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章惇之恩怨述略

苏轼与章惇都是北宋的政治家,二人早年交好,章惇曾给予苏轼不少的帮助,在苏轼身处逆境时也能援之以手。后来两人交恶,章惇对苏轼恨入骨髓,直欲置之于死地。究其原因,固然出自章惇的一种阴暗心理,但也与苏轼出言无忌的直率性格有关。苏轼与章惇交恶,也是北宋新旧两党争斗的反映,在这种大背景下,必然会有牺牲品。苏轼和章惇深陷党争之中,不可避免地酿成人生悲剧。     

苏轼与王安石变法

苏轼在王安石变法中属于什么派,史学界议论甚多,莫衷一是。绝大多数论者认为苏轼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是司马光的同党。近年来,为苏轼鸣不平者亦有之,但还是认为苏轼有忽左忽右的动摇派之嫌。笔者对此两说皆不敢苟同。我认为在变法中,王安石作为主持者,有大智大勇,挽狂澜于既倒的胆识和才华,有雷励风行的实际行动,苏轼则稳妥求全,深思熟虑,拾遗补缺,功自不可磨灭。他们是宋代积弊的清扫者,同时又是宋代腐朽政治的牺牲品,政治上的悲剧的性质是相同的。苏轼既不是变法的反对派,也不是忽左忽右的动摇派,而是一个较为坚定的变法派。     

章惇与王安石变法

章惇(1035一1105年),字子厚,北宋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出身于官僚家庭。其父俞“起家至职方郎中,致仕”,“累官银青光禄大夫”。章悖性“豪俊,博学善文,进士登名”,“再举甲科”,与苏轼、苏辙、吕惠卿、程颢等同是一榜及第的进士。初“调商洛(县)令”,后“召试馆职”,撰修国史。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章惇深得王安石器重,任“编修三司条例官”,为变法领导机构的重要官员之一,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王安石罢相后,他于元丰三年(1080年)升任参知政事(宰相副职)。神宗崩、哲宗嗣位后,     

苏轼与宋皇室关系考

苏轼因嘉梧年问科举考试中的出色表现,得到欧阳修、韩琦等重臣的推崇与提携,以及仁宗、英宗的赏识,神宗、宣仁太后的重用,哲宗、徽宗的贬逐与弃用。在其四十余年的政治生涯中,苏轼历经王安石变法、乌台诗案、元桔更化、朔蜀洛党争、绍述新政、元裙党禁等一系列政治风波,苏轼身处其中,其命运与皇室对他的态度密切相连。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以《上神宗皇帝书》为中心

苏轼与王安石同为北宋重要的政治家,在王安石所主导的变法运动中,苏轼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与王安石变法相关的政治斗争之中。要搞清楚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的、具体的态度,必须尽量淡化苏轼身上的党派标签,从其具体言行中寻找答案。熙宁二年四月的《上神宗皇帝书》,是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之态度的一种真实体现,反映了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而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却注定了苏轼在北宋党争政治中的坎坷命运。     

苏轼的豪放词为何成熟于密州?

本文在前人研究苏轼豪放词的基础上,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提出了苏轼豪放词成熟于密州的新观点。其依据是: 一、苏轼自幼受其父文学要有为而作的影响, 在未踏入政坛文坛时就有革新北宋时期浮艳文风的思想; 二、苏轼在守密之前已对婉约派词风深为不满, 已尝试写作言情言志的非男女恋情的新词作; 三、守密时, 适逢朝廷对王安石变法有看法, 变法派有些失势, 故苏轼以为自己大展宏图的时候到了, 于是豪放词便应运而生;四、从文学创作思想来考察, 苏轼守密时只不过是把文学创作当作是抒怀言志的工具之一。     

试论章惇

章惇,字子厚(1035～1105年),建州浦城(今福建建宁)人,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他博学善文,敏识过人,曾积极支持王安石变法。变法失败后,遭到贬斥。绍圣、元符年间出任宰相,继续改革弊政。旧史家把他列入“奸臣传”,与蔡京、秦桧等量齐     

苏轼变法思想探论

苏轼对待变法的态度存在着前后不一的“矛盾”。从仁宗朝的锐于进取,到神宗朝的敛退保守,苏轼的变法思想经历了一个起伏不定的过程。苏轼认为,变法是一项渐进的事业,必须贯彻“相济”思想和采取“持中”策略;变法必须崇“礼”重“德”,“任人”重于“任法”。苏轼变法思想体现了“尽其自然”的“任情理”宗旨,也有着“自信则惑”的意气用事。苏轼对变法思想的论述,透露着鲜明的文士习气。     

苏轼的豪放词为何成熟于密州？

本文在前人研究苏轼豪放词的基础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苏轼豪放词成熟于密州的新观点。其依据是：一、苏轼自幼受其父文学要有为而作的影响，在未踏入政坛文坛时就有革新北宋时期浮艳文风的思想；二、苏轼在守密之前已对婉约派词风深为不满，已尝试写作言情言志的非男女恋情的新词作；三、守密时，适逢朝廷对王安石变法有看法，变法派有些失势，故苏轼以为自己大展宏图的时候到了，于是豪放词便应运而生；四、从文学创作思想未考察，苏轼守密时只不过是把文学创作当作是抒怀言民的工具之一。     

“中国风”音乐与台湾现代派诗歌关系探微

＂中国风＂音乐与台湾现代派诗歌不仅血脉相连,而且殊途同归。历史的隔阂造就了台湾现代派诗歌特有的文化乡愁,并逐渐衍化为台湾的文化传统,＂中国风＂音乐便是对这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面对＂传统与现代＂、＂西化与民族化＂诸如此类的问题,＂中国风＂音乐和台湾现代派诗歌最终选择回归传统,并试图用古典情怀来构建现代精神家园。     

论苏门四学士辞赋创作及比较

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游于苏轼门下,与苏轼经常进行诗文唱和,会饭雅集。不仅文学上的交往频繁,他们在政治上也同命运、共沉浮,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作为苏门文人,四学士在辞赋创作上都有对苏轼赋风的传承,同时也有新变和个人特色的体现。又苏轼鼓励门下文人大胆创新,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正是在他的这种启发下,四学士及其门下文士们的文学风格丰富多彩,各有风骚,走上了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北宋文坛上百花齐放。     

苏轼与李廌师友关系论析

苏轼与李廌之父李惇为同榜进士,李廌缘父执之谊与苏轼结交,遂得侧身门下,荐名于“苏门六学士”之列。李廌一生贫困潦倒,而苏轼特以故人之子相待,在生活、仕途、文学等各个方面给予他诸多帮助。苏轼善待李廌,而幼年丧父的李廌也以事父之礼敬事苏轼,奔走师门,于苏门诸学士为最勤。李廌除了与苏轼交往外,还与苏辙及苏轼诸子相交游。     

论大慧宗杲对苏轼的接受

大慧宗杲是两宋最杰出的禅师,他的成就离不开对苏轼的接受。通过结交受苏轼影响很深的惠洪、唐庚、李彭、张商英、韩驹等,宗杲实现了对苏轼的间接接受;而通过对苏轼人品的称赞、置苏轼像于佛殿、对苏轼作品的熟悉评述,宗果实现了对苏轼的直接接受。     

《天柱山志》所录苏轼诗作辨误

乌以风先生所撰《天柱山志》及天柱山志编辑委员会所编《天柱山志》均收录苏轼诗作《游潜山叙寄苏子平》和《赠寺丞王仲素致仕提举灵仙观》,经考证,《游潜山叙寄苏子平》乃其同朝张商英所作,《赠寺丞王仲素致仕提举灵仙观》乃其弟苏辙所作,诗名为《赠致仕景纯寺丞》。     

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的得失及其影响

"以诗为词"的出现是对北宋初中期颓靡词坛一个强有力的冲击,它改交了词体原有的特征,也改变了词体的发展趋势.它的创作倾向由苏轼处获得成熟定型后,大致形成了以范仲淹、王安石、苏轼式的雄旷激越和以张先、晏殊、欧阳修、晏几道式的风流闲雅为主的两条线,分别影响了以后的"苏辛派"与"周姜派"词人,直至近代.     

海南诸诗文注释考订

海南诗文注释的几部代表著作,如《王弘诲张岳崧诗选》《苏轼文集》《苏轼海南诗文选注》《唐胄诗文集注》《张岳崧诗文集》《琼台诗文会稿》的字、词注释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杜康”不是周朝人,而应是夏朝人;“紫金”不是一个地名,而应代指富贵的生活等等。     

从"柳七风味"到"自是一家"——论柳永,苏轼词消息相通及?…

关于柳永词和苏轼词之间的关系,论者多强调二者间的差异.评价二者在词史上的地位时,多倾向于苏轼对柳永的革新.这些对于柳永及其词的评价是不够全面的.柳永和苏轼都是北宋词坛的大力革新者.柳永在苏轼之前的创造性开拓,对后起的苏轼有多方面的启发和影响,二者并非水火不容,而是消息相通.苏轼的大力革新,是以柳永的开拓为基础的.在宋词发展史上,柳永是极其重要的一环.正是从柳永到苏轼前后相继的开拓,使宋词摆脱了花间令词的窠臼,走向繁荣发展的广阔天地.     

论北京女高师四位女作家的母爱歌颂

冯沅君、苏雪林、庐隐和石评梅都曾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们都在对母爱的歌颂中实现了自己的诗意安居。但是由于她们不同的个性特征、人生经历和艺术追求的差异,其创作风格也不尽相同。     

仁政思想与文学风格的传承——从《刑赏忠厚之至论》说起

欧阳修与苏轼,是北宋文学及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他们当中,一位是倡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领袖,一位则是代表着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文坛大家。二人推崇古文,提倡仁政治国,关系紧密,私交颇深。而苏轼的一篇科考之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则是他们彼此相知的“契合点,”体现欧阳修与苏轼在仁政思想和文学风格(散文方面)等方面存在传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