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走出司马迁天人思想研究的误区

鉴于《史记·天官书》正文部分与论赞部分之间在天人观上的对立，导致了对司马迁天人思想评价严重失当，笔者曾于《走出司马迁天人思想研究的误区》一文中提出一个假说，本文就这一问题依据《太史公自序》和《天官书》作了进一步的探究。文章认为，《天官书》的正文并不代表司马迁的天人思想，它只代表官方的天人思想，《天官书》论赞部分才代表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深刻认识。同时提出，司马迁的天人思想是一元的，并无自相矛盾之处，也不存在天道观与人道观的二元对立或神秘思维与理性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矛盾冲突；司马迁的天人思想代表着当时对天人关系认识的最高水平     

司马迁受腐刑于太始二年说

对司马迁受腐刑的年代，《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有互为矛盾的记录，这是因记录重点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排比《史记》、《汉书》和《报任少卿书》等史料，勾勒“李陵之祸”过程，可以确定司马迁“李陵之祸”是从天汉三年初下狱开始，至太始二年受腐刑出狱止，历时四年。《自序》中“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一句，就是记录了从司马家在舜时为史官到司马迁出狱的历史。     

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质疑

自宋人真德秀倡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以来，一直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本文从司马迁博引古籍，不一定接闻于董生、《史记》《汉书》不载司马迁师承董仲舒之事、司马迁与董仲舒同居茂陵说不可靠、《史记》对董仲舒的评价远不及《汉书》、司马迁对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评价兼采《春秋》三传而不主公羊一家、司马迁与董仲舒相同是因为两人有相同的文化渊源等九个方面，说明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不能成立。     

论《诗经》时代汉水流域的诗歌和诗人——兼论中国最早的诗歌部落和诗人

对中国诗歌的起源问题,有史以来,历代论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诗经》时代汉水流域的诗歌创作和流传不仅异军突起,而且蔚然成风,成为一方诗歌沃土。正是在这沃土之上,才处处响起了《诗经.周南.召南.鄘风》嘹亮的歌唱,才从汉水流域的大山腹地走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文武双全的著名诗人尹吉甫。尹吉甫的出现,即便不能说明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与汉水流域有否渊源关系,至少也在中国文学史上彰显了汉水流域厚重而突出的诗歌传统和地位。     

应科学地评价《史记》和史马迁的史学成就

汉代名史学家司马迁及其名《史记》，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解放后所有科述教材，都对司马迁如《史记》作了高度评价，罕见有对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和《史记》的成就与不足作一分为二的认真评述的。如果对大量的史料加以分析，即可见《史记》既有重大成就，也有严重失误。《史记》诸多失误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     

《司马迁史记名言录》序

《司马迁史记名言录》序张登第编选《司马迁史记名言录》，这在司马迁研究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事，“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的同志们，在研究中开拓出这一新领域，这对领会《史记》要义，弘扬司马迁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实在可庆可贺。书称“名言录”。名言者，善言也。那么，...     

《左传》与《史记》——《春秋左传义证》报告之二

司马迁撰《史记》，记录春秋一段历史，其史料的基本来源是《春秋》、《左传》，《国语》，《世本》及谱谍等先秦典籍。《史记·五帝本纪》说：“予观《春秋》、《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当然，先秦的各种史料对司马迁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所起的作用大小也是有差异的。     

有关《史记》研究三题

本文对司马迁是否是良史，《史记》的文学性和《史记》的特点与司马迁创“一家之言”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屈原与汉水流域文化

楚辞源于汉水文化。楚族起源于汉水流域,楚辞受到汉水流域“楚声”、“楚歌”和《诗经.二南》的影响。屈原的祖先发迹于汉水上游,这里是屈原的故乡和神往之地。他有着浓郁的汉水文化情结。他通过汉水流域吸收北方文化,其政治生命的跌宕起伏、文学激情和人生历程等,都和汉水流域息息相关,甚至楚辞的地域范围和屈原生命的终结都在江北汉水流域,而不是江南洞庭、湘水。     

简论司马谈对司马迁的影响

《史记》是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巨著，而司马迁能成为巨著的执笔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父亲司马谈。司马谈要求司马迁“绍时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使司马迁在述史时具有了哲理性和时代性的特点；而司马谈述史欲论载的是“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这使司马迁在人物塑造选择方面有所取舍，又能做到以人折射历史发展的态势；司马谈身为太史有着中国史学家高尚的品德和执着精神这深深地影响着司马迁，以致他身处逆境时仍能隐忍苛活，以史学家的正直实录精神记载历史，并能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历史，重视人事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