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调控视野下青少年轻罪记录消灭制度探究

青少年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建立,不仅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和法治的生态调控功能,也符合我国对法律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求。从适用条件、运作程序、法律效果等三方面构建精准理解和把握青少年轻罪记录消灭制度建立的要件,规范制度执行,逐步建立起符合青少年行为规律的生态调控机制。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达到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的目的。     

积极刑法观下我国犯罪记录制度的梳理与完善——基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犯罪二分的视角

“犯罪记录”与“前科”的概念来源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前科报告制度,二者是评价对象与评价结论的关系。受积极刑法观的影响,轻(微)罪记录制度亟需变革。微罪是法定最高刑为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轻罪与重罪的分界线应设定为5年有期徒刑。从立法与实践、犯罪学以及刑罚正当性的角度来看,消灭微罪和未成年人部分轻罪的前科是解决犯罪标签问题的最优解;考虑到成年与未成年犯罪人的差异,对成年人的部分轻罪记录予以封存并细化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的范围,可以更好地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保护。犯罪记录制度的完善要处理好与累犯制度的关系,并合理设计前科消灭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具体适用条件。     

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构想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为使有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无痕迹"地回归社会,近年来,中国法学界和司法界一直关注和调研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我国尚未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本文从我国现行法律基础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出发,分析了我国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现实基础,分析了我国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我国建立该项制度提出了构想。     

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思考

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更加注重未成年人的再社会化以及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对此,学术界普遍呼吁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这一制度与国际刑事立法的精髓相契合,符合青少年法治的精神,同时能够消除犯罪标签以及前科报告制度带来的不利影响。虽然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正在进行不断尝试,但在刑事立法上还处于空白状态,处理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与刑法、刑诉法的冲突与衔接意义重大。     

“归零”轻罪记录,有利于浪子“回头”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崔亚东在审议两高报告时说,瓮安6·28事件中,政法机关对违法青少年实施违法及轻罪犯罪记录消除工作,激发了100多名违法青少年     

浅论在我国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的必要性

未成年人犯罪无论是在特点方面还是在成因方面都与成年人犯罪有着显著的区别,所以应当建立符合未成年犯罪人特点的各项司法制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即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这不仅能够帮助未成年犯罪人走出其在服刑完毕后重回社会时所遇到的困境,也能够体现我国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重视、顺应我国的刑事政策,更能够顺应青少年犯罪治理的世界发展潮流、符合青少年法治的精神,能够切实地保障未成年犯罪人受到公平对待的权利。     

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研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趋向于活性化和轻刑化,而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都较小的轻微罪犯罪标签化却越发严重,构建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迫在眉睫。然而,前科报告制度、缺乏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具体设计及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阻碍着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因此,要构建完善的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要兼顾两方面：一是明晰轻微罪罪责轻实质、肯定前科消灭制度;二是从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主体条件、考察期、实质条件方面探索实体构建,并以轻微罪前科消灭申请、审批与撤销的程序设置为实体构建提供保障,以完善的前科报告及评价制度、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完善的犯罪人犯罪记录保护机制作为配套设计,以推动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落地生根。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法律问题分析

我国虽然已经开始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是目前的制度实验仍然属于过渡性措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仍然缺乏整体上的过渡性和试错性。具体来说,表现为判定封存的适用标准过于机械化,封存记录调取留有"后门",程序性规定不够具体以及并未与其他法律规范形成良好的衔接。从法律制度的完善上讲,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的过程,就必须恢复期作为实验性制度的广泛性、过渡性和试错性。     

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研究

刑事污点制度对当事人尤其是未成年人不利的评判效应,对未成年人的发育成长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有违刑事处罚的目的,我国应当确立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在适用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定的要件和程序。法定的要件包括一般要件和实质要件;法定程序包括申请、管辖和受理、审理和监督、裁定和送达等具体程序。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具有消除犯罪记录、改变法律评价和免除前科报告等法律效力。     

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优化路径选择——以危险驾驶罪为切入点

在以危险驾驶罪为代表的轻罪比例持续提升的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制度愈发与权利保障发生冲突,已经成为刑事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对犯罪附随后果进行全面检视和优化,对设定渊源与适用范围进行限缩,阻断犯罪附随后果适用的进一步扩张,并引入司法救济和前科消灭机制限制不利影响。程序上可以通过扩大酌定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以出罪机制限制犯罪附随后果的处罚范围。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犯罪附随后果数据库,为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与救济提供明确指引。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于后续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的影响;也即封存是否等于消灭,立法并未进行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容易引起争议。对于如何处理封存制度和前科消灭制度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应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从刑事政策及制度设计本身的目的出发,采取"两步走"的方法,以达到刑法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之目的。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研究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和再犯罪率都呈明显上升趋势,如何有效地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并使其成功回归社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西方许多国家设立了前科消灭制度,为未成年犯罪者的改过自新提供了宽松和谐的法律环境,这有效地预防了未成年犯罪者的再犯罪。笔者认为,立足国情,我们也应构建适合我国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论前科消灭制度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的意义及其建构

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引入前科消灭制度,可以充分发挥刑罚的教育和预防功能,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特殊保护原则。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性质是前科身份及其法律后果的消灭,我国应在适用对象、范围、实质条件以及程序方面率先进行立法建设。同时,司法机关及社会公众也应为该制度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心理支撑。     

确立"前科消灭"制度之研究

理性地审视一下我国现行的前科制度与实践呼唤“消灭前科”之要求两者之间的脱节 ,我们很可能无法不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下 ,“前科消灭”制度应有它的一席之地 ,这不仅在制度层面与我国一贯的刑事政策相适应 ,而且在功能层面上完全满足相应的社会要求 ,有利于预防犯罪 ,有利于对具有犯罪记录的人形成一种激励机制 ,鼓励其认真悔过 ,并能够顺利重返社会。     

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新途径：体育运动

青少年犯罪是当今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教育以书面内容为主,以说教的方式进行,常常因内容深奥空泛,形式单一枯燥难以激起学生的兴趣,效果不甚理想。体育运动能防止青少年无所事事和时间的不合理消耗而犯罪;促进心理健康,防止青少年因挫折而产生的攻击行为;增强青少年与社会的联系,减少青少年越轨行为;增强青少年规则意识,培养青少年对道德和法律的信仰而达成预防其犯罪之功效。体育运动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一条新途径。     

青少年司法改革仍需努力

1998年,英国工党执政后针对青少年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改革,颁布了《犯罪与扰乱秩序法》,并成立了青少年犯罪研究小组（YOTs）和青少年司法委员会（YJB）监督青少年法律体系的运作,以降低青少年的犯罪率。最近英国犯罪与司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探析

前科作为一项有罪记录,会使行为人丧失一定的民事或行政上的权利、资格,对未成年人而言,前科对其生活以及回归社会的负面影响更为深远和严重。因此,无论从从实现刑罚目的的角度考虑,还是从保护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需要出发,我国均有必要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     

论我国轻罪案件出罪机制的逻辑与路径

轻罪化立法从根本上推动了我国刑事犯罪结构的重大变化,结合轻罪特殊属性展开出罪机制建构是适应犯罪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以应然价值为导向寻求轻罪出罪的立法建构固然重要,但尊重现实从既有规范制度展开探索则更为关键。因此,必须正视当前轻罪化立法格局已然形成,司法重刑主义倾向并未得到有效转变的轻罪刑事治理客观现实,理性认识到推进轻罪出罪机制建构的政策逻辑、实践逻辑以及内在理论逻辑。基于此,在轻罪治理理念上需以消极主义司法消解积极主义立法的客观隐患,实现以出罪思维优位于入罪思维的现实转变;在实体规范上应激活既有规范出罪功能,以罪量要素的目的性解释为关键,强化“但书”及免予刑事处罚等规则在轻罪治理中出罪出刑作用的发挥;在程序规范上,应以既有制度改革为契机,深度挖掘酌定不起诉等制度内在独立的出罪价值。     

环境犯罪治理中的生态修复：困境、定位及出路

生态修复是近年来环境犯罪治理的重要议题。当前,司法实践中生态修复适用依然存在定位混乱、缺乏激励、监督不佳等问题。立足于自身性质与犯罪治理的现实追求,生态修复应定位于环境犯罪刑罚从宽之认定条件。如此定位下的生态修复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保护客体、理念、性质、程序、制度方面具有高度契合性,故建议将生态修复纳入环境犯罪案件认罪认罚机制,实现环境犯罪的有效惩治和生态环境的有效恢复。这一构想在制度层面具有现实可行性,程序上可提升诉讼效率,实体上可形成阶梯式量刑激励,同时以检察机关为主导,联动各部门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确保生态修复的质量和效果。     

社区矫正对犯罪青少年的帮助改造作用

分析我国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及原因,比较研究国外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制度。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发展社区矫正制度应建立健全青少年重刑犯社区矫正制度、选择适合犯罪青少年特点的社区矫正项目、强化社区矫正监督、杜绝社区矫正腐败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