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兼士《廣新方言》研究

《廣新方言》是沈兼士语言文字學尤其是方言學成就的重要學術著作。由於沈兼士早年的事迹罕爲人知,平生以字行,本名反而被人遗忘;在乃師章太炎《新方言》影饗下而撰著的《廣新方言》,也焉世人遗忘至今。文章從考證沈兼士的本名着手,證明署名沈擎的《廣新方言》一書乃沈兼士的著作,進而封《廣新方言》的编纂體例和训释條例、音轉理論、語言學償值及其性質等方面進行詳細研究,以见沈兼士在近代中國學術與政治上的貢獻。《廣新方言》一書的發现,不僅爲考察沈氏早年生平與學術提供了寶貴数據,而且是探究沈氏學術與思想變遷的關鍵,爲研究中國近現代學術的傅承與中國方言學從傅統向现代的轉型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歷史文獻。     

林語堂與昊經熊信仰歷程之比較

一 林語堂(1895-1976)是中國現代著名文學家、語言學家、學者.昊經熊(1899-1986)是二十世紀中國享有世界聲譽的法學家、人文學者.二人是中國現代史上兩個著名的基督徒知識分子,分別著有《從異教徒到基督徒》①與《超越東西方》,對自己的信仰歷程進行了詳細記述和深入剖析.林語堂出生在一個兩代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從小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又重新恢復了對基督教的信仰.     

金克木入聘北大的經歷及其與季羡林的學誼

金克木先生被視爲現當代學術史上有名的自學成才的大學者之一。他的學術生涯是中國東方學學科史上獨具特色的一頁。從1948年秋被聘至北大任教,金克木就一直在紅樓和燕園工作,與北大互相成就,逐漸成爲與季羡林并重的中國東方學家。本文利用新見的信札、檔案等史料,梳理金克木入聘北大的經過及其與季羡林的學誼,爲深入認識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初期的學科建設與中國東方學的發展歷程,提供新的闡釋。     

張宗祥先生編年學述

張宗祥是一位集文史研究與古籍校勘於一身的學者,且又擅長書法與中醫學。他的艱難成長於學術是思想加經典勵習的積纍。其書學思想的關鍵詞是"筆力、忌俗和氣滿"。《中國戲曲瑣談》顯示了他在中國戲曲研究上的創見性與實踐性,文史研究奠定了其在晚清作爲國學殿軍之一的學術地位。而學術個性的展示,則印證着潘天壽、陸維釗、沙孟海等向其執弟子之禮的緣因。     

“求是”与“致用”——章太炎學術思想覈论

“實事求是”與“經世致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思路。雖說为人为己、成德成學、有用無用之類學術分途的辨析,先秦以下代不乏人,但真正標榜並實踐儒家經世之學的,當推明清之際諸大儒;而把求是之學推到極致的,則是隨之而來的乾嘉學派。清代學者談求是與致用,態度都比較決絕;到了晚清,求是與致用之爭更演變成了既含學派又含政術的大論戰。這場論戰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影響,至今仍未消除。這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學術是非之爭,更多的是體現適應傳統變革要求以及面對西方思想文化衝擊時中國知識分子     

誰能使中國恢復“大國”地位“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三思

引言學術和文教體制從屬於主權國家,受主權國家利益支配——如果一個中國人在國外(比如美國或日本)接受大學教育和學術訓練并進而獲得教職,接下來的生涯就得爲所在國的文教體制效力.倘若所在國的國家理由與中國的國家理由并不一致,這類華僑學人的學術位置就面臨某種尷尬,這種情形尤其見於社會科學領域——最突出的莫過於政治學的中國研究.     

打破道統重建學統清代學術思想史的一個新觀察

一 前言:從"傳統學術轉型"觀察清代學術思想史 "中國近代知識轉型"(Constructing Modern Knowledge in China, 1600-1949)是一個龐大且具重要意義的課题.欲探討這個近代史上中、西學術援引、裂變與互滲的複雜過程,至少得從兩大面向展開:一是探討中國傳统學術自身的統系及變化,一是尋繹近代科學式知識在中國的建構過程,而前者尤其重要.無後者,固不足以知中國學術知識體系的近代性發展;無前者,則不僅無以知吾國傳統學術體系及特質,更將因學無所據而不知如何展開中西比對.     

中國早期的“避兵術”

中國早期的"避兵術",如以道避兵、蟾蜍避兵、琥珀避兵、太一避兵,反映了先秦秦漢時期數術方技之學存在的深厚背景,細化到兵學思想體系之中,形成了兵陰陽類文獻中的避兵思想。相應地,以數術方技之學爲契入點,對思考避兵思想與道家中的養生思想、道教中的符箓傳統的關係提供了一定的幫助作用。     

“章門弟子”繆篆的平生交游與著述

"章門弟子"繆篆(1877-1939)係民國時期人文學者,早年留日,歸國後一度從政,後師從章太炎先生,其治學堂廡甚廣,於儒釋道三教及諸子學、語言學、文獻學、西方哲學乃至基督教神學,皆有所涉。曾任教於厦門大學、中山大學。繆篆平生著述等身,生前在海内外學界卓有影響,與蔡元培、馬相伯、魯迅、釋太虚及法國學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等有學術交誼,亦旅法宗教學者林藜光(1902-1945)之師。繆篆也是"章門弟子"這一民初重要學術群體中唯一一位純以哲學爲志業的學者,其思想自成體系,然半個多世紀以來,其人其著幾乎被學林淡忘,本文廣泛搜羅材料,鈎沉索隱,對繆篆平生學術交游與著述給予了盡量詳細的考證。     

编后

對中國文化與中國學術的研究如何深入一步,發為文章不人云亦云,時有創闢勝解,並進而解開困擾人們靈智的一個個學術網羅,是關心中國學問的人文學者當前亟待解决的問題。去年九月本刊在滬召集座談會,許多學界前輩曾提出這方面的建議,本期“文化學術動態”欄約略有所報導。     

“經”與經學 《經學與現代社會》之一

本文闡述了中國——"經"之形成,着重梳理了古代六藝向六經發展的歷史脉絡,此爲中國歷史之大事。孔子改革六藝的內在根據即以仁爲本的德性自覺,作者將之稱爲"性情",孔子由此開出"爲己之學"的理路,奠定了中國學問的根基。雖經秦火,但學術傳統未斷,漢代學者即在此繼承上建立起國家所支持的"經學"。     

學人寄語

正馬一浮先生一個重要論斷,是以國學爲六藝之學,以六藝該攝一切學術,包括諸子、西學等在內。在現代學術中,這個說法顯然不是主流。但當代學術的確越來越重視六藝之學。馮友蘭先生晚年反思自己的中國哲學史硏究,特別提出忽視了經學傳統,尤其是易學。其弟子、我的老師朱伯崑先生著《易學哲學史》,系統梳理易學在中華民族理論思維方面的貢獻,是對馮先生中國哲學史硏究的重要補充。     

方東美對原始儒家的哲學阐释

方東美(1899-1977)長期在中央大學、臺灣大學等校從事西方哲學、中國哲學的教學,同時,又是一位立場鮮明的哲學家。他兼通中西哲學,形成了自己的認識體系,并創造了自己的哲學體系。他對原始儒家的研究,成一家之言,在现代儒學學術史與现代哲學思想史上有一定的地位。本文試作論述。     

論朝鮮時代女性文學典範之建立

一 引言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關於"文學典範"或"文學經典"的問題,在歐美理論界成為討論的熱點.從九十年代開始,這一問題也受到中國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在中國文學批評傳統中,雖然將風騷傳統的代表分别冠以"詩經"和"離騷經"①,但此後的文學典範就難以用"經典"命名.在談到"經典"或"典範"的規範意義時,通常以格、式、條、例來表達,在推崇某一作家、作品的崇高偉大時,往往使用上品、第一、正宗、大家等語彙.這些術語和語彙也同樣貫通於漢文化圈諸國,流行在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地的傳統文學批評中.如果忽略其表述上的差異,而注重其實質上的涵義,它們與今人使用的"經典"或"典範"一詞是可以大致通約的.     

時間軸綫上的“東方專制主義”

"東方專制主義"是西方學者用於定義東方古代政治形態的詞匯。在冷戰時期,這一詞匯又被用於定義東方國家的政體形式。此詞就此具有了時間軸綫上的貫通意義。中國學者站在"東方"立場對"西方"學者的"東方專制主義"斷言進行了辯駁。辯驳圍繞西方學者對東方政治複雜性的不了解,以及服務於冷戰需要的政治目的性展開。這類辯駁,局部澄清了"東方專制主義"理論的含混與失當。但拒斥"東方專制主義",并未離開以時間軸綫觀察東方、尤其是中國政治的進路。而只是提供了另一條時間軸綫,即中國政治自古至今有着自己的一條反專制的時間延展綫索。可以説,僅僅在時間軸綫上將東方政體命名爲專制主義,抑或是命名爲反專制主義甚至是自由主義,都輕忽了古今政制轉型的空間結構變化。因此二者都是一種歷史决定論的、物理時間偏好的產物。     

编後

如果闡釋學的循環闡釋(bermeneuitic circle)理論我們可以接受的話,那末對研究主體和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以及相應的研究方法不斷回思、省察,應成为學術與文化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一環。为此本期特闢“中國文化研究的檢討與展望”專欄,刊出三篇專論:一为李學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時代”》,結合現代考古學的發掘成果,提出在本世紀產生巨大影響的古史辨學派,一方面對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今天我們應該從“疑古”     

蔣廷黻:學術史上的失踪者

蔣廷黻是民國時期最重要的近代史學者,中國近代外交史由其開拓,中國近代政治史也因其"現代化叙事"發生了極大變化,深刻影響了一代學人。然而由於政治原因,蔣廷黻的學術影響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大陸悄然消失了三十多年,直至國門重開,蔣廷黻的學術漸漸被大陸學人所認知。一個學術史上的失踪者極大改變了中國近代史叙事模式、情節,最近二十年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些不一樣,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蔣廷黻當年所建耩學術框架、學術方法。     

《柳如是别傳》補證三則

季羡林先生在談到陳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時說:"寅恪先生曾在幾個歐美國家留學,在德國時間更長,受業於Heinrich L u derS(亨利希.吕德斯)諸大師,學習梵語及其它古代語言文字,深通德國學者的治學方法.     

走出“疑古时代”

本文是李學勤先生在一次小型座談會上的講演,着重談到了現代考古發現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意義,講演者尤其痛感“疑古”思潮在當今學術史研究中產生的負面作用,於是以大量例證指出,考古發現可以證明相當多古籍記載不可輕易否定,我們應從“疑古”思潮籠罩的陰影下走出來,真正進入“釋古”時代。     

"反法之儒":晚清國人學習西方的原動力再思"傳統"與"新文化"之一

從"差異原則"理解儒家 最近,儒學、國學的傳統話題很熱鬧,但是,我們通常在用語言來表述某種意思的時候,經常有所謂的符號和我們要表達的意思之間的關係問題.當代語義分析的研究表明語言解釋的空間是無限的,同樣的話語可以表達很多不一樣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思.比如人們談儒學,同樣是談儒學的人,這之間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這就是索緒爾講的"任意原則".如果是這樣,語言還有什么意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