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杂剧历史剧创作动因初探

明代中后期杂剧历史剧多以日常生活的实用目的为创作动因,如为寿星祝寿而创作、为了庆祝节日而创作、为自己辩解而创作、为攻讦别人而创作等.这对于明代中后期杂剧历史剧的艺术特色有着重要的影响.     

孟称舜杂剧创作的“宗元”取向

晚明剧作家孟称舜的杂剧创作既体现出较为典型的南杂剧特征,又遵从北杂剧的传统体制,在审美取向上表现出对元杂剧的追慕与回归。孟称舜的杂剧以其独具一格的精神面貌,支撑起晚明杂剧的艺术大厦,成为明代杂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古典戏剧史上亦占有重要的一席。     

孟称舜杂剧创作的“宗元”取向

晚明剧作家孟称舜的杂剧创作既体现出较为典型的南杂剧特征,又遵从北杂剧的传统体制,在审美取向上表现出对元杂剧的追慕与回归。孟称舜的杂剧以其独具一格的精神面貌,支撑起晚明杂剧的艺术大厦,成为明代杂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古典戏剧史上亦占有重要的一席。     

明杂剧中教化剧的叙事手法初探

明代教化剧的盛行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戏剧载体的伦理教化特征,强调了杂剧的社会功能,对我国的杂剧创作产生过较大的影响,研究明代教化杂剧可以更加全面的把握明代杂剧的发展脉络。     

"本色"论与《四声猿》——浅谈徐渭的戏曲理论与戏曲创作

作为明代杰出的诗人、画家、书法家、文学家,徐渭在戏曲方面的成就更加卓著.徐渭的戏曲理论和戏曲创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的戏曲美学思想以"本色"论为核心,为戏曲创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促进了晚明戏曲理论研究的发展;他创作的杂剧《四声猿)则成功地实现了他的理论主张,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貌展现于明代剧坛,掀起了明代杂剧创作的高潮.     

明代内府杂剧曲调研究

明代内府杂剧在体制上继承了元杂剧的传统,体现出程式化和规范化的特点,且有一定的创造性。在音乐性上,内府杂剧在宫调使用上更加简化,在音乐形式上更趋整齐,使用曲牌更加集中,也更规范更戍体系。通过对明内府杂剧的曲调组合形式的考察,将其与元杂剧及明代以朱有＇墩为代表的贵族藩王创作的宫廷杂剧进行比较,总结出内府杂剧曲调的组合规律。     

元刊本与明钞本《单刀会》杂剧之异同比较

创作于元代的杂剧,在舞台上活跃了很长的时间,在进入明代之后,仍然是演出的主流。但是为了适应演出需要,艺人势必会对其做出种种的改变。关汉卿的《单刀会》杂剧主要有元刊本与明钞本两个不同版本,其中元刊本出自《元刊杂剧三十种》,明钞本出自《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明钞本与明钞本《单刀会》杂剧的异同,恰能向我们展现出明代杂剧演出对元代杂剧演出的传承与创新,以及随着时代的改变,杂剧演出形式的演进。     

徐渭及其《四声猿》的地位和影响述论

徐渭及其戏剧杰作《四声猿》在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徐渭是中晚明时期新的哲学思想尤其是阳明心学作用影响于文学艺术所出现的第一位卓有建树的文学家、艺术家，是明代后期文艺大转折时期出现的最早和最有新风特色的一员先锋和主将，其艺术创造是明代艺术转折的标帜。徐渭和明代的另一位戏剧大师汤显祖差不多生活在同一时代，两人在哲学思想、文艺观点和人格理想方面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两人同为16世纪新的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伟大剧作家，徐渭的杂剧《四声猿》与汤显祖的传奇“临川四梦”同为明代戏剧的奇葩，它们共同铸建了明代戏剧的艺术丰碑，光耀百代。徐渭之于明杂剧，正如关汉卿之于元杂剧。关汉卿为“杂剧之始”，徐渭的《四声猿》则“代表了明代杂剧的转变”，代表了明杂剧的最高成就，它直接刺激了明杂剧的复兴，衣被后人，影响深远。     

试论关汉卿杂剧在明代的传播和接受

通过对关汉卿杂剧在明代的传播和接受的考察,我们发现明代的文人并不十分喜爱关汉卿及其剧作,这既和关汉卿身上所流露出来的滑稽佻亻达、玩世不恭的个性有关,同时也是因为其杂剧作品具有过于浓郁的俗文学品性,与明代文人在戏曲创作中崇尚雅化的审美趣味存在差异。     

徐渭《四声猿》杂剧的本事和写作缘由

《四声猿》杂剧是明代杰出的史学家、艺术家兼戏剧家徐渭(1521—1593年)的作品,它是由四部不同折数、曲调不一的杂剧,即《雌木兰》(北二折)、《狂鼓史》(北一折)、《翠乡梦》(南北二折)、《女状元》(南北五折)组成。《四声猿》不但在体制、曲调上对传统的北杂剧进行有意识的改造,为后来的南杂剧兴起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艺术上突出了徐渭出“奇”的创作风格,体现了作者桀骜不驯,敢于嘲弄封建礼教的思想品格,是明代杂剧中有影响的作品。《四声猿》虽在故事本源上,都是对前人或民间流传的文艺作品进行改造和加工,然这种     

论晚明曲学虚实观

随着晚明戏曲理论研究的不断深人,曲学虚实论逐渐成为晚明曲论者注目的课题。从李贽到汤显祖、谢肇浙,再到王骥德等曲论研究者,无不强调戏曲创作虚实结合的基本原则,这从叙事的角度确认了戏曲构撰故事的虚构性文艺本质特征。另一方面,晚明曲学虚实论的精神实质又赋予了戏曲叙事强烈的情感色彩,从理论的角度肯定了戏曲抒情写意的民族特色。     

试论《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舞台演出

《西厢记》作为一本千古名剧,一直活跃在明清舞台上。在明中前期它主要以其本来的北杂剧面貌被搬演,最初是演出全本,到万历年间开始出现折予戏的演出。到了明中后期及清代,传奇勃兴,因“北曲不协南耳”,杂剧《西厢》不仅被改编为弋阳腔、昆山腔、徽州调、青阳腔、泉腔、四平腔等多种声腔演唱,而且其部分曲词和宾白也被进行了改编,《西厢记》北杂剧的面貌渐渐被其传奇的新面孔所代替。《西厢记》之所以在明代被重新发现,并在舞台上盛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主题与明代风情剧所表达的青年男女共同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倡情”主题极为契合。     

明代传奇剧《鸣凤记》人物形象论析

《鸣凤记》是明中期三大传奇之一。在此剧中,作者以史董之笔开时事剧之先河,着力刻画了严嵩一党的骄奢淫逸、横虐残暴,展现了"双忠八义"的忠勇刚强,又通过间接描写隐晦地表达了对明世宗嘉靖皇帝的讽喻之意。《鸣凤记》人物形象丰满生动,在敷演时事的同时,又道出了历代士人的共同心声。     

晚明社会风气与叶宪祖的戏曲创作

晚明是明王朝社会危机不断加深,社会思潮急骤变化的时期,著名戏曲家叶宪祖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进步时代思潮的影响下,将深邃的社会思想,熔铸于戏曲创作之中,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戏曲创作主张。     

雅俗之论在明代文论中的展开

明代文学雅俗之论主要在诗论和曲论两个维面上展开。从诗学雅俗之论而言,明人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结合诗学辨体理论对去俗崇雅予以细致探讨;二是对雅俗的具体转化及其相关因素与论题予以考察;三是出现了对雅俗之论予以消解的论说。从曲学雅俗之论而言,明人主要对戏曲用俗予以大力肯定,对戏曲雅俗的相成相生予以较深入的探讨。上述两个维面,为清代文学雅俗论的进一步展开、深化与成熟提供了平台。     

简论新时期实验话剧的语言策略

新时期以来,实验话剧的创作和演出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令人耳目一新。在语言表现上,受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文化思潮的影响,实验话剧和同时期具有先锋、实验、探索的小说、诗歌等文学艺术一样,适时的调整了语言策略,阻隔、复调、幽默、重复、戏仿、反讽等特点的语言出现在众多的剧本和演出中,体现出强烈的当代意识。     

徐渭“本色论”曲学内涵新探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明代曲家的“本色论”只涉及戏曲的语言问题,但徐渭的戏曲“本色论”在明代曲家中比较独特,内涵丰富,除关注戏曲的语言外,还广泛涉及了戏曲的审美特征、创作技法、角色塑造、声腔格律、曲家个性、艺术创新诸多曲学范畴的问题。徐渭戏曲“本色论”的提出,因其曲学内涵的丰富性,指导并启迪着当时及后世诸多曲家的戏曲创作与剧论表述,为晚明及清初古典戏剧学高峰的到来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基础。     

古典戏曲鉴赏学的理论建构新探——以明清戏曲评点为中心的考察

古典戏曲鉴赏学是对古代戏曲的文学艺术、表演艺术等进行欣赏、理解和批评的一门学问。明清戏曲评点是中国古代戏曲鉴赏、批评的特有理论形态,它针对古典戏曲集舞台性、文学性、音乐性于一体的综合艺术特征,主要从表演和文学艺术两个层面参与古典戏曲鉴赏学的理论建构,其特点是紧密地结合戏曲文本,发掘演员情感体验、排场合理性和曲白可演等要素在戏曲舞台艺术塑造中的意义,揭示戏曲文学鉴赏中的主体性、想象性和超越性价值,从而丰富了古典戏曲鉴赏的文本及其理论内涵,地位举足轻重。     

《爱玛》反讽试论

文章从反讽的三个层面——修辞反讽、戏剧性反讽、哲学反讽——探讨《爱玛》的反讽艺术,表明《爱玛》是一部具有深刻的反讽张力的好小说。     

从《中山狼》剧本的改编看建国初期的戏曲改革运动

建国初期的戏曲改革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戏曲艺术的发展。它在催生新剧的同时,也极力改编旧剧,使戏曲艺术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人民大众面前。根据明代康海所作杂剧《中山狼》改编的新剧,就很好地体现了戏曲改革运动的指导思想。研究该剧新旧剧本的异同,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建国初期的戏曲改革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