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进程中完善行政首长问责制的对策与建议

近年来,一批政府高级官员因工作不力或在重大安全事故和责任事故中负有责任而被罢官去职。在对行政首长的问责实践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些问题：行政首长的职权配置和行使规则问题;行政首长个人承担责任的具体方式和范围问题等的法律规定不明确、不具体。这导致在实践中,对行政首长的问责出现权利与责任不相适应的问题,行政首长对什么事负责,在什么情况下对行政首长问责等。另外,目前行政首长问责主体的单一化也不利于行政首长问责的有效实施;与行政首长承担的责任相对应,惩治措施不到位。因此,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首长问责制,对切实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下的责任政府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行政问责制几个问题的思考

回顾了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历程，探讨了行政问责制的规范化、科学化问题，并对行政问责中的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程序和问责范围进行了理论上的初步思考。     

行政伦理视角下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制探析

食品安全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食品安全与民生息息相关。行政问责制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运用,强化了政府官员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行政责任意识。本文从行政伦理的视角来探讨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制,指出目前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制存在诸如问责的伦理基础薄弱、问责主体角色冲突、问责制度化和程序化难以深入等问题,提出应从构建常规的问责监督程序、加强行政问责伦理建设和深化新闻媒体舆论监督问责等方面来完善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制度。     

党委决策也应依法纳入行政问责

《中国改革》第6期刊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军鹏文章说，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可操作性不强，是因为行政责任界定往往难以理清。在现实中，重大问题的决策通常由党委常委会研究、党委书记“拍板”，但出了问题却追究行政首长的责任，党委书记却不用负责，     

行政问责：理念、实践及其制度化——以昆明市公共治理对行政问责的具体探索为例

行政问责是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必要条件之一。注重行政问责的执政理念来自于执政者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准确定位,重视社会的自组织功能,以及对责任政府的科学理解。在具体的公共行政实践中,昆明市政府通过构建行政问责的制度环境,以服务而非管制为取向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等方式来实现高效的行政问责。     

教育行政问责方式的转变

教育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健全对于激励与约束各级政府促进区域教育科学发展、加快转变教育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教育行政问责制是教育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的交集。当前我国政府行政问责中对于"教育"关注严重不足,而教育问责中对于"地方政府"关注相对不够,对于地方政府的教育问责成为两种问责体系的交叉薄弱点。改进教育行政问责制需要解决为什么问责、问什么责、谁对谁问责、怎么问责等问题。     

网络问责运行机制分析——兼论网络问责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的意义

网络问责通过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和公众的交互作用形成一种网络公共舆论,从而形成一种交往权力,影响并制约政府行政权力来达到问责的目的。网络问责促进了我国行政问责文化和责任行政理念的形成;推动了行政问责的制度化进程;壮大了异体问责的力量;拓展了行政问责途径,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研究

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民告官的诉讼制度,将行政机关纳入到了司法监管中来,提高了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意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利,是中国进行法制化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在当前的司法实践过程中,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需要不断的进行完善。通过对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制定的原因、背景、主要内容进行检查,通过分析和对比,探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对行政法制化建设的积极意义,为法治化建设添砖加瓦。     

行政问责制的一点思考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非典疫情危机中应运而生,并且伴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行政问责制逐步走上制度化的轨道。但在实践中,由于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行政问责制的全面推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这里从对行政问责的内涵开始,对行政正问责制度进行分析,在现实中和实践中寻找单签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并在理论上位问责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关于我国行政问责文化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新亮点。要建立科学、合理、实效、法治的行政问责制,除了制度的构建外,还需要行政问责文化的建设。行政问责文化有其独特的内涵及特征,在构建行政问责机制中的作用逐步彰显,但现阶段行政问责文化建设滞后的现象不容忽视,其缺失有着深刻的原因,建设行政问责文化仍是一项重大课题。     

行政伦理视角下我国行政问责文化的缺失

基于行政伦理的视角,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状出发,通过反思我国行政问责文化缺失的现象,并从制度伦理与个人伦理角度探求了建构和重塑行政问责文化的路径。     

论行政首长出庭应诉

在行政诉讼中,行政首长不出庭应诉的现象非常普遍。行政首长不出庭应诉,容易激化与行政相对人的矛盾,不利于行政纠纷的解决和行政判决的执行。建立健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已成为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课题。     

论行政问责的效力范围

作为一种行政活动,行政问责的效力作用于一定的主体和事物,问责的效力范围即由问责的主体范围和客体范围所决定.行政问责效力范围的确定,既有利于保护基于问责形成的法律状态,又能防范问责机关之权力的滥用,保护公务员之正当权利免受不当问责之侵害.行政问责约束的行为主体包括:违法行为人,表明违法行为人需承担相应的不利性后果;问责机关,表明问责机关不能随意撤销、变更问责决定,亦不能对违法行为人进行重复评价;不特定主体,表明其需尊重基于问责形成的法律状态.行政问责作用客体则包括:劳动关系,表明问责机关可以解除与违法行为人的劳动关系;职务关系,表明问责机关可以撤销违法行为人之职务;岗位关系,表明问责机关可以调整违法行为人的工作岗位.     

我国行政问责中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公民作为异体问责的主体,在行政问责制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发展完善行政问责制有重要意义。然而,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中的公民参与不论在制度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阻碍着公民在行政问责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本文在分析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中公民参与的问题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了几点对策。     

行政问责的伦理危机及其化解策略

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由于各项规章制度还不健全、不完善,在具体操作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因而引发了公正危机、信任危机、责任危机和民主危机,致使行政问责制的效果大打折扣.为此,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来化解这些危机,具体措施应有:明确权责,准确地界定行政问责客体;强化异体问责,实现行政问责主体的多元化;拓展问责范围,保证行政问责事由的全面性;建设透明政府,实行阳光问责;加大惩处力度,增强行政问责的威慑力;完善问责程序,实现行政问责的规范化;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防止官员"带病复出";培育新型问责文化,创造良好的行政问责环境.＃     

健全行政问责机制，促进责任政府建设

从"健全完善对行政主体行政过错行为的问责机制,是构建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的逻辑出发,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回答了对责任政府建设具有直接现实意义的问题:怎样健全完善问责机制;又从具有根本意义的创新政府体制机制的角度论述了怎样促进行政问责,从而推进责任政府建设。     

关于行政问责走向制度理性的思考

从非制度化"问责风暴"着手,引出制度理性是行政问责常态化的逻辑抉择,通过制度性的威慑使行政问责实现制度化规范和常态化运作,从而逐步完善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     

论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在行政诉讼理论与实务中受到极大的关注,通过对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辩证分析发现,无论是从从维护司法权威,依法行政还是从及时化解行政纠纷的角度出发,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都应当作为一种制度加以构建并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在行政问责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责任意识淡薄,问责动力不足;问责主体不明,导致问责效果不明显;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不健全,无程序性、缺乏强制力作为保障;行政问责信息缺失。因此,必须完善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一是要强化责任意识,营造行政问责制的文化氛围;二是要严格职责划分,明确问责的主体;三是要健全法律法规,实现“制度问责”;四是要公开行政问责信息。     

行政问责制度的解构及其法理性

行政问责制度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制度保障之一,其发展模式和制度设计成为近一段时间来我国政府的工作重点。社会发展、危机管理和法制化建设的需要直接促进了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和变革。对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的解构分析,可以发现现行行政问责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和漏洞,这些缺陷和漏洞直接导致了行政问责的效果存在局限性。行政问责制度应当建构由原则性制度和特殊性制度共同组成的制度体系,满足完整行政问责程序机制的制度化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