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与地方书院关系的一种观察——以晚清敷阳书院学田经营为例

乡绅在地方书院建设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他们既是捐输书院的主体,又是书院经营的参与者.晚清道光年间九江德安乡绅燕笙撰就的<书院说>,揭示了敷阳书院学田因田亩不实、田米不清、兑票不靖等因素而导致书院名存实亡的事实.书院在围绕学田经营的利益博弈中,扮演了在场却缺席的社会角色;乡绅、富户通过经营书院学田而攫取利益成为破坏地方书院生态均衡的重要原因所在.     

清代书院学田的经营困境与纾解努力——《书院说》：一个乡绅的视角

学租是维持书院正常运行的主要经费来源,但清代书院学田在经营中问题重重。九江德安敷阳书院的学田在租佃中因田亩不实、田米不清、刁佃不惩及兑票不靖等原因,造成书院办学经费入不敷出,书院有名无实。虽然时人曾开出合田、内票、择人、专差、减课等对策,但依然无法挽救书院于咸丰四年化为乌有的命运。清代书院学田的经营不善,是导致书院兴废旋踵和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凤山书院学田契约文书看学田的经营与使用

创建于嘉庆十二年(1807)的普安直隶厅~((1))凤山书院,遗留下一组学田买卖相关文献,为了解学田经营及管理提供了真实资料。研究发现：凤山书院学田来源除官民捐赠外,书院自主购置学田是保持经济稳定的主要方式;书院除将学田出佃收取地租外,还通过放贷将每年盈余交给商家经营而收取利息,这两种方式成为其收益的途径及经费来源;书院社会性支出不少,而支付方式单一,折射出凤山书院经济并不宽裕的境况;但与其他书院比较,甚至较之上一级的府级书院,凤山书院运行的常费仍较为优裕。     

白鹿洞书院概况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自唐末开始萌芽的一种重要教育组织形式,它集学田、藏书、奉祀及关注时事为一体。我国书院有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在众多的书院中白鹿洞书院被誉为四大书院之首。南宋淳熙年间,白鹿洞书院还被誉为“海内书院第一”。白鹿洞书院的前身是庐山国学,在白鹿洞书院的形成过程中李渤与朱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五代到现在白鹿洞书院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     

明清时期新安县的书院论略

自明代新安县建立后,深圳地区的书院进入较快发展的轨道。就新安县的数所书院而言,其性质已经远非宋代可以相比,已经失去了昔日自由讲学的特质,或者沦为社学,或者与地方府、州、县学别无二致。新安县书院发展的经验表明,要有稳定的学田支持,还要聘请德行道艺皆优的书院山长。     

士人对书院事业的推动及其动机探析

在书院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具体身份各异的士人是推动书院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主要方式包括创设书院及修复书院、为书院捐赠钱物、学田、书籍等。历代众多士人热心书院事业,所折射的是一个社会阶层的文化心态。具体而言,其动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士人的文化理想;(二)对现实的关切;(三)确立自身身份认同的需要。     

清代书院的办学体制探究

中国古代书院肇始于唐,而发展于宋、元、明,至清代而达到鼎盛时期.在清王朝存续的260多年间,全国各地修复和兴建了大约5000所书院,这些书院分布在大江南北、白山黑水之问,遍及全国城乡,成为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教育及学术研究中心,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及文化的传播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清代书院的发展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自乾隆以降,清代书院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新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官办书院为主体、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办学体制.     

明李龄《宫詹遗稿》误收的两篇白鹿洞书院文稿

明代天顺、成化年间,江西提学佥事李龄曾重建白鹿洞书院,在书院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其《宫詹遗稿》有五篇关于白鹿洞书院的文稿,但其中《重修贯道桥记》和《白鹿洞新置赡学田记》并非李龄所作,属于误人。《重修贯道桥记》的作者应为天顺年间南康知府钱塘人陈敏政,《白鹿洞新置赡学田记》似为《宫詹遗稿》的编者自撰。     

蘋洲书院古碑考

潇、湘二水汇合之处有一岛屿,名为蘋岛,又称蘋洲、浮洲。岛上有蘋洲书院,当地府志、县志都有关于书院的简要记录,书院由乡绅眭文焕、眭日培父子创立,始建于1739年,1754年毁于洪水。1886年,湘军名将王德榜、席宝田在蘋洲上重建蘋洲书院,延聘翰林院庶吉士周崇傅为山长,增其旧制,恢复光大。蘋洲书院传承悠久,只惜种种历史原因,文物存留无几,近年重修蘋洲书院时,发现清代光绪年间的一通古碑,此碑形制标准,包含信息较为丰富,是研究零陵古城地貌的一种参考资料。     

明代湖北书院考(下)

明代科举制度极为完备,凡入仕途者必经进士考试,故培养进士成为明代学校的首要任务。随着官学的逐渐衰微,书院日益成为培养进士的主要机构。湖北本地乡绅或名宦,为了当地的教育发展,往往振臂高呼,士绅纷纷捐献,修建或重建了许多以科举为主的书院。科举书院并不排斥讲学,但以培养人才为主。在明代湖北书院衰落之时,亦出现过以祭祀为主的书院。无论哪一种功能的书院,都为湖北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晚清湖北绅士与书院教育的发展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机构．而书院繁荣的社会基础是民间的绅士,他们兴办地方学务,既是书院创建的倡议者、书院教育的主持者,同时也是书院经济的资助者,对书院教育起了推动作用。     

清代普宁的书院建设与地方社会变迁——以碑刻文献为中心

以清代普宁所兴办的两所最为重要的昆冈书院及三都书院的发展变迁为内容,结合地方碑刻文献,探讨该书院对于清代普宁地方的人才培养及风俗教化的重要作用,与普宁地方士绅阶层对书院的兴建、修复以及发展方向,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力。     

吴汝纶与近代安徽教育

吴汝纶虽长期在外仕官讲学,但却时刻心系家乡教育。他为创办安徽古学书院劝捐,建议家乡改书院设学堂,驳斥省城救生局提拨白鹤峰书院租息收入,反对劣绅霸占白鹤峰书院新涨洲地,亲手创办桐城学堂。     

明代温州书院体系的构建及特征

在温州书院发展史上,明代承前启后,其地位显著,形成了以地方官府、士绅、乡村宗族为主兴建与维护的主要力量,在空间上涵盖府、县、村都的三级书院体系。三类书院在建院规模、培养理念、教学与管理上呈现出各自的特征,有效弥补了地方官学教育的不足和弊端,培养了大批经世人才,起到教化乡里的功效,推动了明代温州文化的繁荣。     

地方士绅和晚清民国时期农村教育的发展

国家权力的下沉构成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背景,在有限的国家能力的制约下,地方社会的支持和介入对于农村教育的发展尤为重要,传统的地方士绅群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一方面国家以地方士绅及相关的机构为中介连接起国家和地方社会,双方在相互合作中推进农村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伴随着“双轨政治”的僵化,官、绅、民之间关系的异化导致了农村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冲突,并极大地制约了这一时期农村教育的顺利发展.     

对《文献通考·学校考》书院部分之——理解的再理解

书院教育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国书院史资料》是当代书院研究的重要工具书。对《中国书院史资料》作者对《文献通考》相关资料理解的再理解可以说明,书院史料的征引与解读应合于基本的语言学、历史学、逻辑学、教育学及所属历史场域的本真。作为一项历史研究,书院史研究理应追求主观与客观的共生,在主客观对话中迫近书院历史的真实。     

清代晚期书院教育的范例--戴钧衡创办桐乡书院探析

本文介绍了戴钧衡创办桐乡书院的有关情况及其所取得的成就,阐述了戴钧衡创办桐乡书院的指导思想,指出了戴钧衡对书院教育的认识和全新的办学理念以及在当时产生的积极影响。他撰写的《桐乡书院四议》对书院教育有很好的指导和借鉴作用,桐乡书院也因此成为晚清书院发展史上的一面旗帜。     

清代顺天乡闱的空间、仪式与社会教化刍议

"乡闱"一词是指科举时代士人应乡试的考场,即各省所设的贡院。河北省的考生主要在顺天乡闱内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中乡试的物质承载体,清代十六个乡闱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相对固定的空间布局。另外,政府还规定了一些相关政策法令,事实上,在乡闱内部还往往存在着一些约定俗成的惯例和仪式,这些惯例和仪式在约束考官和考生方面有时候比国家明文法令更为有效。清代顺天乡闱的空间布局和仪式在时人的心理层面起到特殊的社会教化作用。     

从书院到学堂——以1898～1905年的潮汕地区为例

潮汕地区既是一个传统书院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又是一个较早受到西方文明冲击的地区。在清末这一场改书院为学堂的兴学运动中,中央政府、地方官员、地方士绅、宗族势力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对兴学运动产生了不同的作用。潮汕地区地方势力强大、侨商众多的特点也对这场兴学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抗战时期新桂系主皖与乡村社会改造

抗战时期,新桂系主政安徽。为加强基层社会控制,增强抗战动员能力和巩固自身统治,新桂系对妨碍政令推行的土豪劣绅予以坚决打击,并通过任用青年干训生担任基层干部排斥地方豪绅势力,同时加强巡视和鼓励民众检举,对贪污违法的豪绅势力予以严厉惩处。但新桂系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在遭到豪绅势力的强力抵制后,不得不作出妥协,对维护新桂系统治的地方士绅予以笼络和争取,反映出新桂系乡村社会改造的不彻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