啓功先生用自己的方式保持了民族氣節。     

三生石畔紅學新說簡稿

所謂"三生石畔紅學新說",即學界俗稱的"土默熱紅學",系筆者積三十五年之功,獨力創立的一個紅學新說.這一學說對《紅樓夢》產生的時代背景、思想源流、文化傳承、民俗宗教等,另闢蹊徑進行了新探索;對作品的創作綠起、故事素材、人物原型、審美建構等,别開生面做出了新闡釋.該學說由晚明氣脉論、洪昇著書論、蕉園素材論、西溪背景論、釵盒情綠論、遺民思想論、芹溪托名論、脂硯評點論、假語村言論、浙西發源論等十論構成,自成體系并自圓其說.     

史家的權柄與道義之諍以"陳門四翰林"爲中心

北平淪陷時期反而是輔仁大學文史兩系的興盛期,余遜、柴德赓、啓功、周祖謨等青年學者聚集在校長陳垣身邊,被稱爲"陳門四翰林".以"陳門四翰林"爲中心,考察抗戰時期輔仁大學文史之學的特殊樣貌,不只是鈞稽學術史的一個片段,而想呈現在淪陷的歷史語境下,業已專門化的文史之學與學者個人的生命踐履之間的内在張力.如陳垣指導柴德賡作《鮚...     

經學史上的獨特景觀 論晚清公羊學的理論創造活力

對於影響深遠的"經學"不能籠統地看待,而應當歷史地、辯證地建立起經學演進"三階段論"的觀點,即:"傳統經學時代"(清中葉以前)—"經學時代的終結"(晚清)—"以史治經、對經學進行客觀研究的時代"(二十世紀初以後)。這不僅對於經學史研究,而且對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都是很有意義的今文公羊學在東漢以後曾長期消沉,但因其具有政治性、變易性、解釋性諸項精義,至清中葉以後國内外危機四伏之時,公羊學遂得以復興,與時代潮流相激蕩,展現出非凡的理論創造力,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力地回應時代的迫切課題,龔自珍唤醒國人認識專制統治"衰世"的到來、倡導實行改革,魏源呼吁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康有爲將公羊"三世説"與西方近代政治理論相結合,提出了維新變法的理論綱領,成爲近代向西方學習真理的出色人物。晚清公羊學風靡海内,騰挪跌宕,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的進程和學術的變遷。對此作專題探討在哲理上有深刻的啓示意義:傳統文化中有向近代文化轉變的内在基礎、内在動力;晚清時期雖然危機深重,但又是中華民族克服難危局面、有識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的關鍵時期。我們可以形象地稱之爲"經學史上壯觀的夕照"。     

宋明理學如何談論“因果報應”

善惡有報與德福一致是上古文化的宗教信念。先秦儒學對這一信念的反思最終確立了德性的純粹性、無條件性與崇高性,并將善惡無報與德福不一的問題歸咎於時命、氣命等存在的偶然性。然而德福不一、善惡無報的現象畢竟是人生一大缺憾,西來宗教恰恰以其嚴密的果報理論填補了這一空白。世人趨之若騖,一度造成儒門淡泊的文化慘象。程朱大儒應時而起,重樹"文化自信",立生生不息的天道宇宙論系統,破佛教之輪回觀,以"感應"代"報應",以此彰顯佛教之因果報應、六道輪回論之功利性,又將佛教的因果報應與輪回觀充分現世化、人間化,體現儒家"一個世界"的人文底色,并順勢將佛教"念念受報"觀念轉化爲儒家誠意、慎獨話語。中晚明陽明心學力倡知行合一工夫,進而將佛教的業報輪回説徹底心學化、當下化、德福一致化,惠能"西方只在目前"思想更被完全安立在儒家日用倫常的生活世界之中。要之,在儒學發展史中,古老的德福一致、善惡有報的觀念即分化爲兩套話語系統:一套是"修己之學"話語系統,一套是"安人之學"話語系統。前者堅持惟道是憂的道義主義原則,後者則堅持達情遂欲的現實主義原則。     

理學工夫論的“德性之知”

"德性之知"的提法是理學"成聖"工夫論中一個核心問題,與"德性之知"相對應的概念爲"見聞之知",德性之知見聞之知的對分是普見於中國儒釋道思想中的一組概念的變形。大傳统的三教論述中,都曾提出一種由心體發出而可切入物之本來面目的無知之知,與此"無知之知"相對照的即是由感官發出的"見聞之知"。儒家兩種知的分别始於張載、程頤,兩種知的提出和兩種性(羲理之性、氣質之性)的提出乃是同一套工夫的兩個面向,@是一種對新的人(亦即人的無限性)的想象,它們啓示了一個新時代的到臨。本文探討底下問題:兩種知的内涵,朱子何以避免使用"德性之知",王學的良知與德性之知的關聯。本文除了涉及理學史的脉絡外,也探討了"知悟性"、"物自身"理論的問題。     

陳寅恪以史明詩的虚實分際

陳寅恪"詩史互證"法之説值得省思,他的主要任務是"以詩證史","以史明詩"作爲文學研究法只是歷史研究存而不論的"附屬創獲",需要系統闡發。以《元白詩箋證稿》爲中心加以考察發現,從思維方式上看,以史明詩暗含了文史"虚""實"的學科分野和"實"的詩史辨正;從方法特徵上看,此法注重考證,指向於先"實"而後虚,主"實"而略"虚";從釋詩效果來看,指呈了詩和歷史文化水乳交融的有機關係,使讀者在切實可信的基礎上獲得了一種"通解",從而擴大了詩的審美意境。陳寅恪"以史明詩"的釋詩法所具有的理論缺陷,正是通過和錢鐘書辭章談藝的釋詩法形成鮮明的對照而彰顯出來的,這類於思想史上"朱陸之異"和詩歌風格學上"唐宋之别"各自内部的理論映照,正體現了自身獨特的學術價值。從這點上講,"錢陳之争"應當闡釋爲一個學術思想史概念,它是傳統釋詩知人論世法和語源注疏法的新發展,具有現代學術品格,建立起了詩學史上兩大釋詩模型;二者之間有對立而能補充、求分野而可融合,此起彼伏而交互發展。這對今天的文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啓示。     

清代浙東史學的文獻特色與傳承意識

清代浙東史學是中國學術史上的重要地域流派。本文致力于發掘支撑其傳承發展的内在動力和精神理念,認爲深厚的文獻基礎和自覺的傳承意識,是清代浙東史學得以賡續發展的極爲重要的因素。從清初開啓新局的黄宗羲,繼武其後的萬斯同,承上啓下的邵廷采和全祖望,至乾隆時期發揚光大的邵晋涵和爲之總結揚厲的章學誠,都極爲重視讀書,重視文獻史料的搜求、整理和鑒别,重視史事、人物、典制的記述,重視史學精神的堅守和史學要義的闡發。這種扎實的文獻基礎和自覺的傳承意識,爲清代浙東史學的發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之形成一個傳承有自、特色鮮明的學派,并在清代學術史上占據一席之地,産生重要影響。     

自述治學之經過

湯炳正是章氏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八十三歲時所撰的此文,回顧自己少年時代如何"狠讀",而在鄉鄰前輩的啓迪下,萌從事學術研究之志;說明其"求學北京"時"最喜歡跟前輩的名流學者相往還",然負笈蘇州師事太炎先生後,才真正找到前行的"方向",在治學與行誼兩方面均受其深刻的影響。如"没有堅實證據,决不立說;没有獨特見解,决不行文",成爲他终身謹守不渝的戒律。并"經常對學生强調說:‘一個學者,要能在本學科中解决幾個歷史性的難題,才算是對學術的貢獻;否則陳說連篇,即使留下幾十本皇皇巨著,也是没有意義的’"。其一生學術經歷坎坷不平;而治學之多變,乃缘随着時代的發展,"我又在探索着自己前進的道路"。其治學特色可概括爲:"於小中見大,於果中求因,於现象中探規律。"另外,其任"中國屈原學會"會長期間,在學術問題上,從不把個人的主張强加於人,而是努力營造寬鬆的學術氛圍,提倡百花齊放。     

從古史重建到經義新詮

本文由孫慶偉的考古學研究入手,談到现代中國的三代考古學雖然基於西方學科方法,却迅速成爲一個非常成熟的學科,在現代中國的古史重建中發揮了中堅作用。而現代的古史重建工作,是《史記》開啓的史事系统的现代版本,其核心是對三代文明理想的歷史學解讀。司馬遷的史事系統和鄭玄的經義系統,共同構成了傳統經史之學的主干。與古史重建配合,現代的經學研究應該走經義新詮的道路,即以現代人爲主體,理解三代所形成的文明理想的基本精神。     

證與疏傅斯年史學的兩個面相

傅斯年曾提出史學就是史料學的說法,他的見解常受人誤解(詳後),但其特別强調史料的重要,竊以為仍應引起今日治史者的關注.實際上,若"史料學"包括史料的搜集、整理、解讀和運用,還真可以說是大體上涵蓋了史學的主要内容.這正是傅斯年的意思,他曾把近代史學方法界定為"排比、比較、考訂、編纂史料之方法",在此意義上,"近代史學亦可說是史料編輯之學".     

編後

這倜秋天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學衍界、文化界發出不少纪念的聲音,日子颇不寂寞.本期也有幾篇出自不同角度的纪念文字.卷前作為"學人寄語"刊出的民國史專家楊天石先生的《辛亥之夢》,言簡意賅,寄懷深遠.《國語·周語》有謂,"夫政象樂,樂和聱,和從平",因而"氣無滞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觫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這樣一番天地氤氲氣象方成"樂正",而非"禮崩樂壞",應該是理想政制的前提,甚至就是理想政制本身.     

兩周金文“懌”、“斁”辭例釋解五則

《五年琱生簋》、《六年碉生簋》中■字應如何釋讀,學界目前仍未統一,本文檢討既有的說法後,認爲林澐主張此字爲睪聲字的看法較爲可信,井追一步認爲其在《五年簋》、《六年簋》中都讀爲"怿",用以表現說話者對所要執行的"令"具有内在的悦服,因而較高的行動力;至於《多父盤》中的■也應讀爲"怿",赞美多父能善事其父母。《中山王■壺》"天不斁其有怃,使得賢在良佐賈"一句,本文則認爲與當時的君臣理想有關,應能表現君的謙下以及對賢臣輔佐的期待。《二十三年單父鈹》中工師之名,當亦可釋爲从心从睪的"怿"。     

現代中國的演説及演説學

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無論哪個政黨、派别或個人,只要想進行有效的思想啓蒙或社會動員,都離不開"演説"這一利器。本文希望深入技術層面,考察晚清以降的"演説",是如何被鼓動及訓練出來的。借助大量目前能找到的演説學譯本及著作,討論以下問題:一、作爲"聲音"的演説;二、"演説學"之傳入;三、演説的定義與溯源;四、分類、技術及姿態;五、無邊的"國事"及"有聲的文學"。     

論周汝登與南京陽明祠

十七世紀初的陽明學者周汝登一貫致力於構建陽明學派的系譜。萬曆四十二年,周汝登在南京建陽明祠,講學之餘,隆其祭祀,以陽明"及門之盛"比"杏壇之風",仿文廟之制而將陽明及門弟子、私淑門人配享堂內及兩廡。南京陽明祠雖然在明代存續時間不長,却是晚明陽明後學對其自身學派系譜化的一次嘗試,反映了陽明後學在晚明批評頗多的情境下試圖從"學"的角度强化陽明學的地位和學派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