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燾與陳寅恪以《天風閣學詞日記》焉綫索

夏承燾(1900-1986),字瞿禪,晚號瞿髯,浙江永嘉(今温州)人.從一九二○年代後期始,夏先生專攻詞學,歷任之江大學、浙江大學、浙江師範學院、杭州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勤勉敬業,著作等身,有《唐宋詞人年譜》、《唐宋詞論叢》、《姜白石詞編年箋校》等多種傳世,在詞人年譜、詞論、詞史、詞樂、詞律、詞譜及詞籍箋校等方面均有突破性成果,兼為傳統詞學的總結者與現代詞學的奠基人之一,誠不愧"一代詞宗"之盛譽.     

王安石的二重性學統問題

王安石之學是宋學體系中一個特别類型,其學既是慶曆之后以性命之理爲核心的地域性學統,又是熙寧之後確立的以新政治理爲核心的官學化學統。以内聖外王之道解構王安石一生建構的學統,可以發現王學其實是兩個既有着密切關聯、又有着鮮明區别的學統形態:一種是民間地域學派的王安石之學,可以稱之爲“臨川之學”;一種是官學化的王安石之學,即所謂“荆公新學”。儘管王安石年輕時致力於内聖之學,希望以内聖解决外王問題,但是王安石一旦“得志”爲宰相後,并没有完全沿着早期以内聖的修己之學來解决外王之治的政治問題,而是通過《三經新義》而回歸漢代的政治儒學。這一密切配合王朝政治的功利主義儒學,受到原本是“同志”的其他宋儒的激烈批判。     

女性語言與女性書寫——早期詞作中的歌伎之詞

西方女性主義,從20世紀40年代末期女性自我意識之覺醒,繼之以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之興起,開始了對於"文學中的女性"與"女性的文學"之種種反思和研討.到以後女性主義性别之論述,則結合了舆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各學派的對話,而且與時俱進地滲入了後結構主義舆後現代主義的種種新說.     

“章門弟子”繆篆的平生交游與著述

"章門弟子"繆篆(1877-1939)係民國時期人文學者,早年留日,歸國後一度從政,後師從章太炎先生,其治學堂廡甚廣,於儒釋道三教及諸子學、語言學、文獻學、西方哲學乃至基督教神學,皆有所涉。曾任教於厦門大學、中山大學。繆篆平生著述等身,生前在海内外學界卓有影響,與蔡元培、馬相伯、魯迅、釋太虚及法國學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等有學術交誼,亦旅法宗教學者林藜光(1902-1945)之師。繆篆也是"章門弟子"這一民初重要學術群體中唯一一位純以哲學爲志業的學者,其思想自成體系,然半個多世紀以來,其人其著幾乎被學林淡忘,本文廣泛搜羅材料,鈎沉索隱,對繆篆平生學術交游與著述給予了盡量詳細的考證。     

我對中國文化與歷史的追索——在2006年克盧格獎頒獎儀式上的演講

能够成為2006年"克盧格獎"的共同得主,敝人深覺榮幸,也十分感激.然而在深思之後我才明白,今天我得獎的主要理由,是要透過我彰顯中國文化傳統和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國思想史;前者係我終身學術追求的一個學科,後者係我選擇專精的領域.     

宋明理學如何談論“因果報應”

善惡有報與德福一致是上古文化的宗教信念。先秦儒學對這一信念的反思最終確立了德性的純粹性、無條件性與崇高性,并將善惡無報與德福不一的問題歸咎於時命、氣命等存在的偶然性。然而德福不一、善惡無報的現象畢竟是人生一大缺憾,西來宗教恰恰以其嚴密的果報理論填補了這一空白。世人趨之若騖,一度造成儒門淡泊的文化慘象。程朱大儒應時而起,重樹"文化自信",立生生不息的天道宇宙論系統,破佛教之輪回觀,以"感應"代"報應",以此彰顯佛教之因果報應、六道輪回論之功利性,又將佛教的因果報應與輪回觀充分現世化、人間化,體現儒家"一個世界"的人文底色,并順勢將佛教"念念受報"觀念轉化爲儒家誠意、慎獨話語。中晚明陽明心學力倡知行合一工夫,進而將佛教的業報輪回説徹底心學化、當下化、德福一致化,惠能"西方只在目前"思想更被完全安立在儒家日用倫常的生活世界之中。要之,在儒學發展史中,古老的德福一致、善惡有報的觀念即分化爲兩套話語系統:一套是"修己之學"話語系統,一套是"安人之學"話語系統。前者堅持惟道是憂的道義主義原則,後者則堅持達情遂欲的現實主義原則。     

從大學之道說中國哲學之方向

<正>今天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六十周年、新亞書院六十周年,也是新亞哲學系創立人唐君毅先生誕辰百歲周年。我從中大退休有年,今應邀爲哲學系研討會講話,甚感榮幸。對於哲學,我是門外漢,却是愛好之人。今次會議以"中國哲學之新方向"爲主題,我注意到中國哲學之新方向,英文是"New Directions",用多數,也即是説應該有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我現在試從"大學之道"來講中國哲學之方向。一大學之道與中國的經學時代首先,我們講大學之道。大學之道是講大學之理念、大學之目的。《大學》一書中,開卷即説:"大學     

論南宋湖湘學脉之形成與其發展

湖湘之學自胡安國以來,可繼承之傳統有二:一爲經史之學,一爲性理之學。經史之學方面,可注意之焦點有二:一在重祝經史之學之當代性;另一,則是於歷史成敗之探討中,着重分析决定歷史發展走向之歷史人物及其影響。至於性理之學方面,則可分述爲二:就哲學系統之建構言,安國之以"不起不滅"爲心之體,"方起方滅"爲心之用,"心"爲無所不有,謂"物物致察而能一貫"有三境,以及合"操存"與"省察"爲一;凡此諸項觀點,確實具有於程颢、程頤之外,另闢一徑之空間。其後胡宏於"生成"義,説"性"之遍在,而仍於"終極"義,釋"性"爲"有限"之論法;乃至主張一切"存有"之内部,皆内涵一特殊之具有形上意義之"存有因素",此一特珠而遍在之因素,與"氣"之形構條件結合,形塑爲"性"、"心"展現於氣化整體之成因,從而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之表述,皆是一種企圖於宇宙構成論與存有學方面,向前推進之努力。其發展,并非無成功之可能。而在義理學方面,由胡安國"心"之體、用説,落實爲合"操存"與"省察"爲一;此一路向,發展至胡宏,有"智"、"仁"合一之論,乃至"聖人執天之機,惇叙五典,庸秩五禮"之説,亦是一大推進。所難者,在於其所建立之"心""理"合一之論,由"識仁"始,即須有一"能觀"之位置;此點對於一般儒者而言,不易理解,亦不易掌握。以張栻之爲胡宏高弟而不免爲朱子所動摇,僅殘餘一種"體用論"之諍議;即是顯示此項困難。張栻之後,湖湘弟子有從陳傅良、戴溪游者,而如胡大時,且猶疑於朱子、陸九淵之間;以是於性理之義,其學無得而再傳,亦是實情。故就朱子而言,得吕祖謙、張栻之助,乃其成學之歷程中,屬於積極之因素;然張栻因朱子而受注意,湖湘理學之傳,却亦因朱子、張栻之講論而逐漸模糊化。理學之成系,以歷史發展之結果論,實亦仍止有程朱、陸王之形成對峙,真正具有"導引"之力。故就"理學"之嚴格義言,湖湘之學乃發源於胡安國,拓展於胡宏;其功不專在胡宏。而張栻之不足以繼承其脉,乃湖湘之學雖仍重視性理,却無法形成明確之"學派特質",僅能憑借"議題關注點"之特殊走向,發展成爲地域性學風之原因。唯若就"儒學"之寬泛義而言,則湖湘之經、史,乃至其重視"性理"之觀點,歷元迄明,其風習不少衰,不僅支脉分衍各有傳承,其於南宋所形塑之若干特色,即於其後兼受陽明學之衝擊而複雜化,亦仍有所延續。特須另有大儒,出於其間,將之涵融而出新,乃能見出力量。明末王夫之之崛起於衡陽,於理學另創新局,彼受世變之激勵,由經而史,以之深透於性理,彼之所論,不僅具有一種變朱子之"静態形而上學"爲"動態論"之勢能,彼基於"歷史哲學"之觀點而提出之獨創之"理勢論",乃至於"事變"中見"人物",於"群體"與"個體"之關係中,辨析"事理"與"事理中之義理"之眼光,皆非已有之理學、心學之舊軌,所可概括。此點顯示:南宋以後,湖湘於儒學之積蘊,乃至彼所受多方文化因素之影響,實有其屬於一地之獨特性,值得重視。     

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在2006年克卢格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

能够成爲2006年“克盧格獎”的共同得主,敝人深覺榮幸,也十分感激。然而在深思之後我才明白,今天我得獎的主要理由,是要透過我彰顯中國文化傳統和作爲一門學科的中國思想史;前者係我終身學術追求的一個學科,後者係我選擇專精的領域。     

四十自序

丁山先生,1924年考取北大研究所國學研究生。1926年由北大沈兼士、魯迅二先生薦,應聘厦門大學,擔任國學研究院編輯。1927年由魯迅薦到中山大學文學院任教授。1929—1932年,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研究員。1933年後,先後在中央大學、四川大學、東北大學(四川三台)、西北大學、齊魯大學、南京臨時大學、暨南大學任教,1947年任教山東大學。在大學中文、歷史和史地系,先後開設文字學、音韵學、尚書學、中國古代歷算、中國沿革地理、中國制度史、中國史學史、中國史學名著選、諸子文選、商周史、秦漢史、中國通史、歷史文選等課。1952年在青岛逝世,年僅51歲。此篇"自序"為先生未刊日記中之一節。     

元代江浙二操的對峙與宋明間江西譜的傳承

宋明間江操與浙操兩大琴派,琴學界盡人皆知,而其始末却罕有推究。筆者曾撰文考證浙操傳承,由南宋迤至明嘉靖年間。至於江操,則史料更爲散碎,可謂從未有人説清楚。本文試爲復原,以元代爲中心,上下聨結宋末明初,在江浙二操對峙的背景下,最大可能釐清江西譜的歷史蹤跡。文中涉及二三十人,錯綜複雜,大體有元一代琴史可以得其概貌。     

宋恕與經學:經世學近代學術取向 兼論《六齋卑議》與清末變法思想及“瑞安新學”

周予同教授曾把"六經之學"分爲"經、經學、經學史"三種。這三種學問既是從周秦、兩漢到近代的演化過程,也是傳統學者在學術更新運動中的自覺努力。近代變法思想家宋恕主張把"經學"講作"經世學",再從"經世學"中發展出經學、史學、西學和法律學等現代專業學科。這個"四門"和"六齋"學科分類貫穿於宋恕在龍門、金陵、求志等改良書院中的教學實踐,用此方法引導到"新學"——現代學術。本文循着經學—經世學—新學的變法路徑,考察宋恕與章太炎、孫寶暄等人交游,并清理戊戌變法前後"滬學"、"浙學"、"粤學" "湘學"在"經今古文之争"的各條綫索,以一種"經學史"的眼光來審視"經學"、"經世學"如何轉型爲現代知識體系中的專業和學科。     

春意册中的兩篇改寫小説

晚明時期空前地大量涌現的色情文學和藝術一直是近半個世紀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各種研究成果層出不窮,但是在把色情文學作爲一個特殊的類别來考察的時候,一個通常容易被學者們忽略的問題是,這些色情品的作者、制作者、讀者群以及其流行的範圍在當時社會其實有着很大的階層差異,這種階層的差異在理解晚明色情品的歷史文化意義時應該説是一個關鍵點。在歷史上,大衆色情品的出現往往也意味着城市平民對自身私生活和欲望的重視和醒悟,而色情品走向市場亦意味着私生活在社會生活中意義和位置的擴大和提高。本文試圖通過新近發現的一卷晚明平民色情讀物《京院秘傳洞房春意册》中兩篇改寫的文言色情小説《楊太真外傳》和《趙飛燕外傳》的文本細讀,考察晚明平民色情讀物所體現的價值觀和特點,并試圖指出他們與我們過去相對熟悉的晚明上層社會的色情文學的區别。     

覆水不收:科舉停廢百年再思

關於科舉制度及其停廢問題的研究,中外學界已經積纍了大量成果,也爲後來者樹立了高起點和高門檻。近一二年,國内學界陸續出版了多部由年輕學人撰著、從不同角度討論晚清科舉相關問題的專書或論文集,新一批(代)研究者逐漸崛起,并初步展現其眼光、格局與功力。2017年7月9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召集舉行了主題爲"覆水不收:科舉停廢百年再思"的學術工作坊,邀約活躍在相關研究第一綫的青年學者展開討論,以會議論文爲基礎編成《近代中國研究集刊》之同主題專輯,可以反映最近研究進展與動態     

朱熹《中庸章句》與歐陽竟無《中庸傳》的比較研究 以經典詮釋中的儒佛之辨爲主題

就儒佛之辨而言,朱子與歐陽竟無可以作爲理學家闢佛與佛學家會通孔佛的兩個典範,代表完全不同的兩種立論旨趣。朱子視《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或道統聖學一脉相傳的經典依據,以衛道者的姿態判别異端與正統,以闢佛的方式吸收化解佛學義理;歐陽竟無視《中庸》爲系統性的孔學概論,特别選擇《中庸》而非《大學》作爲會通儒佛兩大思想傳統的橋梁,《中庸傳》的寫作反映出歐陽竟無晚年以佛解儒或援佛入儒的學術抱負。朱子通過對理氣概念的精微複雜的辨析最終完成了道學體系,使儒家的善惡之辨從個體之心性推擴到整個宇宙。《中庸傳》則是在認寂本體的原則下把已經廣泛流傳的程朱道學式解讀扭轉到佛學本體論思維中來。對朱子《中庸章句》與歐陽竟無《中庸傳》的互讀有助於理解近現代儒佛之辯的深層意藴。     

陶寺觀象 古天文學在新石器時代向早期國家發展的標志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發掘是20世紀後期到21世紀初期中國重要的田野考古收獲,這裏是黄河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基本結束,早期階級國家已經形成的階段的一個統治中心區域所在。通過考古學的發掘與研究,在這裏發現的天文觀象建築和有關的儀器,結合《尚書·堯典》的關於古天文的記載,可以認爲在當時的陶寺都邑之中已經出現了專門的天文職官,出現了“國家級”的天文學觀象建築,出現了早期配套的天文觀測儀器。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發展,奠定了中國式的太陽曆,促成了“赤黄體系”雛形的形成,促使人們對於早期天學理論的思考。“陶寺觀象臺”不僅是中國古天文學在新石器時代向早期國家發展階段的重要標志,并且在世界古代天文學的發展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安定書院與泰州學派:尊崇胡瑗的泰州儒學傳统及其與心學的離合

本文從《泰州志》的文獻着手,發現紀念胡瑗的安定書院與王艮的異時空交會,分别對於明末泰州學派的誕生與宋代以來泰州儒學典範中的胡瑗,提供了新的解析與觀點。先從地方史、書院史的角度剖析地方儒學,再分别從三次并祀現象説明胡瑗與王艮的事迹,最後從後現代史學的觀點討論了歷史上兩種泰州學派若即若離的關係與各自的發展。     

《學術與傳統》自序

正余所治學,早年為古典文學和文學思想史,特別對《紅樓夢》與明清文學思潮用力較多。現當代文學和文學理論也曾涉獵,出版過幾種論著。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開始轉入學術史和思想史研究。引領我"出文入史"的是王國維、陳寅恪、錢鍾書三位學術大師。讀他們的書,如醉如痴,足以忘我,結果自己不想寫文章了。於是編纂了一套《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收晚清民國以還現代學者的著作四十四家、三十五卷、兩千多萬字,1997年出版,歷時七年時光。好處是使我有機會系統接觸現代學術的譜系,王、陳、錢之外的其他學者,也成了我熟悉的前輩老師。此處"老師"一詞,我     

蔣廷黻:學術史上的失踪者

蔣廷黻是民國時期最重要的近代史學者,中國近代外交史由其開拓,中國近代政治史也因其"現代化叙事"發生了極大變化,深刻影響了一代學人。然而由於政治原因,蔣廷黻的學術影響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大陸悄然消失了三十多年,直至國門重開,蔣廷黻的學術漸漸被大陸學人所認知。一個學術史上的失踪者極大改變了中國近代史叙事模式、情節,最近二十年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些不一樣,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蔣廷黻當年所建耩學術框架、學術方法。     

論同光體的形成、特徵與時代背景

首論同光體的特徵與提出時間。再從清詩風習之變看同光體的形成。清前期與中期詩壇有成就但均有所不足。道光、咸豐時期形成的宋詩運動,與桐城詩派都影響到五十年後興起的同光體。同光體詩派取清前期、中期諸家之長,糾其偏,棄不足,窺門徑,求新變,終能造就一代之成就。其三,清末詩壇形成衆多流派,本文辯析了三位前輩學者分派之説的異同。同光體脱穎而出,成爲詩壇的主流。其四,在武昌張之洞幕府的因緣際會,促成了同光體的舉幟揚旗。陳衍與鄭孝胥、沈曾植、陳三立是這一詩派形成的重要人物,衆多詩人追從效法。後來核心層人物主要活動於武昌、南京、上海等地。其五:同光體的興起與社會亟變、人心思變、思潮競起的晚清世運相關。其詩作反映這一轉軌時期的現實與内心的痛苦。民國前期,同光體詩派以清遺老爲主,繼續發揮領袖舊體詩壇的巨大作用,其後學分布在高校或文化界、軍政界,潜承同光體之傳統,出現學者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