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悖论

傅斯年因倡导“史学只是史料学”而名闻学林,不少学者批评他在史学与史料学之间画上了等号。其实,傅斯年只是为了引起人们对史料的关注而采取了夸张性的表述。他对于史料的重视与实践,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史学科学化的历程。但其过分强调史料与实证、反对疏通与推论,则又具有矫枉过正之嫌。实际上,傅斯年在其古史研究的系列论文中,对史料之间的内在关联作出了大胆的解释,贯穿着创造性的史识,俨然在其学术主张与史学实践之间形成了一个悖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悖论,折射出他对史学主客观问题认识的思想转变,即从追求史学客观性,继而认识到史学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容许想象”,再到其晚年主张“用多元主义代替客观主义”。     

评析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的治史观

傅斯年先生在1920年提出“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他主张研究历史要动手动脚找材料，历史学要进步须扩展史料范围，采用新工具，这无疑对史学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但他又认为对史料的处理只须“把材料整理好”，“事实自然明了”，“反对疏通”，并说史学只是纯粹的学术，“没有一般的用处”。然而，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史料只是认识客观历史的中介，而现实功能才是历史学得以存在的基础之一。     

傅斯年著《东北史纲》动机考略

傅斯年,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爱国人士。他提出了“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其主要思想是史料是史学进步的基础,要按照材料进行研究以得出历史史实,而不是超越史料凭个人的主观认识进行研究。众多的研究者根据傅斯年的这个观点得出他反对“经世致用”的思想,但是我认为这是比较片面的看法。他在九一八事变后著成《东北史纲》一书,用以反对当时盛行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论,以说明东北的历史归属问题。傅斯年的这种行为充分说明了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思想。这里我将对傅斯年写作《东北史纲》的动机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论傅斯年对兰克的“曲解”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新考据学派”或“史料学派”.这一学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傅斯年特别重视搜集.整理、研究史料而轻视总结历史规律.他认为“历史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主张研究历史要让史料说话,“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反对越过史料去推论,认为“推论是危险的事”.对于与现实联系得十分密切的近代的历史学,傅斯年更提出了近乎狭隘的观念,主张“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可逢着的一切史料”.     

民国史学现代化的另一维面——以蒙文通与陈寅恪的对话为线索

蒙文通1930年代任教北大时,曾与陈寅恪有过面谈,且主要涉及宋代史学问题。陈氏强调北宋史学成就,蒙文通则推崇南宋浙东学派。观点分歧的背后实际暗含当时中国史学建设的根本问题,同时还牵涉傅斯年和朱希祖两人。傅斯年主张对史料做纯粹客观研究,朱希祖重视社会科学的综合应用。蒙文通对浙东史学的推崇与傅斯年的“新史学”形成鲜明对比,也有对蜀学的重新定义,更代表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另一面相,对矫正今日史学的“碎片化”不无裨益。     

从近代西方史学著作的史料运用看近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读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有感

历史研究是十分重视方法论的。这包括研究的角度、着眼点,思维的方式,以及表述的方式,等等,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方法,都离不开研究者所掌握的史实、资料和对待这些史实的态度。要认识研究近代史学的发展,从近代史学大师史学著作的史料选择便可见一斑。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圭恰迪尼、马基雅维里忽视史料的来源,在史料的考证上落后于时代,到史料受到重视的博学时代,再到形成了系统史料批判方法。并以之作为衡量历史学家基本功的试金石的19世纪．西方学研究经过了漫长的发展阶段。从近代西方史学著作的史料运用这一侧面入手可以帮助我们深刻感受并认识到近代西方史学发展的脉络。     

新高考历史复习中应加强史料教学“三化”

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龆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著名史学家傅斯年有句名吾“史学就是史料学”。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提出“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史学工作者总是根据史料来认识和重构历史事实的,通过史料呈现历史事实,认识历史、揭示历史本质。而《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提出了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要求做到“沦从史出,史论结合”。     

萧一山与太平天国史料

萧一山是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他撰著的《清代通史》是在断代史领域内实践和发扬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成功之作。他主张发挥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本文主要论述萧一山在太平天国史料搜集、整理方面的功绩,深入分析他在欧洲期间倾其全力搜集太平天国史料的原因。他从国外影印回国出版的文件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第一等重要材料,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史料学的发展,对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课标下进行史料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史料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中国著名史学家傅斯年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因此,历史教学要做到言之有据,就必须从史料出发,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辨析和推论,把握和理解历史信息,认识和解决历史问题。     

历史课堂教学中证据意识和实证精神的培养——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一课为例

2017年版高中历史新课标颁布以来,对于历史核心素养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成果不断涌现。其中对于史料实证的素养,被认为是体现历史学科自身特征的重要路径。傅斯年先生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1]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然而面对纷繁复杂的史料,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全面客观地解读,则是需要掌握一些方法的。     

近代西方史学三种客观主义观念辨异

近现代中国实证史学多持客观史学立场,其形成与西方史学之传入有关。但其思想来源,即实证主义、兰克史学与实证史学三种客观主义史学思想却长期被学界混淆。此三者中,实证主义与兰克史学分别源于英美经验主义传统和德国历史主义——观念论传统,在史学方法和基本意旨上均呈针锋相对之势。前者主要指向人类社会历史客观规律,具有科学主义的社会科学倾向,后者则指向"客观中立"的个体描述,具有人文主义倾向。而实证史学则是两者在转型期的调和形态,在西方史学中只是一个短暂的思潮,但因时逢中国近现代史学奠基之机,且恰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纪实传统契合,遂成为中国近代史学专业化的真正导师,而其客观历史事实观念也因此成为中国史学的"常识"。     

梁启超史学改良述评

梁启超通过对古代史学思想、史学编撰方法以及对史料态度等方面，进行了深刻批驳，指出其貌似发达的传统史学，其实质无益于国民，并在西方史学理论基础上，对史学近代化从它的任务、史料、方法、撰述以及与他学关系上具体探讨了新史学的创建，为史学的近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思纯史学思想初探

李思纯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早年曾留学法、德,学贯中西。李思纯治史主要受西方实证史学和中国传统考据学的影响。李思纯翻译《史学原论》,进行中西史学比较,这是他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史料观方面,李思纯强调"穷尽一切史料",重视对史料的考证和第一手史料的价值。研究方法论方面,李思纯以"理想推度"之法试图弥补史料之不足。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主要源流之探讨

傅斯年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其史学思想的主要源流是：一、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思想；二、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思想。他将两者加以融合，找到了中西史学的结合点：强调直接材料，从而使西方的史学理论、科学方法移植于中华传统史学的沃土中，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新史学的转型，反映了中国新史学发展的方向。     

历史研究对象认识线索初探

历史研究对象的内容和认识历史研究对象的方式是历史学中重要的理论。在历史研究对象的内容上从封建史家的“人事”说、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人类社会”说 ,到唯物主义史学的人类社会关系说的转变 ;在认识历史研究对象的方式上从“直笔、实录”、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纯客观研究”,到唯物主义史学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转变。这个过程是动态的过程 ,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     

史料实证素养的教学定位与落实策略探究

<正>傅斯年先生曾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历史研究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1],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史料的重要性。史料是还原历史真实不可或缺的证据,史料实证则是研究历史的根本办法。在高中历史课堂中落实史料实证素养,能够使传统教学中重结论轻过程的情况得以改善,有利于培养学习者求智、求证、求知的品质,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历史学科思维。教师在教学中应准确定位史料实证素养的内涵,选择有效的教学对策,在史料解读、整理和收集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史料实证素养。     

论傅斯年《诗经》研究的方法和贡献

傅斯年是现代卓越的史学大师。研治《诗经》承“史学就是史料学”之学术观念，从史学和语言学角度入手，以科学的方法。考证《诗经》产生的时代、地域及用诗情况等，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他是近现代第一个提出“《诗》是文学”的学者。在《诗》学研究上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湘绮楼日记》所见王闿运史学研究

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记事时间跨度大,内容颇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其中有大量阅读正史和其他史体的感悟与评论。在近代新旧转化的大背景下,其史学批评没有有效地吸收西方史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仍是传统史学批评话语的再阐释,缺乏深度的、符合时代需要的新阐释。《湘军志》是王闿运的成名之作,日记对《湘军志》的修纂缘起、编纂宗旨、体例设计、篇章布局、史料来源、改写重写、成书反响等都有系统记录,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而言,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从日记视角检讨王氏史学的“得”与“失”,有助于我们发现其中的细节与实态。     

希罗多德及其《历史》

希罗多德在史学领域大胆创新,提升历史观念,开创了历史叙述体,奠定了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基础,在史学领域被称为“史学之父”。同时从文学和史料学的角度来讲,他恰到好处地处理了文史关系,比较实事求是地运用史料,使得《历史》一书具有了很高的文史价值。     

试析《大金国志》资料来源及其史料价值

《大金国志》资料来源杂芜,多载“传闻”,致使其价值多被否定。对《大金国志》的资料来源进行梳理,并从史料的不同层面具有不同的价值入手,进行具体地分析,重新、客观地评价《人金国志》,对史学史研究、社会史研究、文化史研究有多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