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教诲

我认识伯昕同志不算晚,但接触并不多,没有能够更多地亲聆他的教诲。但有几件事,却印象很深,隔了几十年,仍记忆犹新。 1936年,我考入生活书店当练习生。韬奋同志去香港后,伯昕同志是生活书店的最高领导人,平日不大见到他。在当时条件下,进步书店在形式上要尽量做得灰色一点,不可能用召开职工大会做报告等方式联系群众。但是每逢我们晚上加班工作时,他总是要到我们的办公室来转一转,表示他对大家的关心和慰     

终生难忘的一次采访——记陈云同志50年代在陕西的一次视察

陈云同志和李先念同志1958年10月中旬来陕西视察,并参加全国财贸工作会议。我当时在新华社陕西分社当记者,分社派我和摄影记者杨绍夫采访陈云同志的视察活动。 不要为我拍照 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陈云同志,他穿着简朴,一身的卡深灰色中山装,圆口黑布鞋,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对陕西和西安市经济建设极为关心。那天,在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冯直等领导同志陪同下,陈云同志来到西安高压开关厂。在参观各个车间中,西电公司总工程师冯勤为边走边向陈云同志介绍这个新建厂的机器和设备状况,以及生产能力等。陈云同志对这一方面原来就知道的很多,用不着冯总详细介绍,他即示意懂了。我们的摄影记者老杨瞅准这个镜头从正面“咔嚓”拍了     

在韬奋最后的日子里——忆陈其襄同志

陈其襄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回忆几十年来和其襄交往的种种情景,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1935年春天,新知书店创办不久,我在华应申同志陪同下曾经到生活书店见到过其襄,知道其襄是参加《生活》周刊工作的第一个练习生,这时已经成了业务骨干了。他态度和蔼,思想进步,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抗日战争期间,听说他曾经在南昌、金华等地担任生活书店分店经理。1937年10月,在南昌参加中国共产党。     

老县委书记查档记

1990年6月2日上午,听接待室有同志讲:"老书记查档来了",我和王立新局长赶赴阅览室,见到原河北省统计局局长、解放战争期间曾在我县任县委副书记的刘蒂同志,我们将他请到办公室.我问:"您这次主要查什么内容呀?"老书记讲:"我们几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怀念朱语今同志

语今同志离开我们了。他留给人们无限的思念和悲痛。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以自己的工作和品德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道路和人生追求,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第一次见到语今同志,是1950年元月。我从武汉团市委调到团中南工委,他正在那里当宣传部长。团中南工委人员不多,大部分是20岁左右的青年。语今同志当时也只有30岁多一点。但在我眼里,他已是另一辈人,难免存在一点“代沟”式的距离。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这种状况。那是在1950年的夏天,机关开大会,语今同志给我们讲话。他没有发指示,发号召,没有讲“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荣历史,而是讲他“爱清闲、怕麻烦,不能主动和     

祝愿与期望

最近看到贵刊1996年第1期,感到内容丰富,文章形式多样,均涉及当前编辑、出版、发行中的实际问题。这样一份刊物,无论对湖北省或全国出版工作者,都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使大家得到交流经验、增加知识的机会。 在这一期中,我特别感到兴趣的,是蒋曙晨同志写的《吕叔湘同志谈出版工作》一文。吕先生一向是我们编辑工作者敬佩的一位长者和学者。但他负担的工作很多,即使在北京,也很少能见到他,听到他的     

访李普

我第一次见到李普同志。在“文革”后期，他回到新华社，任北京分社社长不久。他和甘憎分是老朋友，我们和老甘一道，曾去拜访他，听他谈新闻业务方面的问题。那时他50多岁，可白发已经不少，比我想象的要苍老。第二次见到李普，是1983年3月，他应邀到我们新闻系作报告，谈记者修养问题。他讲了“德、识、学、才”几个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感到，他既有记者的敏锐，又有学者的睿智。这时，他已从总社副社长的岗位退下，离休。第三次见到李普，是1984年8月，在乌鲁木齐。他作为中国记协书记处的书记，出席全国晚报第二次经验交流会，并…     

不尽的哀思

我赶到医院时已经晚了。伯萍同志心脏停止跳动已经好一阵了。将近四十年的友谊,未能见到最后一面,这无法弥补的遗憾、悔恨,伴着沉沉的哀思,不尽的怀念,永系心中。青年时代,我们就在一起跑新闻了。他的沉着、机智、朴实、待人热忱的品德,一直使我敬佩难忘。他是一个关心别人     

范长江在陕北的来信

1989年,是范长江同志的80岁诞辰。回想40年前,他担任人民日报社长时的音容笑貌,一如既往地呈现在我的面前。不久前,我在《新闻研究资料》第45期上,读到夏衍同志所说的《长江的道路》一文。文中最后说,“我最后一次见到长江,是1965年彭真提出二月提纲的时候,以后开了一个全国文教工作会议,这次会上我最后一次碰到长江。”在这最后一次见面时,夏衍同志曾问长江:“你现在写什么,他说他现在有一件平生     

忆陈原

春去秋来,陈原同志离开我们一年了。去年突然听到噩耗,我还不敢相信,因为就在前不久,我和徐砚华走进他的病房,他高兴地和我们握手的情景还在眼前。他不说话,他不能说话了,他用表情和我们交流。临别时,他还举手表达谢意。那一天见到的陈原,跟一年前在天坛医院的陈原比较,病情大有好转。想不到,正在等待他恢复说话功能的时候,他突然走了。我认识陈原是先从认识他的大名开始的。皖南事变后,我到香港,在杜国庠主持的孟夏书店做出版。有一天在印刷厂见到吉少甫在印《苏联名歌选》,封面上有“陈原编译”四个黑体字。在那个年头,我等年青人,不论白…     

范公的四封信

范用同志是当今著名出版家。 1954年我参加上海图书发行公司工作后,公司领导毕青同志常和我们谈起生活书店一些往事,范用是他常提及者之一,但我无缘与他见面。     

胡乔木与中国青年出版社——从一封原信的保存经过说起

1999年是中国青年出版社成立五十周年,作为社庆活动之一,要征集本社的出版文物并陈列展出。在搜集文物过程中,总编室的同志告诉我,总编室存有一封胡乔木致顾均正的信。这封信的内容,早在1977年我到社时,就由社会科学编辑室主任孟庆远向我们传达过,让我们学习领会,并在编辑工作中加以贯彻。但这封信的原件这次我才第一次见到。胡乔木原信是放在中青社的一个老式信封中的。原信写在中宣部的便笺上,共4页。同时还有李庚给蔡云同志的一个便条,便条上说“均正先生要求将此件复印两份,给一份他存,我看可以。老人把这封信看得很重,当作党的领导同志…     

怀念范长江同志

范长江同志离开我们18年了。回忆他的生前,我曾在三个不同时期和他有过接触,并在一起生活过。第一次是1940年在重庆,我在长江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国新社重庆办事处工作近一年。长江同志早在新闻界享有盛名,我对他怀有敬慕之情,能在他领导下工作,自然感到十分高兴。国新社是由长江同志和我国新闻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发起创办的。国新社在重     

出版应加强自我调节——访陈原同志

有幸见到陈原同志,距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这中间隔了六年多漫长时光。我在学生时代就开始的对学者的仰慕,在一个隆冬的北京的早晨,在他温暖的办公室里,变得充实而富有激情。陈原同志一往情深地和我谈起出版的事,使我惊诧他对出版事业的熟稔和热爱。的确,像他这样,学者与出版家集于一身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我们的谈话首先从出版现状的评论开始。出版形势很好,但还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水平     

我编《陈毅诗选》手抄本

一我一向敬佩和热爱陈毅同志,特别热爱他那忠诚、耿直、豪爽的性格,还有他那儒将风度和笔下充满革命激情的诗词。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各报刊上发表的陈毅同志的诗词,我都陆续抄录下来,并保存着。我第一次见到陈毅同志是在1963年6月13日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人民中国》杂     

永做太行明灯——深切怀念一代名记者穆青同志

听 到我国新闻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穆青同志逝世的消息 ,深感悲痛。虽然我与他“相距”甚远———他是新中国一代名记者 ,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记者 ,但我还是有幸几次见到他 ,聆听了许多亲切而又深刻的教诲。当然 ,更多的“接触” ,乃是我一遍又一遍地拜读他那一篇篇笔力千钧、震撼人心的新闻杰作。可以说 ,他的人格 ,他的襟怀 ,他的境界 ,就象他的作品一样 ,光前裕后 ,令人敬仰。现在这位老前辈走了 ,我对他的怀念之情时时萦系心间。我第一次见到穆青同志 ,是一九九六年十月下旬中国记协召开第五届理事大会期间。当时 ,他是中国记协名誉…     

给习作者介绍经验(下) 在哈尔滨文学讲习所的讲话

文学入门,应当由小到大,由低到高,这是许多人成功的经验。我开始写作也和一些年轻的同志一样,一开始就写大长篇,用了一年多业余时间,写出20多万字。当时在青年出版社工作的作家萧也牧同志看了这部稿子。他约我去谈心。他鼓励我,看了这篇稿子以后,觉得我有才华,有生活,可是缺乏驾驭长东西的经验,写长篇是有困难的。他说:这样会适得其反,我建议你练短篇,练基本功,从小到大。我那时候虔诚得很,是我第一次见到老作     

尊敬的领导 亲切的兄长——怀念许中田同志

我与许中田同志在工作上接触较多,他担任副社长时分管离退休干部局,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后来他担任社长时,我已调人事局,又经常向他请示汇报人事工作。在多年的配合工作中,我感到许中田同志是位可敬的好领导,也是位可亲的好兄长。政治意识非常强1996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来报社视察并发表了重要谈话。一周年时,许中田同志提醒我们说:"那是新闻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期间报社出现了很多可喜的变化,我们怎么用实际行动与党中央保     

烽火硝烟中诞生的解放区电影

荷兰籍世界纪录片大师尹文思,晚年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述了这样一段往事: 在离开汉口前,我也想,既然我不能亲去延安,我完全可以把我的摄影机交给中国同志,让他们带到延安去工作.这样,经过中共同志的帮助,决定在某晚,将摄影机交给一辆出租汽车内的中国同志.那是深夜,在汉口的一条街上,我看到了那辆出租汽车.当时,我未能看清这个中国同志的模样.我见到他后,急忙把摄影机交给他,同时,激动地低声对他说:“延安!延安!”这位同志点了点头就走了.     

“一则小平同志口述的新闻的由来”——老新闻工作者吴象的回忆

吴象同志1938年参加革命,次年夏在抗大毕业后到八路军总部警卫团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做宣教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转到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当记者、编辑。在解放战争初期,由于工作需要,他经常见到刘邓首长,聆听他们的教诲。最近,他应笔者的约请,介绍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邓小平同志口述新闻稿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