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論

因了明代出了一位桀驚不馴的奇才李贄,著了一篇名標千古的<童心說>,五百年來争議論說不斷.李贄是一位汪洋恣肆的人,對先賢往哲的不恭,大似戰國時的莊周.於是重禮而主敬的大儒們,對李贄的"不敬"往聖是有些惱怒了.我們知道,李贄是一位愛駡人的先生,但他自己似乎也知道社會上的物議,乾脆著<三蠢記>以描述當時的歲寒三友:定見、深有和李贄.此三人者,李贊皆稱之為"蠢物".李贄愛駡人,而定見、深有不唯不恨李贄,反而親善之,李贄則自詡,"以我口惡而心善,言惡而意善也".     

羅振玉心迹新考——兼論與王國維的關係

一 清末民初的學林,没有羅振玉,自然也就没有王國维,這是舉世公認的.但身後聲名,羅振玉却遠不及王國维.     

政治罪惡論

序言一①國無政不立,政所以爲治之具也。雖然,蓋難言之。有國以來,爲政不齊,治亂之生伙矣。夫何長亂之轍多,而即治之機遠乎?若不可見其足以爲亂,常若過其所以爲治者焉。夫人民亦何賴於政,而徒繭首罥足,甘心以受其亂邪?盗者殺人攘貨,奪匹夫之命,掠訾算之財,而弗能逭於刑誅。且夫元惡大憝巨奸,乘時竊命,假威柄悍然據人上,逞其淫毒,以賊我元元。則羣懾伏於下無與之抗者,若天命然,斯亦足駴矣。彼元惡大憝巨奸者,皆必躬致尊盛之位,力握樞軸之任,生尸肥禄,死竊大名,利薈於一身,禍流於無窮。其始焦思堅謀,含螫礪爪,巧襲而競營,     

煉意略論

正元人王構《修辭鑒衡》卷一引《金針格》曰:"煉句不如煉字,煉字不如煉意。"《金針格》雖是一部僞書(書名或作《金針集》,或作《金針詩格》,舊題白居易作。又《仕學規範》卷三七引此語出《續金針格》,《續金針格》舊題梅堯臣作。《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八、《詩人玉屑》卷八所引《潛溪詩眼》擷其語,"煉句不如煉字"均作"煉字不如煉句",而認爲"未安"),但這兩句話卻是很有道理的,就拿"煉句不如煉字"來說,所謂"煉句",無非是詞語的調整,缺乏形象的創造。當然,     

繼成的人性論:道體論的論點

現實的人性之外尚有超越層的人性,這超越的人性被視爲真正的人性,而且被視爲人的原初狀態,這是主流理學家常見的主張。但現實之人限於感性與智性的生命分化作用,必然會偏離本性,所以學者需要透過逆覺的過程以"復其初",這種"復性"的主張也是理學工夫論常見的主張。理學家這種人性論一方面提升了"人"這個概念的高度,但一方面也造成理念與現實的矛盾。理學的道體論可視爲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之外的第三系,道體論儒者,反對復性説,但也反對自然主義儒學去除超越性的主張。道體論儒者的代表人物有張載、方以智、王夫之,他們主張繼成的人性論,也可説是體用互涵的人性論。他們主張人性具有無限性的本體之義,但作爲本體的本心需要在時間中展現,也就是在"繼"的活動中增加新的内容以完成本心,它也需要在空間性的對偶性中增加他者性的内容以完成本心。繼成的人性論具矛盾性的自我統一的構造,它是理學人性論發展的高峰。     

幽幽梅山坳

有人怀疑徐文翰老师,说他在梅山小学一呆就是几十年,必定是爱上哪个女人了。这些风言风语,早已飘进徐老师耳鼓,他想解释清楚,然而,向谁解释?这话到底是谁说的,他不知道。李老师安慰他说:贬作了你,也等于贬作了我,因为我是女人。人的心胸要开阔一点,谁个人前无人说,哪个背后不说人?你说是吗?徐老师连连点头说:那倒也是,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又不能封堵他们的     

云岭说梅

中国是一个梅花的国度,王安石的梅花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表现了我们祖先审美观里独立的、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慨,也说明梅为什么特别被人们所喜爱. 松、竹、梅岁寒三友,梅、兰、竹、菊四君子,都有梅的一份.就因为它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曹丕《典論·論文》“齊氣”發覆

曹丕(187-226)的“文氣說”對我國文學批評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他的理論體系中,“氣”是評論作家作品的一個重要標准,正如劉勰(465?-520)《文心雕龍·風骨》所言: 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有逸氣”.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并重氣之旨也.     

張佩綸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幕辛丑議約期間復出史實考論

張佩綸(1848-1903),字幼樵,號簣齋,直隸豐潤人.同治九年(1870)舉人,次年聯捷進士,授編修.歷任侍講學士、署左副都御史.中法戰争中受命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兼署船政大臣,戰敗遭褫職戍邊.     

海德格爾與中國思想的歷史轉機 與韓潮著《海德格爾與倫理學問題》一同思考

自1980年代以來,海德格爾研究在我國外國哲學研究領域一直獨占魁首,似乎我們從海德格爾哲學中看到了中國思想自我更新的契機。韓潮教授的專著《海德格爾與倫理學問题》曾得出這樣的結論:海德格爾與其說更接近尼采不如說"更爲接近"中國的"鄙薄仁義的老子"。然而,這部專著也揭示了海德格爾哲學的激追政治品質,以至於讓我們陷入如下困境:現代式的激進哲學何以可能與持守"中道"的中國傳統哲學相融。施特勞斯對海德格爾哲學的深刻批判告訴我們:古典哲學與現代哲學在品質上扦格難通。我們必須面對的真實抉擇是:跟隨施特勞斯回歸古典,還是跟隨海德格爾走向激進的實踐哲學。     

博南古道元梅

正梅属蔷薇科,有"花中四君子""岁寒三友"之雅称,全国200年以上树龄的古梅共有60余株。"博南古道元梅"植于元代,至今有近千年树龄,树高9.8米,胸径70.7厘米,基径71.9厘米;其生长于西南丝绸之路"博南古道"旁的博南古县治所在地花桥村,故得名。被《中国梅花品种图志》收     

論人文精神與未來世界

本文通過對於宋代新儒學、文藝復興、存在主義、美國社會批判思潮、當代新儒家等五個人文主義運動的分析,指出它們都具有保守、復古的意味。但其所以如此,前兩者是由於歷史原因,後三者則是由於自十七世紀以來,科學革命所導致的科技飛躍發展造成;并由是進一步指出:人類四百萬年來的整個進化歷程都是由(廣義的)科技變革所推動,而此歷程目前已經達到一個突變點,今後人與人類社會整體的變化將顛覆過去五千年人類文明所累積的人文觀念,面對此不可測之巨變,人類必須對本身今後之命運加以深思并作出抉擇。     

錢鍾書論《老子》

在中文學術著作裹,錢鍾書先生的&lt;管錐編&gt;是一部非常獨特的書.此書用典雅的文言寫成,選取&lt;易&gt;、&lt;詩&gt;、&lt;左傳&gt;、&lt;史記&gt;、&lt;老子&gt;、&lt;列子&gt;等多部中國古代典籍,分列條目,逐一評黠,而各條目之間并無系統的結構和明顯的邏輯聯系,看來似乎是傳統筆記的寫法.但此書又打通中西,旁徵博引,不僅引用中國歷代各類著作,而且從西方典籍中采取可資借鑒參照的材料,直接引用英、法、德、西、意、拉丁等不同語言的各種書籍,在互相比照中深入闡發中國古代典籍中一些具體片段的意義.這樣的寫法確實是前無古人,而只能産生在現代的學術環境裹,&lt;管錐編&gt;也的確是一部充滿了新意和新思想的現代學術著作.……     

正本清源論《壇經》

胡適對《壇經》的考證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引發的争議也較大。學界糾正胡適考證之偏的努力一直都有,《壇經》研究應該走出"唯敦煌本謬誤"的歷史性迷失。本文致力於正本清源地討論當代《壇經》研究及其問題,從認真反思《壇經》研究方法論入手,强調要走出圍繞敦煌本的真僞之争,用更加包容和更有國際視野的研究視角重新審視《壇經》研究的相關問題。今天,我們要擺脱《壇經》研究當中的歷史主義偏差,不要繼續徘徊在東方的"東方主義"窠臼當中。要强調對《壇經》研究的哲學方法,站在理性主義角度闡發《壇經》的哲學意義,從而在《壇經》研究方向上走出一條新路。     

論"汝語"——一位亡國之君的譫詩——對《世說新語》"爾汝歌"的還原闡釋

公元二八○年(太康元年)三月,當晋朝的大軍攻占石頭城,當金陵的王氣黯然而收,當晋武帝司馬炎(公元265-290年在位)實現其總齊八荒、一統江山的夢想的時候,他應該是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的;而面對他的階下囚孫皓(公元264- 280年在位)——一個荒唐、殘暴的亡國之君,他自然也是憑高視下、無所顧忌的。我們看《世說新語·排調》第五條的記述:     

論中國歷史上的年號

一論年號 "年號"是中國歷史上紀述年代的一種特有標識.它經常隨着新的元年而變换,所以也稱"元號".於是把建立年號稱爲"建元",改换年號稱爲"改元",而記述年號的書也多以紀元爲名,如<紀元編>、<紀元通考>、<紀元要略>等. "元"在古代典籍和傳統認識上都有重要的地位.<易·乾文言>和<春秋>中都很重視"元".因此建元也就成爲中國歷史上的大事,而在史籍中多有此一筆.     

先秦儒家與冥契論述

一 前言:溯源出來的道統 理學家在建構神聖譜系的過程中,通常以溯源的方式樹立起"原初"的正當性,"原初"是未受到佛、老影響、未受到科舉等功利欲望干擾的原始儒家思想,由於没有受到"污染",因此,其學可謂是正統的.①溯源以求正當性,這樣的思維方式根深蒂固,源頭很長,耶律亞德(M.Eliade)所謂的"太古存有論",許多民族都有這樣的思維方式,中國亦不能免.     

梅影集(节选)

正~~     

經學史上的獨特景觀 論晚清公羊學的理論創造活力

對於影響深遠的"經學"不能籠統地看待,而應當歷史地、辯證地建立起經學演進"三階段論"的觀點,即:"傳統經學時代"(清中葉以前)—"經學時代的終結"(晚清)—"以史治經、對經學進行客觀研究的時代"(二十世紀初以後)。這不僅對於經學史研究,而且對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都是很有意義的今文公羊學在東漢以後曾長期消沉,但因其具有政治性、變易性、解釋性諸項精義,至清中葉以後國内外危機四伏之時,公羊學遂得以復興,與時代潮流相激蕩,展現出非凡的理論創造力,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力地回應時代的迫切課題,龔自珍唤醒國人認識專制統治"衰世"的到來、倡導實行改革,魏源呼吁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康有爲將公羊"三世説"與西方近代政治理論相結合,提出了維新變法的理論綱領,成爲近代向西方學習真理的出色人物。晚清公羊學風靡海内,騰挪跌宕,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的進程和學術的變遷。對此作專題探討在哲理上有深刻的啓示意義:傳統文化中有向近代文化轉變的内在基礎、内在動力;晚清時期雖然危機深重,但又是中華民族克服難危局面、有識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的關鍵時期。我們可以形象地稱之爲"經學史上壯觀的夕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