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封建論駁議

把秦至清的中國定性為"封建社會",是近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流行說,此說被認定為唯物史觀的論斷,似乎不容置疑.然而,我們通覽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論著却會發現:唯物史觀創始人反對濫用"封建"概念,不僅從未將前近代中國、印度稱作"封建社會",而且對某些論者抹殺西歐與非西歐(東歐及亞非諸國)歷史的差異,將西歐從封建制到資本主義的路徑普世化的作法給予嚴厲批評.唯物史觀創始人的持論,不僅關涉到對"封建社會"的確切把握,而且關涉到一個更宏大的議题:世界諸民族、諸國度的歷史路徑究竟是網狀的還是單綫直進的?     

理想與現實:儒家之道的價值序列

儒家是一個追求理想的士人群體,他們以"道"作爲儒家價值體系的核心,倡導士君子的人格理想與王道的政治理想。但是,儒家諸子又是一個有務實精神的士人群體,他們追求的"天下有道",在"大同"和"小康"的時代是不一樣的。其實,儒家之"道"的價值體系是一個包含理想與現實的價值等差序列。儒家之道奠定了儒家士大夫的價值基礎和思想傳統,成爲儒教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走出世界經濟的困局 儒家倫理的現代經濟使命

儒家思想產生於我國傳統停滞時代,全民的福祉來自社會的和諧與安定。因此儒家重視倫理,而倫理需要有健全的社會誘因制度支持,這個制度在孔子時代就是禮。工業革命後,世界進入現代成長時代,社會鼓勵個人追求自利,創造增加的價值,從中賺取利潤。然而現代成長時代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如今走上追求利潤而不創造價值的歧途;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漸背道而馳。儒家倫理的現代使命在於以我國傳統美德仁義忠誠信充實企業倫理,重建社會誘因制度,讓世界經濟得以在持續成長中,維持社會的和諧與安定,達到可持續的發展。     

清代理學家方東樹家訓及其思想探析

本文聚焦於清代理學家方東樹撰成於晚年的家訓專著《大意尊聞》,在梳理作者生平經歷和學術實踐的基礎上,詳细分析了其書有關家教家風、做人立身、讀書治學、修德任事、處世交友、齊家睦親、治國安民等各個方面的内容,指出是書反映了方東樹對社會現實的觀察和思考,寄托了其對于孫以及世人的教誨和希望,也蕴涵了他畢生讀經研史的心得體會。認爲這部學界關注甚少的家訓著述,實際上凝聚了作者一生的閱歷、體驗、思考和感悟,體現出方東樹的思想主張和性格特徵,其中不少觀點和看法,至今仍有很强的借鑒意義,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春意册中的兩篇改寫小説

晚明時期空前地大量涌現的色情文學和藝術一直是近半個世紀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各種研究成果層出不窮,但是在把色情文學作爲一個特殊的類别來考察的時候,一個通常容易被學者們忽略的問題是,這些色情品的作者、制作者、讀者群以及其流行的範圍在當時社會其實有着很大的階層差異,這種階層的差異在理解晚明色情品的歷史文化意義時應該説是一個關鍵點。在歷史上,大衆色情品的出現往往也意味着城市平民對自身私生活和欲望的重視和醒悟,而色情品走向市場亦意味着私生活在社會生活中意義和位置的擴大和提高。本文試圖通過新近發現的一卷晚明平民色情讀物《京院秘傳洞房春意册》中兩篇改寫的文言色情小説《楊太真外傳》和《趙飛燕外傳》的文本細讀,考察晚明平民色情讀物所體現的價值觀和特點,并試圖指出他們與我們過去相對熟悉的晚明上層社會的色情文學的區别。     

儒教“天命”觀及其信仰方式 兼論當代儒教信仰方式的轉型

<正>一儒家信仰及其特徵從信仰社會學的研究看來,"信仰看作宗教的本質和核心,可是,信仰最初是作爲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係而出現的"。因爲,"通過個體之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特殊情感内容,轉化到了個體與某種超驗觀念之間的關係當中。超驗觀念構成了一個新的範疇,它使源於人際關係的各種形式或内容發揮得淋灕盡致"。正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神的觀念中得到了既實際又理想的表達。①由此考察中國儒教的基本信仰,實際上即是中國人的天命觀念。這個天命觀念,不一定就是對神     

儒家應勇於面對挑戰

正我有關儒家普世價値的觀點,其實也是我關於一個特殊的文化繁榮,如何走向世界的一些感受,也可以說走向張先生刚剛提出来的"後主客"關保中的天人合一的這檬一個基本上的理念。儒家傅統是深涵地方色彩而又不断的走在世界精神文明的發展方向中的。儒家源於曲阜,歷經漫畏的努力,成爲了中原主要的思想學派,深刻的影響了政治、經濟、家庭、社會,爲中國建立了禮儀制度,培養了知識精英,遗影響了世風民俗和執政者的行爲,在延被中華民族歷史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可磨减的作用,也是中國人的生活世界中不可或     

十八世紀法國耶穌會士的“北京經驗”以《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爲中心的討論

十八世紀是法國耶穌會士主導西方"北京經驗"的時代.不管從來京耶穌會士的人數及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考處,還是從留下有關"北京經驗"文獻材料所占的分量估衡,法國耶穌會士在西方來京人士中均占有優勢.同其它國家傳教士舆羅爲教廷的密切關係相對有别,法國耶穌會士從其1700年成立傳教區以來,就自成一體,保持着自己内部比較密切的組織關係和通訊聯系.本文主要以法國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以下簡稱《書簡集》)爲考察對象,探討這一文本所展示的法國耶穌會士豐富的"北京經驗".誠如法國學者德爾尼所説:"這些書簡目前仍未失掉其重要意義.首先,它們具有歷史文獻的價值,而且也是中國在十八世紀曾對歐洲施加過巨大影響的見證."①歐洲學者對這些歷史材料頗爲重視,許多學者投入這項課題研究,詹嘉玲指出:"在歐洲保留下來的數量大得驚人的資料(它們在中國本土却很稀少,也很難得到),使之成爲一項整個歐洲大陸範國内的課題.這些檔案也形成了有關中國最古老的西文文獻特藏."②由於語言的障礙和材料的缺乏,現有的中文研究成果相對薄弱,中國學者最早專門研究這些文獻的是閻宗臨先生,他早年在法國撰寫的博士論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③對《中華帝國全志》和《書簡集》有較爲系統的研究和較多的利用.近期張國剛的 《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争——明清傳教士舆中西文化交流》、張西平的 《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舆西方漢學的與起》兩書亦闢有專節探討、研究《中華帝國志》和《 書簡集》,④篇幅相對比較簡略.其它相關成果多集中於法國耶穌會士舆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科技交流).⑤本文限於篇幅,主要發掘和解讀《書簡集》舆北京有關的材料.事實上,十八世紀歐洲的"中國熱"(Chinoiserie)舆法國耶穌會士在他們書簡、報告中對其"北京經驗"的濃重渲染,有着直接的關係.     

熱情與智慧:從《世說新語》看晋人清談的歷史風貌

清談是我國中古時期的重要文化现象。從一定意義上看,一部魏晋史就是一部清談史。清談是魏晋知識分子留给我們的重要文化遣產,具有重要的人文價值和思想意義。所謂"魏晋清談",指的是魏晋時代的知識分子,以探討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爲主要内容,以講究修辭與技巧的談説論辩爲基本方式而進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清談是世族文化的產物,士人的風流與個性由此表現得淋灕盡致。清談是精神自由的產物,也是精神自由之時代的重要精神現象。晋人在清談方面花費大量時間,實際上是爲了充分體味清談的美好境界,同時也是爲了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實,因爲增加了生命的密度,也就等於延績了生命的長度。而生命的熱情與思想的智慧,正是魏晋清談的本質特徵。     

中華多元文化的衝突與融合

理想社會需要一個良好的社會誘因制度,引導佃人的努力,達到社會的目的。孔子理想的人格特質重倫理、蛊責任,不求自己的利益,他的理想制度就是禮。柬周禮制敗壤,而有春秋戰國的蔺亂局。漢典,重建禮制。東漢末年以來禮制崩潰,引起400年大動亂,民不聊生,疇求超现實的慰藉,佛教輸入,道教興起,儒家從文化的主流地位退却。唐代儒家中興,兩宋新儒繼起,使儒家重回主流地位。工業革命帶動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社會鼓勵佃人追求自利,主張自己的榷利,世界達到前所未有的富裕;但也潛藏危機。唯有重回儒家理想,讓倫理在自利前面,责任在權利前面,世界才有可持績發展的可能。     

費孝通之問:文化轉型爲何如此費精神

費孝通先生1930年代"棄醫從文",自我責成"爲文化找出路",且知行合一,政學兩栖,躬身實踐。他由鄉土中國耳濡目染,形成人文思想底色。由新學課堂汲取西方知識,確立科學意識。在本、碩、博階段持續接受學術訓練,借鑒研究方法,在此後綿延斷續七十餘年的中外實地調查中廣攝博取,力求融中西人文思想成果於一爐。一生秉持"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燕京大學校訓精神,將一介書生的學術研究和政治參與全程融入中國現代化進程,以對"人民真實情况的系統反映"爲其社會服務主要方式,在不同歷史階段梯次提出切合實際、尊重國情、關注民瘼、緩和矛盾、减少代價的發展理念和方略、策略,一以貫之履行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并隨社會發展產生的階段性課題不斷深化思考,經年累月反復涵咏,於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主張,濃縮表達人類文明的理想前景和實現途徑,是20世紀中國知識界與國際社會學術思想交流的重大成果,具有現實普世意義和長遠實踐前景。     

戰國諸子的“别囿”觀

本文考察先秦時期"别囿"觀念的源流,剖析宋鈃、尹文、慎到、莊周、荀况等家的别囿說,并指出惠施與鄒衍所倡"厤物"舆"推物",亦表現出破除成見、去除囿限的意圖。在結語中,作者更將戰國諸子的别囿說分爲主心術、主法術及尚理智三系。     

黄宗義的思想創新紀念他的四百周年誕辰

一 黄宗羲的社會批判精神 浙江學人歷來富有社會批判精神.東漢時代的大哲學家王充(浙江上虞人)就是一位偉大的批判家.他立足於"元氣自然"宇宙觀和"無神無鬼"唯物論,以"實事疾妄"為著書立說的根本宗旨②,系統而深刻地批判了盛行當時的"天人感應"論、"王權神授"論、"天命目的"論、"灾異譴告"論,"人死為鬼"論以及關於歷史興衰、政治得失、自然灾變、風水時令、民風習俗等方面形形色色的歪理邪說與讖緯迷信.     

學人寄語

正1950年,梁漱溟先生向國家領導人建議設置中國文化硏究所。梁漱溟一直認爲自己是"問題中人",而非"學問中人"。他在國家初建的時刻提議中國文化硏究所,正是基於他的"問題"意識。他一直在思索文化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問題。梁漱溟承認中國社會有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國家共同的一般性的問題,但他更關注中國的特殊性問題。認爲要理解中國的特殊性,必須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建設新中國,必須切實下功夫去認識老中國。二是要認識老中國,必須對中西文化作種種比較硏究。     

道器交濟:形而上下之中

<正>謹以此文敬賀李澤厚先生華誕八秩晉五道與器,乃中國古典思想之重要範疇。道器關係倘觀之以現代知識背景,涉及一系列對立項:本質與現象,理性與感性,精神與物質,抽象與具體,普遍與特殊,一般規律與個别事物。安置於此硬性對待座架,兩端之高低重輕判分甚明,理念高於現實,本質高於現象,一般規律高於個别事物,重普遍而輕特殊,重抽象而輕具體。中國古典思想亦有重道輕器傾向,然以"一個人生"而非"兩個世界"爲基本圖式,以天人偕行、物     

昆侖考

昆侖文化向爲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問題,這種文化現象來源於先賢爲觀象授時的需要而形成的對太陽的認識與觀測。事實上,對空間和時間有意識地規劃不僅是人類知識體系賴以建立的基礎,同時更是他們創造文明的最早成果,這意味着古人對於决定時空的太陽很早就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誠然,從原始思維的角度講,没有理由相信先民會從一開始就懂得天上只有一個太陽的事實,而一定認爲太陽的數量無限,這種對於無數太陽的認知表達就是十日神話。然而太陽如果成爲古人確定時空所觀測的標准天象,那么它就只能有一個,因爲天象觀測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假如每天出升的太陽不同,這種不能基於同一天體的觀象工作就將毫無意義。顯然,觀象的需要使古人必須完成從無數太陽到只有一個太陽的認識轉變,后羿射日的神話即反映了這種認識的飛躍,這奠定了昆侖文化的思想基礎。古人以“昆”訓比日相同,以“侖”訓倫次,所以“昆侖”的本義就是每天倫次而出的都是同一個太陽,此即昆侖文化之淵薮。因此,昆侖文化其實是一種擺脱了原始思維的太陽崇拜文化,其天學表達即是昆侖三天,其政治表達則是昆侖地中,其宗教表達便是昆侖升仙,這些内涵完整地構成了中國傳統的昆侖文化,其形成時間約在公元前...     

儒學爲甚麽可以在海外華人社會發揮作用 歷史的回顧與前瞻

<正>一歷史的嘲諷儒學是華人社會的根,源遠流長,已有三千年的歷史。無人否認儒學在華人社會所起的作用,本來,何須論述?但歷史很嘲諷:一個多世紀以來,儒學在它的發源地——中國大陸,差點被連根拔起。如果不是在海外猶存一脉,今天中國要復興儒學,恐怕只能從概念論述了。概念當然很重要,它讓你明確、清晰、持之有故,所以近百年來力争儒學地位的,多是哲學家,如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也有史學家、經學家、教育家、學者、和社會政治運動家,如康有爲、章太炎、馬一浮、劉申叔、錢穆、張君勱等。他們都著作等身,但實際影響社會的有多少?他們大     

一詞聖典:至善中法兩位思想往哲王陽明和笛卡爾

中法兩個文化大國,對當代以至於對遥遠的未來的世界,將發揮他們無與倫比的偉大作用,而王陽明和笛卡爾兩個名字也將與日月同輝,永葆厥美.在這兩個名字上閃耀的是人類將永遠守護的一詞聖典——至善.引言愛因斯坦曾説過:"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對於科學家如此,對於哲學家更其如此.没有想象力的科學家,永遠執象而求,跳不出實驗室,也進不了形而上的殿堂.反是,但凡思維善於憑虚馭風的科學家,則往往由科學而哲學,成為了在思想風雲中特立獨行的人物.牛頓、萊布尼茲、笛卡爾、斯賓諾莎直至哲思峰巔的康德莫不皆然.     

論胡這對科學的認識舆態度

胡這舆科學的關係是頗爲奇特的.作爲思想界領袖,他大力推崇科學,宣揚科學,專之爲中國所必須學留的西方文明核心;在他筆下,科學的重要性可説無以復加.但實際上,在他浩如烟海的文字、日記、書信中,我們却找不到多少科學家的名字,或者科學發明、科學理論的具體介紹和討論.無怪在許多人心目中,胡適是白話文運動先鋒,自由主義大將,抗戰中爲中國争得美國朝野支持的功臣,但在引進、推動科學方面,則無甚貢獻①.但這種印象是否准確?這樣的評價又是否有"厚誣賢者"之嫌?胡這一生講究證據,講求實事求是,我們倘若對於他崇揚科學的那些書論認真看待(而我們的確有理由對之認真看待),那麽將他的科學觀念、科學認識略加梳理,以了解上述現象,和它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當是有需要的.     

近代外交官廖恩焘诗歌考论

廖恩燾的名字,對於近代文學研究者已經十分陌生。隱而不彰的原因,或因其人的職業外交官身份。或因政治的顧忌。但廖氏參與晚清“文學改良”的一段史實,以及民國後所作詩詞歌賦,自有其值得關注的文學史價值。由於廖恩燾無論生平事迹還是文學創作,在以往的記述中不僅零散,且多有錯訛。因此,本文將首先鉤稽史料,還原其人生軌迹,繼而考索他在民國年間的創作情况,而將重點放在晚清時期,意在通過廖恩燾這一個案,揭示晚清“文學改良”周邊的狀况。需要說明的是,為了論述的方便,本文將集中考察廖氏的詩歌寫作,而另文討論其戲曲編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