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家族

《李将军列传》是《史记》名篇之一,在文中司马迁刻画了以李广、李陵为中心的李氏家族的形象,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家族是当时一类人物的缩影,司马迁创作此篇的意图也很复杂,本文通过分析《李将军列传》,并将它与《史记》的相关篇章进行比较,寻找造成李广家族悲剧命运的原因。     

浅议司马迁与口述历史

《史记》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后世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不仅饱读各种文献史料,而且游览过华夏各地。故《史记》的写作来源不仅仅局限于文献,还有很多是太史公在各地考察时所采纳到的传说和当地民众的口述内容。本文对《史记》的口述史部分进行了简要分析。     

司马迁“以德治国”的思想内涵

司马迁在继承前人“以德治国”思想的基础上独创了司马氏“一家之言”,通过天道这一中介将这个思想客观化、本源化,并提出简政省事、以身作则、奉法循理、的民同利等一系列完整的思想     

司马迁自然哲学与《史记》社会哲学

《史记》无论结构还是内容都深受司马迁自然哲学思想的影响。司马迁采用“法天则地”的类比思维,寻找哲学启迪和理性升华,通过公理化方法构想人类社会运行的大道。社会哲学的核心是德配天地,大德与天地同德,并贯穿于礼、乐等一系列哲学范畴和社会思想之中。从自然之序得出人类社会应该有纪序,有纪序就必须有社会规范,“盛衰之道”在于德。希冀天人欣合,载物养生,万物俱荣,人与自然、人与人实现和谐同昌     

从《廉颇蔺相如列传》看《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性历来都受到世人的推崇.以其中一篇代表作<廉颇蔺相如列传>为剖析对象,按文学作品诸方面的特点作粗浅分析,旨在进一步地说明<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性.     

论司马迁的天命崇高思想

司马迁在对待天命问题上受到孔子“纪异而说不书”态度的影响,主张保持天命的深微与崇高特性,反对将天命教条化和方术化,反对滥用占星术。这种天命崇高的思想是司马迁既提倡天命又揶揄和贬损神仙方士、阴阳家和不合规范的占星术的根本原因。     

浅析司马迁创作复仇故事的特点

复仇故事是《史记》中的重要材料,司马迁创作复仇故事有其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历史真实基础之上进行合理必要的想像与虚构;在历史真实的描绘中透露出一种悲壮昂扬、愤激苍凉之情;有意识将复仇历史进程情节化、故事化、戏剧化;将复仇人物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进行塑造。     

论司马迁的文化复仇观

《史记》中的复仇有宗法复仇、士林复仇和文化复仇三种形式,前两种复仇形式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影响,文化复仇则是司马迁从抗争悲剧命运中独创的。其动力来源于人生的困厄与耻辱,其方式是诉诸文化学术著述事业,其特征表现为对个人恩怨的超越,其目的是对此前耻辱实现补偿和过补偿。文化复仇揭示了文化学术事业的功能与历史地位,拓展了人的深度与广度,并给人类留下了积极的文化成果。     

大一统视域下的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

司马迁大一统民族观指导下的炎黄共同体理论背后隐含着三重内在逻辑,即大一统的王朝观,通过探讨大一统王朝的民族分布格局来证明汉王朝的大一统源自“华夷一体”“天下一体”;“华夷共祖异族”观,“共祖”与“异族”辩证统一,凸显“天下一家”的“华夷之辨”;以华统夷的“汉为天下宗”,在炎黄共同体内“华夷有别”,“以华统夷”不是由血缘决定的,乃民族文化差异所致,刘汉王朝是唯一具备合法统一“华夷”的“天下宗”。它们还是炎黄共同体理论的终极目标,昭示出“华夷之辩”是如何从战国时的“华夏一统”发展成为司马迁的“华夷一统”。司马迁大一统思想主导下的炎黄共同体理论可视作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进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对后世的民族观、历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理论。     

论司马迁对政治功利性的批判——基于历史散文《史记》与《左传》对“重耳之亡”的分析比较

通过对《史记》与《左传》关于“重耳之亡”的比较,发现司马迁对于史料摒弃了原有的“礼”的形式,批判了以“礼”为掩饰而行私利的政治的虚伪本质,表现了他卓越的历史洞察力和对仁政的向往.     

司马迁创作心理刍论

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考察,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创作心理主要表现在:司马迁在创作中始终处于理性思辨与激情冲动交变的状态;作者将其强烈的功名心理处处显露于对历史人物的选择与刻画之中;《史记》在体现作者高度的实录精神同时,又鲜明地展示了作者主动以艺术家心态著史的特征。《史记》是司马迁伟大人格和人生价值的明证,堪称社会史诗与心灵史的完美结合。     

“五维度总体性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

"五维度总体性理论"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哲学框架与文学史哲学框架,这一理论框架是为了对人类社会文化史与文学史进行总体性分析与把握,立足于特定的"理想类型方法"而提出来的。"五维度总体性理论"的基本问题即是对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行揭示与阐释,并通过相关的历史分期来把握人类社会文化的总体性特质及其流变。在"五维度总体性理论"中,原始时代、古典时代、近代、现代与后现代是依次相序的,但这并不是一种线性序列,于其中存有着复杂的相关社会文化形态、质素及其意向的斗争、更替、延留与创生。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中,理应确立20世纪中国文学总体性特质之混杂性、复杂性与阶段性的观念,通过"近代性历史叙事框架"、"现代性历史叙事框架"与"后现代性历史叙事框架"及其整合进而达成特定的整体把握。     

论钱大昕考校两《唐书》的成就

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最有成就的史学大家,所撰《廿二史考异》代表了当时考证史学的最高成就,而考校两《唐书》是其最主要的内容之一。钱大昕不仅对两《唐书》作了精详的校勘,指出文字的脱、衍、倒、重并纠谬正讹,还对两书在编纂中出现的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彼此重复等弊病一一论述,同时就两书所及官制及氏族问题深入研究,探幽发微并进行概括总结,全面反映了钱大昕考校两《唐书》的成就。     

明末中朝海路交通线的重开与中朝关系——以李民宬和赵濈的《朝天录》为文本

明朝末年,由于努尔哈赤的女真兴起于东北,使得中朝间途经辽东的陆路交通线受到威胁而中断,关闭了多年的中朝海上航线得以重新开通,从此再次成为中朝两国使节往来的主要通道,直到清朝亡明之前。期间,朝鲜使臣李民宬和赵濈所著的《朝天录》详细记载了中朝海上使行往来的路线,并对使节到达燕京后围绕仁祖反正展开的交涉活动做了实录式的描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司马相如与扬雄赋对于《楚辞》语词祖述之异

司马相如与扬雄是西汉著名的辞赋家,他们的创作都以《楚辞》为祖式之模范。然则赋的铺陈在于语词的运用,名物的搜罗,从司马相如与扬雄赋祖速《楚辞》语词可探,相如赋以流动灵活见长,而子云以古雅深沉胜出。对其语词祖述现象进行类考并分析其祖述之异及原因,得出二者作为文人与学者在西汉盛衰两极、不同时代、不同境遇、不同的学识修养下对社会生活有着不同的关照感悟。     

隋唐长安商业市场的繁荣及其原因

隋唐长安商业市场的繁荣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市场内部店、肆、铺、邸空前增多;二、来长安经商的各地商人很多;三、市场上商品品种比前代大为增加;四、商业内部的行业分工更加细密,行业显著增多;五、商业活动逐渐冲破传统坊市制的束缚。这些都标志着当时长安商业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隋唐长安商业市场的繁荣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有利因素:隋唐两代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币制统一;水陆交通发达及西域商路通畅;长安及关中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长安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独特地位。正是在上述诸种有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隋唐长安商业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     

论秦汉政治文化整合过程中法家思想的变异

在秦汉政治文化整合过程中,法家思想大都得以落实。然而,在此过程中,法家思想发生了变异,集中体现在法家真精神的遗失。法家法的精义、变革现实的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贵公抑私精神及法、术、势结合的理论体系等发生了变异,这些变异使得法家后来成为封建专制政治的帮凶。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需要剥离和清除这些消极的东西,以为我们的社会确定一个良好的文化基础。     

汉代“荧惑”星占及其政治功能探析

荧惑（火星）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视为灾星,在汉代星占学上备受关注。其占辞多与兵、丧、饥馑、疾疫等灾害紧密相联。在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下,荧惑入太微、守心、守犯舆鬼和南斗及与其他行星合犯等严重失行天象都被视为重要灾难降临的征兆,成为大臣、儒学经师等劝谏帝王修身养德、推行仁政的重要借口,在两汉时期的政治运作中发挥着极其独特的作用。     

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

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表现在四个方面(一)由简单的记事向复杂的写人发展;(二)人物类型由上层逐步向下层扩展;(三)作者感情由隐而显;(四)风格由简朴、单一向纵恣、多样发展.     

20世纪中国社会人道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

人道主义思潮随着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兴起而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大致贯穿了此后20世纪中国的思想史。从“五四”时期对人道主义的宣扬,到20年代末期人道主义思潮在主流文论中开始失势,以至在其后的几十年中被当作革命思想的对立物受到批判和责难,再到80年代初,尤其是90年代以来人性、人道主义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并在学术界形成广泛的共识,人性、人道主义经历了由肯定、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历程。人道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命运,折射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