虢季子白盘铭文及似赋之铭考论

本文借助对虢季子自盘铭文似赋之因的考察。鸟瞰铭、赋、颂诸文体之间的融通衍变。     

论沾溉众体的两汉四言诗

历来都认为汉代的诗歌创作成就很低,尤其是四言诗的创作更是处于衰落之境.从两汉四言诗的传衍方面着手来阐明四言诗体在其他文体中的运用,发现大量四言的韵文韵语存在于辞赋、骈文以及颂、赞、铭箴、碑诔等应用文体中,各具特点并影响着汉以后许多文体的发展.     

箴、铭文体辨析

箴、铭两种文体因都具有劝戒的性质,故人们在论述文体时,往往将两者归为一类,而作为两种不同的文体,其差异自然也不容忽视。从箴、铭二者的源起、用途、所施之物、体制和风格、发展趋向等五个方面加以比较,具有一定意义。     

“连珠”体例说

“连珠”体属于比喻与事例相结合的辞赋一类。这种文体早在战国时期韩非的著作《内、外储说》里就已初具雏形;到了汉代,扬雄将“连珠”加以演变和发展,增强其文学色彩,确立其体制,正式定名为“连珠”,使之成为我国古代文体中一枝风格独具的奇葩。“连珠”体一般以“臣闻”、“盖闻”、“尝闻”开头,“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     

扬雄“诗人之赋”义证

西汉辞赋大家扬雄关于＂赋＂的评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深远。但是＂诗人之赋＂涵义隐晦,引发了后人的诸多揣测。通过分析《史记》、《汉书》和扬雄本人作品中的＂诗人＂一词及《左传》中＂赋＂的用法,可知扬雄所谓＂诗人＂指《诗经》作者,＂诗人之赋＂即为《诗经》中的作品。     

试论连珠体之演变

昭明太子编《文选》,把＂连珠＂列为一类,独选陆机《演连珠》五十首,可见其对连珠体的重视。连珠现存数量不多,相关资料较少。韩非可能是最早创作连珠的作家,而扬雄是至今所知最早给连珠命名的作家,陆机的连珠是集大成之作,庾信的连珠则更富个性特色,之后鲜有出色之作。     

汉代赋颂关系析论

汉代颂与赋体貌接近,这一方面和汉赋文体对颂体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颂的文体规范尚未形成,颂论多依附赋论。汉代存在赋、颂混称和连称的现象。汉人称颂为赋,是由于汉代赋在广义上包含颂;称赋为颂,一是为强调赋中"述形容"且"美盛德"的内容,二是由于"赋""颂"字义有相通点。汉代"赋颂"连称,原因有三:一是赋与颂并在"六诗"之中,"六诗"之名,后来多两两相合;二是由于赋、颂在汉代皆属宫廷文学,宫廷作家多赋、颂兼擅;三是汉代颂论对赋论的依附。     

文体学视野中的"连珠"定位

连珠被《文选》立类，确立了其文体地位，但《文心雕龙》归之入“杂文”，又模糊了其文体地位，而历代的连珠作品以其短小的体制，对偶的句式，假喻以达旨的手法，讽谏的功用等特征与赋、骈文、隐语、诗歌、箴铭、论说文等文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和纠葛，从而在文体定位上引发了一定的混淆和争议。     

古代箴体文探析

箴是一种古老的文体,产生于西周初年。这种文体成立的基础是所谓“官箴王阙”,是古代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箴的标准文本是从周初流传下来的《虞人之箴》。从那时以来到晚清,除战国时期一度“委绝”,代不乏作者。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箴体文由官箴发展为私箴,进而出现君箴。箴本是使用范围很小的应用文体,但从汉代扬雄开始,经六朝而至唐代,著名的箴体作品,大多出于文学家之手,他们往往把文学方法用于箴文写作,遂使箴体文获得浓厚的文学性,足有可观者。     

“箴”与“铭”——中国古代文体谈

概述中国古代的两种文体——箴与铭,介绍它们的起源、作用和文体特点,以及历史上有名的作品,使语文教师对这两种文体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杨筠松生平著述考略

杨筠松作为唐代堪舆大家,在当代中国国内及海外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现在的风水学界大都尊其为祖师爷.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师,在明清以前的典籍中鲜见其相关资料,他的生平事迹和著述情况也因此存疑至今.文章通过收集、整理和研读相关文献资料,对杨筠松的籍贯和活动区域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同时对杨“窃书”之事也能得出一个公允的评价.另外,参考和杨筠松相关的著述和他人对杨的评价,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杨本人著述极少,其堪舆学思想的传承多靠口授,后世署名杨之作多为伪讬.     

《汉书·艺文志》刘歆、班固选扬雄赋考论

《汉书·艺文志》由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在扬雄赋的著录上，班固在《七略》原四篇赋的基础上增补了八篇，本文就这十二篇赋的篇名和刘歆、班固各选扬雄赋为哪几篇作考论，从而看出刘歆和班固著录扬雄赋的标准之差别，感受二人不同的文学观。     

论清初学者对陶渊明诗风的接受——以王夫之、王士稹为例

陶渊明的接受研究进入清初这一特定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王夫之、王士稹对其孜孜不倦的继承上。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清初文人的审美追求是分不开的。本文主要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入手,分别从诗学精神与艺术风格两个层面来阐述他们对陶渊明的接受,并试图从他们对陶诗诗风的接受中来更清楚地反观清初学者的诗学价值取向与标准。     

"斑彩文章"与"精敏""鬼黠" --从司马相如、扬雄散体赋看蜀人的文化个性

司马相如、扬雄的大赋作品不仅展现了汉帝国宏伟的气势和繁荣昌盛的面貌，开启了一代恢宏富丽的美学范式，同时也折射出古巴蜀人那“精敏、鬼黠”的文化性格，是巴蜀人人格的喻示和巴蜀悠久文化的载体。本文认为其散体赋那“架虚行危”的奇特想象、光彩夺目的图案美充分表现了蜀人葱笼的想象力，其作品中大量的生僻字词和同偏旁字词的运字特征恰恰又是蜀人对远古文明的崇拜与善于创造的个性展示，其作品兼容蜀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的实际则又是蜀人封闭中有开放的文化个性的表征。     

西汉扬雄《方言》浅议

语言学研究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西汉扬雄《方言》一书表现出来的语言研究的思维轨这，以及研究方言的方法，值得今人学习借鉴。     

王阳明黔中再传弟子马廷锡及其家族考证

马廷锡是王阳明在贵州著名的黔中王门再传弟子,其心学之传得于当年王阳明在黔中的及门弟子蒋信。马廷锡的心学活动涉及贵州、四川、湖南三省,早年问学求道、任官行道,中晚年广交王门后学,在贵阳讲学长达三十余年之久,继王阳明、蒋信之后,在贵州掀起第三次心学讲学高潮,将黔中王门推进到成熟阶段。马延锡及其子、孙三辈均有功于阳明心学。马氏家族不愧是黔中王门著名的心学世家。     

简论扬雄关于汉赋“丽则”和“丽淫”的文学思想

扬雄早年好赋,晚年悔赋并否定赋。通过对自己创作实践和他人辞赋的评价,他发表了对汉赋的看法。他从审美高度明确提出了汉赋的文学丽靡特质,从文学功用角度突出强调了汉赋的讽谕性,而这正是扬雄文学思想的核心。     

扬雄“文质”美学思想及其对汉赋的评价

文与质的关系问题是扬雄美学思想的中心内容。他主张“文质”兼备,二者统一,其中“质”必须符合明道、宗经、征圣的原则,符合这一原则的就是美的。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扬雄对汉赋进行了批评,这源于汉赋的形式与内容不统一,文质不相符。文质和谐才成为美。可见,扬雄对于辞赋的看法,是贯彻了他的“文质”美学思想。     

从"九天"说看扬雄"文必艰深"论

“九天”说是扬雄以玄为本的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扬雄哲学思想乃至文学思想的形成在整体上起着指导性的作用;而“文必艰深”论则是扬雄重要的文学思想之一,自宋人苏轼对之作了严厉的批评之后,历代批评家大都对它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但很少有人从扬雄思想的整体特征出发对之作认真的分析,更没有人把“九天”说与“文必艰深”论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笔者认为扬雄“文必艰深”论本是建立在“九天”说的基础上,并与尚文的时代审美追求相一致,故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并非一无是处,以往学者们对它的全面否定是不尽科学的。     

巴蜀易学渊源

巴蜀易学源远流长,神话传说作《易》之祖伏羲氏即为巴人。巴蜀地区卜筮活动兴盛,易学在此产生、传承具有一定基础。秦楚与巴蜀毗邻,文化联系紧密。巴蜀易学从楚地传入是可能的。明杨慎以孔子弟子商瞿为蜀人,宋人杨绘、谯定之易传自扬雄之师严君平,均反映出巴蜀易学起源早,影响远,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