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向度

中国道路的成功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与创新。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与创新是内在统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与创新对中国道路的开辟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中国道路的开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一是实践优先、开放创造的哲学担当;二是高扬人民主体性原则;三是实践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与创新开启的中国道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并从世界历史语境出发审视中国,不仅是对中国问题的真实把握,而且也是对世界问题的真实体悟。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研究的四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理论先导。20世纪初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艰难探索中实现了从"师资"向"师俄"的范式转化,逐渐聚焦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主要体现为四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引入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性承接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整体性重构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性研究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大众化宣传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式解读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化探索的结合。这四个结合共同构筑了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立体图景,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队伍、理论基础、群众力量和实践基础,推进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阐释与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在19世纪末,西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媒就有零星介绍。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人认同社会主义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阐释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打开了中国人的理论视野,虽然他对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关系尚不明确,对马克思主义也有误读,但毕竟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读《再论问题与主义》

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李大钊撰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提出只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同样能够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实际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作了奠基性探索。     

李大钊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他参与发起思想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基本前提;他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并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和组织基础;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初步阐述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基本构想,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飞跃。     

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卓越贡献

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已发生了三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其中,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继承和发扬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优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之后,又创造性地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谱写了新篇章,创造了新辉煌.因此,邓小平成了继毛泽东之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     

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境界

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三代领导核心发展观的系统与深化,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达到了新境界、新高度.第一,科学发展观体现了追求真理与创造价值的统一;第二,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论;第三,科学发展观体现了辩证思维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核心范畴

"范畴"乃哲学思想的逻辑表达形式。基于思想学术体系构成之视野,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抽象和提炼习近平法治思想之核心范畴,是呈现习近平法治思想本真精神及其学术化的必要环节。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特色法治事业相结合的产物,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中有关理论与实践、政治与法治、民主与法治、权力与权利、法治与德治等辩证关系的创新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精神,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核心范畴,在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中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回顾与展望: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

近代中国独特的国内国际环境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必然性。但是这种产生的必然性并不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必然性。相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过去到现在以至将来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即胜利的前途与命运和失败的前途与命运。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两种前途与命运的存在。而在另外一方面,九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是以胜利的前途与命运为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在其间经历了巨大的曲折后获得了重大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两次飞跃。实践给予我们以郑重的启示:只要善于运用科学理论,理论必然能够获得发展。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三维六象论析——基于中国现代化转型视域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为我们诠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提供了重要的参照视域与完整的维度方向。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以无产阶级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民是依靠力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向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转型根本路线与推进方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向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转型根本路线与推进方案的守正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基因,世界现代化发展趋势作为国际视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特征与中国的历史与实践形成了跨时代契合,助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领导核心与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积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充分释放人民群众主体力量,一方面使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转型根本路线与推进方案得到守正创新,另一方面使中国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民族基因与国际视野得到激活开拓,最终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实现成为可预期的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根本原因所在。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创新机制与启示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邓小平在继承中国革命中诞生的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现实,运用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遭遇到的重大问题的一种理论创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思想,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理论形态和话语创新的模式为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个典范,是我们当前理论创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综述

马克思主义作为产生于欧洲的理论成果,传入中国竞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这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西方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然也就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未来社会有着美好构想的科学理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维护封建统治的文化,二者真的能够结合？二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对于二者的关系问题。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理论热点问题。文章就试图做这个工作,以期清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从“西学中源”到“执中鉴西”——进化论与近代中国人理想社会追求的范式转变

在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势进攻下,近代中国形成了＂西学中源＂论。随着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从历史大趋势上认识中国的发展,形成了＂执中鉴西＂的思维方式。这种转变是一种＂范式转变＂,它不仅使人们对中西方关系的认识建立在了历史进化之上,而且使中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求索从歌颂过去转向了追求未来,在判断资本主义中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的贯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文化前提。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路径研究

转型期的中国呈现出社会意识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态势。为此,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战略,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在广大群众中普及,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同时尊重社会意识多样化。从传播学角度切入,以传者形象的塑造、接受主体的细分、传播方式的整合、传播语言的转化为研究突破点,来探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以期达到最佳传播效果,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在“结合”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本身就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这两个基本要素的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实际的结合更是其历史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实际的结合过程中,表现出了两种基本样式:其一,强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其二,强调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同时也要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规律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前提。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使之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义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践、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和民族化。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     

文化创新视角下解读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一个文化创新的过程,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扬弃,对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借鉴和引用以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吸收。文化创新视角下,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而且指导了我国文化建设与发展,同时也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变化的文化需求。     

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

在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评判、比较,以及对中西文化冲突条件下中国文化发展路径所作的探索过程中,李大钊与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呈现出诸多趋同性：对传统文化都强调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对西方文化都强调选择借鉴、洋为中用;在中西文化之比较中都主张融合中西文化,创造中国新文化。研究和探讨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及其所展现的先进性,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理论渊源及其思想体系历史发展的逻辑性和继承性,指导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儒道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契合点

儒道文化长期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道文化的和谐美好的社会理想、多重维度的人文关怀、牺牲奉献的群本位意识三大契合点,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道文化的现代化有机结合,才能真正提升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引领力和对人民群众的感召力,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被中国人民所认同、接受和信仰。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点思考——从实践基础、文化融合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创新活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替代性价值,又包含了二者相互契合的基本属性,是党着眼于实践发展而进行的文化上的主动融合。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以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为前提,以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本途径,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