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乡约》传统意蕴与德治思想研究

《吕氏乡约》作为传统乡约德治典范,分别从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个方面提出指导性规范,体现了向善向上的价值追求、赏罚分明的公正理想、礼尚往来的友善思想和帮扶共进的互助精神,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治理中村规民约的创新制定和德治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基于此,对《吕氏乡约》的传统意蕴与德治思想展开了研究。     

《白鹿原》与《吕氏乡约》

《吕氏乡约》是北宋时期由吕大均制定并由吕氏兄弟在蓝田推演的中国第一部成文的乡村民约。它体现着乡土中国,士绅阶层以＂知识—权力＂结构模式而实行的民间自治思想,凝结着儒教文化礼乐刑罚并重的集体无意识。陈忠实发现并对它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使其成为《白鹿原》中呈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具象,因此,剖析《吕氏乡约》在小说中或显或隐的结构便是研究近现代乡土中国的典型标本之一,由此不仅能够解开民族秘史的诸多重要症结,而且也能够了解儒教文化遭遇现代化的种种困境。     

闽村的"乡约制度"与当地民间社会性格

从闽村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乡约制度”的形成和实例的文献取证设论，描述闽村的“乡约制度”与当地民间种种社会性格之间的种种关系：“长老之设”、“敬天酬神”、“礼法取向”的自治性质和自愿原则，村民受约、自约和互约的乡土社会成员共同生活和共同进步的理想，乡约与地方行政制度之间的关系等，展示在传统的乡村社区里，民间社会性格在社会制度价值取向上的双重性，以及如何在二者之间达到相对的平衡状态，以维护乡村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正常秩序。     

论唐五代宋元的社条与乡约(二)——以吕氏乡约、龙祠乡社义约为中心

本文主要从敦煌社条、<吕氏乡约>、<龙祠乡社义约>的结构、内容、性质等角度探讨了唐五代宋元乡村私社与乡约的关系,分析了这一时期乡村民间组织的转变和社会互助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乡村的乡民、乡绅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论及了国家控制乡村与乡村自治等相关问题.     

试论《学校》对清议和乡约的继承与转化

以往学者们对黄宗羲《学校》进行研究时,往往忽视其所凭借的传统资源。实际上,黄宗羲一方面继承了“清议”的民主精神,另一方面改造了“乡约”模式,将二者融合在学校之中,重新认识了学校职能,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初步具有现代民主政治色泽的“公其非是于学校”的议政思想。     

国家与社会:明清时期福建泉州乡约的地域化——以《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为中心

明代福建泉州乡约大规模推行是在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当时泉州推行乡约是在知府、知县的号召与士大夫的积极参与下实践的。明朝推行的里社制度与乡约的精神非常接近,推行乡约又借助了里社。由于社庙演变为神庙,乡约与神庙产生了密切联系。清代泉州推行的乡约与保甲混合,而在基层社会行政化。所庙合一,约保合一,致使乡约在基层社会扎根,实现地域化。士大夫倡导乡约,不可避免地同传统的民间信仰发生关系,但不是与传统民间文化对立。从区域社会文化的视角看待碑铭,碑铭显示出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社会史资料价值。碑铭是研究地域史的重要资料。     

清代乡约基层行政管理职能的强化

清代乡约基层行政管理职能的强化,主要表现为乡约被赋予基层司法、稽查奸宄和催粮办差等职能。乡约基层司法权威的增加,是老人制度衰落的结果。乡约被赋予稽查职能,则是保甲稽查效果不佳造成的。而清代乡约催科的普遍化,则是以里甲制的衰落为背景的。因此,清代乡约的官役化,不仅是国家权力逐步下移的过程,也是其他基层社会组织职能向乡约转移的结果。     

乡约、保甲长调处与清代民事纠纷解决

民间调处是清代民事纠纷解决的重要形式,乡约、保甲长调处则是民间调处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乡约、保甲长的职责以及他们在官府与民间之间所扮演的联系作用,使他们成为民事纠纷民间调处的调处者角色。在清代诸多民事纠纷民间调处中都可以见到乡约、保甲长的身影。乡约、保甲长进行的民事纠纷调处对清代民事秩序的维持起着重要作用。     

《南赣乡约》的社会政治功能与借鉴意义

明代王阳明推行的《南赣乡约》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政治功能,恢复了当时遭受严重破坏的农村社会秩序,强化了乡民对既存政治体系和主流价值的认同。《南赣乡约》对于当下的村民自治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古代乡约与生态文化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留存很多古代乡约,各种乡约体现的生态保护意识非常鲜明,从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图腾崇拜、习俗习惯,再到各地区民众达成共识、写入乡约,生态意识都尤为强烈,这也形成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的一大特色。集行为约束的法规性、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性、人文和谐性三者于乡约,使得当地民众在保护生态的过程中,除遵守法规外,更多表现为一种内在的自觉。乡约既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的重要特色,也是其生态环境得以保护的重要方式。     

《南赣乡约》在潮州的施行

考察王阳明《南赣乡约》在潮州推行的案例,可以看出:明代中期,潮州的士大夫们将习得的符合国家正统的知识——以"礼"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付诸实践,把国家文化正统制度化为乡村社会的思想行为准则;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挥着比宦潮官师更加重要的作用,他们才是国家文化正统在地方社会制度化过程中的真正参与者和主导者,正是他们在主导着乡村社会的建设。     

乡约:儒者经世思想的践行——读《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

<正>乡约作为地方社会组织,始于北宋,盛于明清,其活动皆与乡村的礼俗教化及社会治安有关,但其性质与功效却随时地人情而异。乡约不仅为历代有志经世儒者所向往,也为近代学者所重视。早在1930年代就有杨开道、梁漱溟等学者进行关注,后来国内外的学者如铃木博之、Kandice Hauf、朱鸿林、常建华、卞利、段自成、曹国庆等从不同的侧面对乡约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少有关于乡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书籍问世。董建辉的《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下简称《明清乡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在全面梳理和把握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前人未曾关注或关注不够的问题作为切入点,从理论     

明代中期徽州的乡约与宗族的关系--以祁门县文堂陈氏乡约为例

宗族具有悠久的生命力,作为前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之一一直存在下来。因此不能否认宗族作为乡村社会运营中的重要因素而发挥作用这一点。明清时代的乡村组织里甲、保甲、乡约等也和宗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迄今为止的乡村社会研究中对宗族和乡村社会组织关系的研究还没有充分进行。文章通过分析明隆庆六年(1572)徽州祁门县文堂陈氏所施行的《文堂陈氏乡约家法》,试图发现乡约与宗族之间的复杂关系。     

宋代礼制与基层社会控制相关性探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礼"不仅仅是礼仪,同时还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基本规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中国"以礼治国"的核心内容。然而,在不同的时代,礼制有所不同,因而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也有所不同。文章选取了宋代官方礼制以及民间丧葬、祭祀礼制及其实施过程之中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为研究对象,探讨宋代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革以及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期望通过这种研究加深对宋代社会历史的认识。     

清季四川南部县乡约考述——基于清代《南部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以往的乡约研究大多偏重＂论＂,相关历史事实的铺陈却不甚清晰。鉴于此,本文以清代《南部县档案》为主要参考资料,对该县乡约的设置、职能、任充与辞革、点卯等诸多史实进行了重新建构,期望能为研究者提供经初步逻辑梳理后的历史素材。     

民间力量与宋代社会救助

在宋代社会救助过程中,除政府作为主体救助力量外,民间力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代民间力量用于社会救助主要采用劝分、售卖度牒和创办义庄等形式。     

板龙灯文化发展中的国家与民间社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九溪板龙灯为例

民间社会的自发运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九溪板龙灯传承的内在动力,国家权力的进入是九溪板龙灯发展的外在动力,两者的结合促进了九溪板龙灯的兴盛,民间社会因此开发并保护了自己的领域,民族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复兴,而国家权力也得到认可,地方经济文化也实现了蓬勃发展。     

国家控制与地方社会的整合:闽粤赣客家地区民间信仰研究的视野

在客家传统社会,由于庙宇与乡民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成为民间处理地方事务的行政机构,并且得到官方的认同,成为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的窗口.一方面,民间信仰体现出的象征与权威,有助于客家社会宗族聚居地的形成,这也成为客家地区宗族界限分明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透过民间信仰活动,可以发现不同社区内的族群之间的对立统一性,正是民间信仰使得客家传统社会维持着一种"有序的无序"状态,推动了客家社会的进步,成为客家传统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所在.     

论题：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手段与途径

鲁西奇教授: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如所周知,这一问题讨论的理论背景是市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及其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运用。这题目中的后一个“社会”,在西文语境下更多的是指CivilSo ciety,有人译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或公民社会。显然,这一词汇在西欧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其特定的意义,而自洛克、黑格尔以至于哈贝马斯以来的诸多思想家在运用这一范畴时,又各自发展或界定了其特定的内涵。中文语汇中的“社会”一词,借自日文。“社”的原意是土地神主,及其祭祀圈,“社会”的原意更相当于地方社区,即英文中的Co…     

"乡先生"与宋代《诗经》学

宋代"乡先生"的教学满足了平民阶层接受教育的客观需要,他们以传播儒家伦理道德为己任,维系着儒家典籍的传承.乡先生的<诗经>教学侧重于<毛诗序>等前代经典的传授,是平民阶层<诗>学观念形成的主要推动者.同时他们也是宋代<诗经>学话语重建的积极参与人,由于有了这一群体的加入,使得宋代<诗>学研究风格的转变不再仅仅局限于少量重要学者身上,而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推动了宋代<诗>学风格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