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历史学的认识与实践

司马迁不仅对客观历史及其发展变化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看法 ,而且对历史学本身的认识也是卓尔不群的。司马迁肯定论载历史是史家义不容辞的职责 ;提出“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之史学目的论的一家之言 ;在历史编撰学上创立了纪传体通史体裁 ,提出了历史撰述三重宗旨说和历史研究三层境界说。司马迁还努力将自己对于这些历史学问题的理解系统地贯彻到《史记》的创作之中     

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及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提出的撰写《史记》的一个宗旨。把古往今来的历史贯通起来,从中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在两千多年以前,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是一个创举。它对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本文只就《史记》的若干论述,约略地谈谈司马迁关于历史发展变化的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关系。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历史观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历史学的奠基者。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史记》的撰写上。《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不仅保存了汉武帝以前的大量史料，而且集中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观。从《史记》的总体结构和具体内容来看，司马迁有一套相当完整的史学体系。他的历史观涉及历史学的方方面面，内容十分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历史学是包罗万象的学科，凡是历史上与天、地、人有关的各种问题，都在研究之列；历史学家要努力探索，“究天人之际”，尽量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司马迁没有专门论述史学的研究对象和史学的任务。但他在《史…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主要是就探求治道而言的，其核心内容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天人”、“古今”两个方面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司马迁继承了孔子著《春秋》以道义的传统，通过撰史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满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各种政治理论，并与历史上寻求治道者相区别．泛出自己的卓越见解。     

“天道”的统一性与解读对象的二元性——司马迁对“天道”疑惑的原因及其理论意义

学界一般认为司马迁的天人观存在着天命论和反天命论的矛盾性,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司马迁的“天”、“天道”、“天命”,是德与力相统一而成的历史必然性,只因其超个人性而被称为“天”,它已经把董仲舒之“天”的神性虚化了。这种“天”与内涵不同的两种“人”构成了两种天人关系。一种是王者自己的活动决定了王权的兴废,被司马迁认为是“天”对“人”的支配;另一种是历史个人自己的活动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使司马迁对“天道”产生了怀疑。使司马迁产生理论困惑的原因在于他没有把个人对历史的作用与以王权为象征的“历史合力”对历史的作用区分开来。尽管如此,他把当时神学阴影下的天人关系之讨论引向了人自己的活动与自己命运之关系的讨论,使他登上了当时思想史的顶峰。     

司马迁:中华民族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丰碑

司马迁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在追溯历史中准确概括了中华民族之“人文化成”的文明创造精神，阴阳相推的“变易”史观和思维模式及“义然后取”的人生价值取向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以自己对祖国的自然山水和人文历史的热情，撰写了空前启后的《史记》，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实践了这种精神，矗起一座历史丰碑     

司马迁《史记》著述宗旨述论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史官中第一位具有自觉历史意识的伟大史学家。《史记》的问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著史宗旨的体现与必然结果。“成一家之言”表现了司马迁的著史动机与历史意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哲学思想。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通过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力求从前代治乱盛衰中阐述成败兴亡之理,以通古今之变,垂法于后世。作为一个独特思想家的司马迁,《史记》实际上是他通过历史来发表自己“一家之言”的哲学著作。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方式进行文化总结和文化创造,终“成一家之言”,超越了前人并达到了时代的最高度。     

司马迁的道德评价与墨子的“合志功而观”

墨子的“合志功而观”指的是对人们行为的好坏、善恶应将其动机与效果结合起来考察；司马迁继承了墨子的传统，创造性地运用了“合志功而观”的方法，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价时更重视“志”之高尚低下产生的效果，往往不单以其“功”之大小、事业成败如何为据；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古往三千多年的历史人物进行的道德评价，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史记》的三重意蕴及其文化学意义

司马迁的(史记)为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山之作，它横跨经史子集四部，沟通文史哲。《史记》文本昭示出三重意蕴：一是“究天人之际”的宇宙观和哲学意蕴层；二是“通古今之变”、明成败兴坏之理的历史意蕴层；三是“成一家之言”而达于不朽的文学审美意蕴层。这三个层次结构内外交融，共同显示出皇皇《史记》“史蕴诗心”的文化学意义。     

从篇外互见到篇内对比——论《秦本纪》与《商君列传》的文本关系

《秦本纪》与《商君列传》间的“互见”关系具有特殊性。借助这种互见关系，司马迁实现了对秦穆公与秦孝公两位霸主在治政思想、所求之贤类型、所任能臣建树三方面的对比。司马迁在前代史料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秦史发展脉络，他不仅以“通”的眼光展示了秦的发展历史与重点阶段，而且敏锐地察觉到了从秦穆公到秦孝公所发生的历史转变。通过与秦穆公施德行仁的对比，司马迁从秦孝公处找到了秦亡的祸根，这不仅总结了秦亡的历史教训，而且以“通古今之变”的方式对汉政提出了“秦鉴”。     

司马迁历史观讨论综述

1996年11月17日，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了以“司马迁的历史观”为中心议题的学术讨论会，与会的二十多位学者就此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就许多问题达成了共识，现将此次会议的讨论情况综合报道如下。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创始人，他的历史观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因之研究这一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会学者也指出，多年以来对此问题的研究尚不尽人意。据《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著专题索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统计，1994年10月以前国内外此类论文仅18篇，讨论得还远远不够。历史科学的特点是：它的研…     

《史记》的历史书写与司马迁的传播思想

《史记》的创作,既是一次大规模存史的努力,更是一次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实践。历史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从这个角度看,司马迁的修史实践有着重要的传播学意义：《史记》的成书动机,体现着司马迁的人内传播思想;《史记》成书后“藏之名山”且沉寂多年的反传播现象,体现着司马迁作为史家的“史识”和人际传播思想;《史记》的历史书写,体现着司马迁在修史实践中的忧患意识,呈现出现代新闻人的历史身影,实现了作为承续道统之“士”的身份认同。     

论司马迁的货殖思想

司马迁货殖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天道自然观：人性自然、物性自然、 经济自由放任。本文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司马迁货殖思想的主要内容：农业生产“丰欠循环说”与“待乏”原则；治生之术－知时、知人、奇胜；合理利润率与商业资本运营理论。本文旨在阐明司马迁的货殖思想独具特色，对现代商业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史记》阅读教学要把握好哪些环节

韩兆琦教授这样评价：“《史记》是一座大山，永远耸立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之林；《史记》是一曲悲歌，永远回响在中国与世界的历史长河上。”执教以来，对于《史记》的阅读教学，经验是很少的。在指导学生学习了《（史记〉选读》后，感觉首先要有整体认识：了解司马迁；了解《史记》既是史学巨著，又是文学巨著，它体现了司马迁的价值观、生死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和进步的历史观，带有其鲜明的感情色彩。对待不同人物，他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可以借助《报任安书》一文来了解司马迁“隐忍苟活”，以生践志，从创作《史记》中找到自己的尊严和生命价值，从自比古圣先贤中获得安慰与自我肯定的心路历程。同时在阅读教学中，注意抓住表现情感的语言来分析司马迁的情感倾向。当然，在对人物形象的分析中，也不可偏重一家之言，可以站在历史与现实的角度，以时代的视角解读历史，观照现实。     

从乱世之《春秋》到治世之《史记》——孔子与司马迁的史学价值观之比较

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在其诞生过程中与乱世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历史联系。孔子生于乱世而作《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批判精神，这种褒贬鲜明的春秋笔法构成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在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种“乱臣贼子惧”的尖锐有力的制约性的文化道德规范，从而将早期中国文化的“空言”传统彻底改造为一种全新性质的“行事”规范。然而，生于治世的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却巧妙地消解了历史学、历史学家与乱世之史、治世之史之间的内在矛盾或本质冲突，以治世之史代替了乱世之史。与孔子不同，太史公著《史记》而天子、大夫乐，把历史著作的乱世的批判精神扭曲为治世的歌颂风格，其诗人气质也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史记》的诞生，标志着知识分子成为正式的“循吏”，历史著作也真正变成了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根据。     

司马迁的历史循环论与变化发展观

司马迁的历史观是循环论与变化发展观的二元统一.在司马迁看来,历史发展的外在形态是循环的,而每一个循环阶段又是变化发展的.这一思想的形成是受《周易》、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及董仲舒的三统循环论综合影响的结果.五德终始说与三统循环论作为汉王朝为自身立法的理论依据,已成为汉人的思维模式,司马迁借用了这两种思想的现成模式构建了自己的循环理论.《周易》给司马迁提供了通变思想,“变”的眼光成了司马迁解读历史的武器.司马迁着重关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并试图通过对“变”的过程、“变”条件以及各种“变”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的考察来达到“通古今之变”的目的,于是又形成了其历史循环论大框架下的变化发展观.     

司马迁“著书立言”说的审美视点

司马迁“著书立盲”说是在继承《春秋》的笔法、拓展楚辞发愤抒情内涵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司马迁“著书立言”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视点；坚持文学的现实批评精神，尚真求实不虚美，揭露抨击现实社会的罪恶和各种弊端；打破世俗观念为小人物立传，弘扬普通人物身上的正义之气。     

《史记》人民性思想探微

学者多言《史记》中的人民性思想是司马迁主观思想的体现，这与事实不符。《史记》中的人民性思想，主要源出于三个因素：一是司马迁从维护刘家统治的立场出发，总结陈胜吴广起义的教训，要统治者切莫苛暴，以免造成官逼民反失天下的教训；二是司马迁自身的经历使其思想上产生强烈的反暴政精神；三是司马迁为使《史记》“成一家之言”，由是以不与圣人同是非的标准来总结历史经验。正是这些因素使《史记》在客观上有了人民性思想的特征。     

《管晏列传》与司马迁的隐衷

《管晏列传》与司马迁的隐衷张丛林司马迁在遭受腐刑的屈辱中写就了《史记》这部长达五十余万言的历史巨著，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史记》一书，凝聚着作者毕生的心血，是作者“含幽忍垢”的发愤之作。《太史公自序》说：“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     

浅论历史教学中对历史问题的理解与创新——兼谈高中历史新教材中的有关问题

我们一般所指的历史学，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第一个层次属于自然世界，它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属于人文世界，它是人文的。历史学之称其为历史学，全恃第二个层次赋给它生命。”而我们对历史问题的理解正是推动有生命力的历史学不断发展的强劲动力。在将研究性学习不断引入历史教学的今天，我们探讨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发生机制和创造功能，对于提高学生的创新素质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