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兖籍士族与东晋前期政治

西晋末年南渡的徐兖籍士族,如琅邪王氏、琅邪诸葛氏、高平郗氏、泰山羊氏、陈留阮氏等世家大族,对东晋政权的建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士族彼此之间相互联姻、相互提携,与皇室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徐兖籍士族入主中枢,把持朝政,控制着朝廷禁卫军权以及地方上重要方镇的军权,左右着东晋前期政局,影响着东晋政权的发展和稳固,成为东晋前期政坛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东晋士族政治中的桓氏与何氏家族

谯国龙亢桓氏与庐江灊县何氏是东晋时期的两大侨姓士族,但桓氏大起大落,何氏则绵延不绝.造成他们兴衰历程迥异的原因,可以从两家的家族根基、文化背景、政治态度几个方面来探讨.对比考察两家的兴衰之迹,以有助于对东晋士族政治的理解.     

德治秩序与法治秩序--中西政治秩序观比较研究

中西政治文化是两大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 ,它们对政治秩序的理解有极大的差异。以儒家政治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以德治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思想 ,西方政治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法治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思想。本文从地理环境、思想渊源、对政治生活的理解、构建秩序的观念和方式等五个方面对中西政治秩序思想进行了比较 ,试图揭示德治秩序与法治秩序的深刻差异     

德治秩序与法治秩序－－中西政治秩序观比较研究

中西政治文化是两大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它们对政治秩序的理解有极大的差异。以家政治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以德治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思想，西方政治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法治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思想。本文从地理环境、思想渊源、对政治生活的理解、构建秩序的观念和方式等五个方面对中西政治秩序思想进行了比较，试图揭示德治秩序与法治秩序的深刻差异。     

论政治秩序与发展问题

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中国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同时，中国社会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如何正确面对当前的形势，认真分析总结，找出一条解决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方法，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稳定是发展的前提，社会稳定需要政治稳定作保障，因此如何建立及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就成了一切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建立公正的合理的政治秩序，推进我国的社会稳定，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我国全面建设的宏伟目标就一定可以实现。     

晋宋之际的政局与高门士族的动向

晋宋之际,高门士族的动向以义熙八年为界。此前,他们仍在“门阀政治”的观念下从事政治活动,二刘之争即隐含着高门士族利用时局恢复“门阀政治”的因素在内。义熙八年刘裕独掌大权后。高门士族接受最高统治者权威统治的政治格局,转向关注权力分配。在权力危机面前,部分高门子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进取心,背离了该阶层历来标榜的“素退”的精神风貌。更重要的是,激化了的权力竞争关系削弱了高门士族在政治上的一致性,从而使“门阀政治”的成立条件彻底丧失。     

浅析唐太宗修撰《氏族志》的原因及其启示

唐王朝建立之初,没落士族旧望不减,社会地位仍然很高,而唐王朝的开国元勋,包括皇室在心理上不免有些自卑,唐太宗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迎合权贵,修撰了《氏族志》,顺应历史潮流。唐太宗修撰《氏族志》的过程中不乏有鲜明的改革精神。     

五代墓志所见士族大姓仕宦与婚姻的变迁

唐末以降,中古士族大姓持续衰落,丧失了其原有的优越地位。士族大姓的没落,表现为政治与社会影响力的下降,五代时期的士族大姓在仕宦与婚姻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士族大姓的入仕途径、为官品秩大多已与庶族无异,中古以来维系士族圈子的门第婚姻也不再流行,五代士族大姓的婚姻风尚重官品而不重阀阅,与唐代有很大的不同。     

我国政治秩序中的政治文化因素考量

政治文化是政治秩序中的内在要素，它对于一种政治秩序的确立与良性运转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正处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秩序内在地需要有新的政治文化基础，这要求我们以参与性文化取代臣民性文化、以法治性文化取代人治性文化、以妥协性文化取代冲突性文化。     

合作主义政治秩序观的结构分析

政治秩序是合作主义的重要关注点之一.合作主义的政治秩序观认为,在政治秩序的构建与维系过程中,作为政治行为主体的国家,利益团体和利益团体成员,分别主导政治秩序的构建与维系、充当减压阀和秩序化的中介、被纳入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轨道,从而既具有各自的功能及特点,又相互联结与合作成为一个秩序体系.这一秩序体系不以竞争为核心,而是保持并体现了功能主义的典型特征.     

《李娃传》中父子关系与唐代士族变迁

唐传奇《李娃传》中父子关系曲折多变经历了一个从爱到恨再到爱的过程,对于这种多变的关系,如果完全抛开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去考察的话,会发现其似乎既不合情又不合理,但当我们将其还原到其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的时候就会重新发现其合理性。文章就是从这种不合理性入手,通过挖掘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来探讨它的合理性。     

论东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

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能否充分融合,决定着他们能否形成自己的乡族集团,从而能否在南方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有关东晋南朝政治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传统文献资料的不足,以往的研究难以深入下去。近些年来新发现了若干墓志资料,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分析这些资料,我们发现,在是否与南人联姻,是否以侨居地为籍贯,是否将居地和葬地置于侨籍所属之侨州郡县内这三个关键问题上,东晋的北方高级士族和中下层士人的情况有所不同。高级士族未能在上述三个方面与南方社会充分融合;而京口地区的中下层士族却程度不同地在以上三个方面与南方社会有所融合,并较早地结成以宗族、乡里为核心的新的乡族集团。这既印证了传统文献中的若干记载,又大大补充了传统文献的不足,为东晋末年高级文化大族逐渐丧失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力,而中下层士族得以崛起,并执掌国家政权,找到了更为充分的历史依据。     

先秦会盟与政治秩序的交互性建构

会盟与政治秩序是互构共变的关系,会盟对政治秩序的建构是系统单元对系统结构产生的影响,政治秩序对会盟的建构则是系统结构对系统单元产生的影响。先秦政治秩序变迁历经三个阶段:部落联盟政治秩序、宗法封建政治秩序、君主专制政治秩序。会盟只有在前两者中,具有建构政治秩序的功能。政治空间是权力结构网络中点与点间的距离。权力关系结构形成,政治空间随之产生。政治秩序不同,会盟的特征与会盟得以存在的政治空间也各不相同。政治空间的大小决定诸侯国的行动自主性与会盟的秩序建构功能的大小。中国式会盟以自我生存、内部统一、良善秩序、信守承诺、仁义爱民为基本特征,以政治系统的平衡和谐为最高追求。     

隋炀帝政治改革与杨玄感起兵原因探析

隋炀帝大业年间围绕封爵勋官制度而推行的政治改革,势在打破北周宇文泰以来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通过限制、削弱关陇集团的强大势力和影响,以整饬吏政,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统治的社会基础。但其政治改革的方案未尽成熟及过急的推进,未能与建立民生顺遂、团结安定的政治局面相结合起来,终因其暴政引致严重的统治危机,从而使杨玄感这样的政治野心家为维护关陇集团既得的地位和利益乘机而起。     

福山政治秩序理论的逻辑结构

弗朗西斯·福山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对人类社会政治秩序进行探寻,将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视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根基。福山分别对中国强国家模式和欧洲强社会模式进行了论述,认为现代政治秩序的基本走向是强国家与强社会的有机统一,实现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的相互融合,为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论政治秩序的和谐价值取向

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坚持政治秩序的和谐价值取向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政治秩序应该体现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应该体现效率与公平的和谐统一。     

基督教政治观与世俗秩序的自我证成

近代民族国家世俗化的凸显是与世俗秩序的自我证成相伴随的一个历史过程,即世俗性要素突破传统宗教之限制而逐渐由人的心智层面扩及法权、政治等制度层面。在基督教二元政治结构下,个人通过"灵魂得救"获得了一种超越主义的精神自由,通过对上帝的信仰确立了个体的最终价值,导致个体能够摆脱世俗羁绊,并对世俗权力采取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价值审判。基督教政治观以超世俗秩序来论证世俗秩序的正当性,而近代政治的特征是将政治共同体从上帝那里斩断,从其本身来探讨世俗政治秩序的合理性。     

转型期诱导我国政治秩序失衡的变量分析

政治秩序的构建是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的前提。然而,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由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稳定与发展的悖论、自主性与依附性的矛盾等因素的干扰,导致政治秩序出现失衡的状态,严重滞缓着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前进步伐。深度解析这些变量因素,对于重新建构稳定的政治秩序,实现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推动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     

士族、古文经学与中古诗论

魏晋南朝时期，中国的诗歌理论有突破性的发展，产生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诗论名著。当代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儒学衰微和玄学兴盛所致。本文认为这是与士族地主的兴起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起主导作用相关联。士族地主不同于汉代宗族地主，他们是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强大的宗族，以世积文儒、位居清要，性尚通脱、重视自我及侈情奢华为特征。玄学的兴起和古文经学取代今文经学都是缘于士族的习性及其对思想文化的新好尚。中古诗论家曹丕、陆机、刘勰、钟嵘的诗论体系都是以儒家诗学为主导，兼收了玄学及其他有益的思想成分，是儒体玄用而非玄体儒用。     

秩序与冲突──西欧中世纪政治文化演进的机制

中世纪西欧社会秩序重建的要求导致了教、俗两界既冲突又合作的矛盾,在这一矛盾的展开过程中,罗马教廷的危机不断加深,理性的权威逐渐增长,民族国家意识日趋成熟。以此为契机,中世纪的政治文化也随之向近代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