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服》女子"出嫁不降"考辨

本文通过《丧服》中女子出嫁前后服丧情况的对比 ,分析其出嫁不降的原因 ,探析其中蕴含的服丧原则 ,以及所反映的宗族观念。     

《丧服》用杖制度考论

丧服是用特殊的服饰表示对死者的哀痛 ,是古代宗法制度最集中的体现 ,也是礼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试图通过集中考察杖在服丧期间的使用情况 ,推求其背后隐藏的制度 ,从而对丧服在古代礼制中的意义有一更清楚的认识。     

宋刻本《韩非子》流传考述——《韩非子》善本考述之一

现可考知的《韩非子》宋刻本有二:宋乾道本与宋缺刻本。前者在现存的张敦仁影抄本、吴仿刻本与钱曾述古堂影抄本中有较好的体现,后者则流为《道藏》本、严时泰本、张鼎文本。当今最通行的校释之作——陈启天《增订韩非子校释》、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对《韩非子》宋刻本的论述有很多臆测谬误之处,其附录的序跋题识也存在着很多错误,应该加以纠正。     

浅析《平家物语》前六卷中的汉文学受容——以《长恨歌》为中心

以《平家物语》前六卷中引用、化用的《长恨歌》为中心,通过将中文原文与《平家物语》相关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平家物语》前六卷中汉文学的受容情况,发现《平家物语》中继承了平安文学的美学理念“物哀”,并通过大量引用翻案《长恨歌》等白居易的诗文,在当时的历史事件、有关恋爱的表达、对女性姿态的描写等诸多方面再次将“物哀”表现出来,再由此探究中国古典文学对当时日本社会产生的影响。     

贺寿慈批点《陶渊明集》考述

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清刻本《陶渊明集》,内有墨批160余条。经考证,批点者为晚清士人贺寿慈。批点内容涉及对前人评陶之论的评价与阐发,陶诗异文、疑作,陶诗炼字炼句、立意构思,陶渊明作品间思想、意趣相通之处,陶诗与他人作品的关系,陶渊明的隐逸品格,陶渊明尚"真"的人格及审美追求,陶诗诗意、主旨的阐释等诸多方面。本文是对贺寿慈批点内容的首发性介绍,旨在揭示其对陶渊明相关问题研究的文献价值。     

以人为本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坚持以人为本，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教学理念上，坚持“以学生为本”，强化育人意识；二是在教学方式上，推行“主体性教育”，强化服务意识；三是在教育效果上，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强化质量意识。     

世界应重新评价“中国威胁”——英报评金奇新著《中国震撼世界》

2006年11月,在英国《金融时报》与高盛集团主办的2006年度最佳商业书籍评选中,《金融时报》前驻北京首席记者詹姆斯·金奇的《中国震撼世界》突围而出。该奖的评委这样评价此次金奇的获奖:“中国正在改变世界,而詹姆斯·金奇的书正好捕捉到了这一变化时期的精华。”本刊转载英国《金融时报》对该书的评论文章,希望对关心“全球化下的中国对外传播”等话题的相关人士有所借鉴。     

《毛传》“兴”体的隐喻与象征意义

毛公释"兴",说明"兴"是以隐喻为表现特征的特殊诗体。"兴"使诗歌具有了一种对人感染、启发、鼓舞与教育的社会作用。     

论《方言疏证》的“同”与“通”

《方言疏证》完成于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历时20余年,是戴震晚年完成的一部力作。书中大量使用“同”与“通”两个术语,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加以分析,这两个术语都有许多不同的含义。为了准确地理解该书的深刻内容,我们对书中的“同”与“通”两个术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二律背反”研究》读后感

“二律背反”意指对同一个对象或问题所形成的两种理论或学说虽然各自成立但却相互矛盾的现象。随着人们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空虚起来。针对此现象,文章从“二律背反”的角度进行了解读。     

考镜源流与辨章学术的用心之作 --评黄爱平《朴学与清代社会》

近读黄爱平新作《朴学与清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 2 0 0 3年 1月版 ) ,收获良多。清代朴学又称考据学 ,学术界曾作多方面探讨 :哲学史界对皖派宗师戴震等进行过深入研究 ,如许苏民《戴震与中国文化》便是其一 ;史学界对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亦曾作广泛讨论 ,部分成果收入中国历史研究会主编《嘉定文化研究》 ;有关清代朴学的论文也时有所见。然而 ,对清代朴学进行整体探研的专著尚不多见 ,笔者目力所及 ,似只有庞天佑所著《清代考据学研究》、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等少量成果问世 ,至于将朴学置于学术史与社会史的双重视野下加以探…     

清代考据学的分期和派别

本文首先对考据学的内涵作了界定,然后讨论清代考据学的分期和派别.作者认为前人关于清代学术或经学的分期、派别的意见,只能作为探讨清代考据学分期、派别的参考,而不能简单套用.关于分期,作者认为应分四期第一期为清初期,包括顺、康两朝,特点是"汉宋兼采".第二期为清中期,主要包括乾、嘉两朝,作为过渡,雍正朝亦可划入,此期为考据学高峰.第三期为清晚期,主要包括道光、咸丰、同治诸朝和光绪二十五年甲骨卜辞发现之前.此期的特点是经今文学重新兴起,倾向于经古文学的正统考据学的绝对优势受到挑战,其绝对地位亦受到冲击,但还只限于量的变化,而并不是质的衰落.第四期为清末,即光绪二十五年甲骨卜辞发现以后.甲骨卜辞和敦煌遗书等出土文献新资料的发现受到学者的重视,开始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研究(如孙诒让),使清代考据学走上了新的阶段,并且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对第三期的评价和第四期的划分,尤为本文新见.关于派别的划分,作者认为关于清初期浙东、浙西两派的划分无异义;分歧主要表现在中期,作者认为传统吴派、皖派、浙东学派的分法,适用于考据学,而扬州学派的划分颇多混乱,在考据学上尤其难以成立.根据本文提出的构成学派的三个条件来看,扬州学术实为皖派戴学之流衍,并没有多少创新,根本构不成一个独立的学派,特别是从考据学角度来看,尤其如此.所以,当如刘师培在皖派戴学之后附论扬州学术为妥.     

Acts of Irreconcilable Mourning: Post-Holocaust Witness and Testimony

Abstract

This essay revisits the question of post-Shoah responses to cataclysm in light of the now-urgent question of transmission – the shift in mourning and memory between first-generation survivors and later generations. Offering a different but complementary analysis to those in trauma or memory studies, I argue that post-Shoah witness and testimony are acts of ‘irreconcilable mourning’. This sense of mourning departs from post-Freudian approaches that focus on closure. Instead, irreconcilable mourning is a non-totalising approach to loss that resists ‘redemption’ and instead necessitates an ongoing, creative, and critical response to loss. In the course of this argument, I examine first-generation accounts such as Primo Levi's and Elie Wiesel's to highlight the necessity and contingency of transmission by interrogating concepts such as the ‘unsayable’ and the remnant. I then focus on Art Spiegelman's second-generation Maus: A Survivor's Tale, bringing cross-generational questions of witness and testimony as acts of irreconcilable mourning into the fold of Marianne Hirsch's ‘postmemory’ and Edith Wyschogrod's heterological history-telling.     

李贽与三袁关系考论

李贽和公安三袁都是晚明文坛上的健将 ,他们所提出的“童心说”与“性灵说”在理论上自成体系 ,对晚明文坛产生绝大的影响。按通常说法 ,“性灵说”是在“童心说”的影响下产生的。本文则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并从李贽与三袁的交往、两说的同与异、合与分等方面加以论证。是晚明启蒙大潮萌动的文化背景直接催生了这两种学说 ,它们之间的同中有异证明了 :晚明文学创作与理论呈现着多元化发展的格局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语篇隐喻及其英译研究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语篇隐喻指那些以某一意象或属于同一语义场的意象群为构筑要件的诗歌,其中的隐喻意义是在整个语篇层面运作的,大致可分为语境独立型和语境依赖型语篇隐喻。中国古典诗词中语篇隐喻的翻译首先要持一种整体观,再现其中的隐喻意象和隐喻话语,保证译文本身是一个生机灌注的整体。针对语境依赖型语篇隐喻的翻译而言,为了弥补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的语境视差,还要以作者简介、加注、评论、文内补偿等手段提供必要的语境信息,以有效传达原诗的象征意义或语篇隐喻意义。     

《高僧传》中有关定林寺记载的考述

梁释慧皎的<高僧传>是南朝为数众多的僧传中最为著名的一种著作.在二百多位高僧的传记中,<高僧传>记载有关于钟山上定林寺的史料,其中有上定林寺的营建过程,有定林寺的高僧名流,也有定林寺的经藏和佛牙等珍贵物品.从<高僧传>的有关史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定林寺,及与刘勰相关的问题.     

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的地方实践与思考——基于规划文本、地方法规与技术导则的分析

通过多个历史文化名城的相关保护规划文本、地方保护条例(办法)以及地方规划编制技术导则的分析,对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地方实践进行总结。"历史文化风貌区"较历史文化街区具有更丰富内涵与复杂性特征,保护规划过程中应注意识别"历史文化风貌区"中出现的新类型与内部价值要素,在探索和完善地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前提下,秉承不同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思路,探索差异化的、量体裁衣式的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方法。     

从"圭"到"鼋":女娲信仰与蛙崇拜关系新考

本文支持女娲信仰源于蛙崇拜的观点,并按照语义相关和文字构型原理,追溯女娲原始本相。“圭”、“鼋”等都是探究女娲原型的重要依据。女娲名称之缘起不仅与“蛙”、“娃”等在语音上相关,而且是与作为重要礼器的“圭”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圭文化本原就是象征繁衍生育的蛙崇拜。“天鼋”是姬周天族与姜戎蛙族的复合图腾族徽,称之为“天鼋”是历史的误读。女娲之神是这种“鼋”图腾符号的象征转化,由于“龙蛇化”进程,在后世发生了形态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