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体主体到类主体——人的转型与哲学教育的变革

哲学教育作为价值塑造的载体,它的任务是造就时代发展所需要的主体。与人的生存发展阶段相适应,人的主体性发展经历了三种基本形态,即群体主体、个体主体和类主体。群体主体已成为历史,个体主体在当前的发展中显示其优越性的同时,也暴露出大量矛盾,形成现代的生存危机和困境,类主体是全球背景下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类主体的建构要求哲学教育必须实现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等诸方面的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由个体主体向类主体的转换,塑造当前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完整的人。     

从个体主体到类主体——人的转型与哲学教育的变革

哲学教育作为价值塑造的裁体,它的任务是造就时代发展所需要的主体.与人的生存发展阶段相适应,人的主体性发展经历了三种基本形态,即群体主体、个体主体和类主体.群体主体已成为历史,个体主体在当前的发展中显示其优越性的同时,也暴露出大量矛盾,形成现代的生存危机和困境,类主体是全球背景下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类主体的建构要求哲学教育必须实现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等诸方面的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由个体主体向类主体的转换,塑造当前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完整的人.     

人的理性解放历程: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

对人的理性的哲学思考是研究人的最本质的 ,也是哲学所以成为哲学的问题。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 ,人的理性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即人的理性的发现、人的理性的探争、人的理性的复苏和人的理性的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从肯定哲学到"离开哲学基地"

从肯定哲学到“离开哲学基地”,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功能上实现的重大哲学革命。这一转折的真实意义在于,反对从任何原则出发去认识现实,而是要从现实出发,以实证科学代替哲学思辩。     

重构法律正当性的理性基础——从康德实践理性到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转向的法哲学意义

对现代西方人而言,如何在后形而上学的时代背景下论证社会秩序及法律的正当性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得以张扬,现代西方人从上帝之天国回落到生活世界并运用理性来论证自己生活及法律的正当性,但理性自身有其发展之逻辑,从康德实践理性到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发展意味着理性的重大转向.在法哲学的层面上,理性的这个转向重构了法律正当性的理性基础。     

科学的哲学反思:从辩护到审度的转换

当代对科学的反思主要有三种取向,即捍卫科学的辩护,质疑科学的批判,以及省视科学的审度.为科学辩护与批判科学的倾向往往在激烈较量中趋向极端,这种畸形的局面终于导致向所谓审度立场的转换.审度为全面、深入地认识科学提供了一条恰当路径;尤其对那些易于在两极间摇摆、迫切需要真正树立科学精神的国人,这种清醒的科学反思是当下极为合适的选择.     

从理性到哲学王:柏拉图正义观的内在尺度

什么是正义,这是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就始终受到关注而又众说纷纭的命题.柏拉图(Plato)承前启后,在其著作<理想国>中对"什么是正义"的阐述表明,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只有固守理性原则,实现哲学王,才能实现真实的正义.     

从真理到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30年的逻辑进程与初步反思

本文从问题研究的视角,在总结和反思改革开放3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集体关注政治哲学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轨迹是从认识论到政治哲学、从真理问题到智慧问题的演变,并勾勒出可以期待的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与思路.     

从“意识主体”到“身体主体”:身体哲学视域下的主体教育审思

现代哲学的“身体转向”所确立的“身体主体”概念及其主体哲学思路,颠覆了奠基于笛卡尔意识哲学的“意识主体”概念及其主体哲学思路。由此,深受后者影响的现代主体教育理论必然需要基于新的主体哲学视域进行重新审视。基于“意识主体”概念的现代主体教育虽然对于解决特殊历史阶段我国教育“目中无人”的困境发挥了极大的理论效力,然而,由于它主要从作为“意识主体”的人出发来建构主体教育的基本思路,人的身体主体性是被忽视的。由此导致无论是在主体教育的理论还是实践中,身体相关因素的教育意义无法得到关注和发挥,身体相关的教育实践一直处在边缘化地位,人的完整性被割裂。因此,基于身体哲学视域,从身体主体理论出发,更新主体教育中的“主体”和“人”的概念,确立人是“身体主体”;基于身体主体重新发现和确立身体的教育意义;将主体教育的目的指向“完整的人”的培养,以取代“独立的人”的发展,或许是当前解决主体教育理论发展困境的可能出路。     

萨金特: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到理性预期经济学家——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反思

卢卡斯与萨金特在成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之前,都是凯恩斯主义者.萨金特是基于理性预期解析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行为,而非像卢卡斯那样基于理性预期解析弗里德曼的新货币理论,来构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两者之所以殊途同归在于,都以探寻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为切入点将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化.萨金特的理性预期理论凯恩斯的预期理论完全不同.萨金特基于“微观化”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理论,虽能获得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却无力解释和解决当前欧美的金融与经济危机.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最终取决于经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缓和或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而不是经济人的理性预期.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指导思想转向的必然性分析

主体间性理论作为新兴的哲学范式,近年来逐步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在梳理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对相关概念进行深入辨析,进一步厘清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演进。通过探寻主体间性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在契合点,为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转向的必要性提供科学依据,以期通过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哲学和指导思想转向的必然性分析,为思想政治教育健康发展提供新的可能。     

"本原性节律"的感应与表达:从中国哲学到中国艺术

节律是宇宙自然中最普遍的生命信息.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道"的言说,表达了古代中国人关于"本原性节律"的体认.在中国古代艺术中,"本原性节律"仍然是其基本的主题,由此带来中国艺术在创作方面的特殊原则及审美趣味上的独特趋向.     

对"恶名昭彰"的审美自律性的再反思: 从"精致的野蛮主义"到历史事实

20世纪下半叶,西方音乐学界形成了反审美自律潮流.在反审美自律潮流下的众多著名学者,如希奥多·阿多诺(Theoder?Wiesengrund?Adorno)、劳伦斯·克拉默(Lawrence?Kramer)、苏珊娜·麦克拉里(Suzanne?McClary)以及理查德·塔鲁斯金(Richard?Taruskin)等等,纷纷提倡通过社会文化来理解音乐活动,使得以审美自律性为基础的音乐史学变得式微.中国学者顺应了反审美自律潮流,他们在撰写西方音乐史时同样着重于展现音乐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但是,音乐史是音乐的历史,音乐作品的审美自律性是我们无法绕开的因素,卡尔·达尔豪斯(Carl?Dahlhaus)曾围绕如何保持音乐作为社会文化和审美艺术之间的平衡问题展开过大量讨论.如今,我国的西方音乐史撰写同样遇到了如何平衡审美和文化的问题.本文以达尔豪斯和利奥·特雷特勒(Leo?Treitler)的音乐史观为基础,并以王晡和塔鲁斯金的音乐史著作为分析文本,探讨审美自律性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在撰写音乐史时不应执着于用"文化的"或者"审美的"方法去统一全书的叙述,而是应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当一部作品表现出明显的社会文化联系时,书写应当淡化审美自律的方面.反之,当一部作品表现出明显的审美自律性时,书写应当淡化社会文化的方面.本文希望通过对审美自律性地位的重新思考,来唤起人们对作品本身的重新关注,并为未来我国的西方音乐史撰写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