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复古诗歌的艺术特征

戴复古是南宋江湖派中的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在诗歌艺术上曾作过不懈努力,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使他的诗在南宋诗坛内现出奇光异彩。他的诗,突出表现出以下特征: 一、有为而发感情真挚言志抒情是我国古典诗歌的光荣传统。戴复古反对把诗歌作为流连光景和游戏消遣的工具。他的《论诗十绝》其五说:“陶写性情为我事,流连光景等儿嬉。锦囊言语虽奇绝,不是人间有用诗。”戴复古的大部分诗作,鸣自之不平,鸣世之不平。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他有时借古抒情,表现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遥深感慨。《琵琶行》写白居易作《琵琶行》本事,最后却大发感慨,高亢激昂地写道:“白乐天,白乐天,     

抒写文化的"历史"--读余秋雨散文有感

余秋雨先生的散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初读先生的散就被其深深地触动，对化“历史”的感悟，对生命人格的思索，这都是触动我心灵之弦的原因。“真正意义上的散创作是创作人生经历与人生智慧的艺术体现，富有灵性和责任心的散作家总是将一生的生命感悟、审美灵性、人格智慧和化艺术全部展现给读”。余秋雨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极富创作灵性和和责任心的作家。从《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到《千年一叹》、《行无疆》都透出生命的气息和化的“历史”反思。“他的散具有很强的思想力度，丰厚的化内涵，深沉凝聚的历史感，熠熠闪光的哲理品格，劲健潇洒，汪洋恣肆的笔，开阔放达的大家风范。”他以一个化人的姿态，抒写着作家自己的性情与灵性，抒写着化的“历史”。他把现实与历史化溶于一体，在历史中追寻着明，反思着人生，以一个化人独有的心态。独有的方式抒写若作家自己心中的“化史”，解读着化的内蕴。我主要从以下两方面来阐述余秋雨是如何抒写他心中的化的“历史”的。     

浅谈《红楼梦》语言含蓄艺术(上)

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开头题了一首深有感慨的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诉说了他创作的甘苦和他难以直言而深怕不被理解的衷曲。作者自云“荒唐言”和诗前所提及的“假语村言”也说明了《红楼梦》的语言风格与传统的古典小说是大不相同的,清代邹弢在《三借庐笔谈》里说“《石头记》笔墨深微,初读忽之,而多阅一     

苏轼词理趣特征浅析

苏轼词中有一个鲜为人道的审美特征——理趣。我们知道,苏轼不仅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文人,同时也是一位睿智的哲人。他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宋代三教(儒、释、道)合一的文化环境中更是如鱼得水;加之他一生命运坎坷,仕途多艰,更加深了他对人生、社会和历史的理性思考。他的诗歌中就常常充满着给人以启迪的哲理,人们往往称之为理趣诗。而苏轼又能“以诗为词”,故而也将此特征带入词中,创作出诸多充满理趣的词作。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他多次在词中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醉蓬莱》)、“万…     

对阮籍十首四言《咏怀诗》的真实性还是以存疑为好

阮籍以《咏怀诗》名世,一般提到他的《咏怀诗》,都是指其五言《咏怀诗》。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阮籍”条说:“……(阮籍)长于五言诗,代表作《咏怀诗》82首多抒写忧生伤时的苦闷,为后世传诵。……”但阮籍是否还写有四言《咏怀诗》,有多少首,知道的人就不太多了,因为建国后几部通行的文学史著作都不提这个问题,只有胡国瑞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提到阮籍还有四言《咏怀诗》三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阮籍”条说:“……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此外还有四言《咏怀诗》,今存13首。……”另外质量较高的《中国历代…     

方解其中意 欲语已忘言——唐诗欣赏偶得

诗要有强烈的感人力量。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于情。……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他认为感情是诗的根本,必须有感情,诗才能起到“感人心”的作用。这种看法和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所说的“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一样,都强调真情实感,在“情动”的创作过程中,深入地接触所描绘对象的感情领域,并把这种“情”寓于诗的艺术形象之中去“为情而造文”(《文心雕龙·情采》)。一首诗令人读之不厌,回味不止,甚至被感动到“方解其中意,欲语已忘言”     

晋察冀诗人方冰诗略论

以写《歌唱二小放牛郎》名世的方冰,是晋察冀诗人群中有独特个性的一个。他的诗多抒写抗战时期人民的苦难和反抗,既歌赞颂了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品格,也控诉了日帝的侵略暴行。魏巍称赞“方冰的诗,感情丰富,色彩鲜明,在诗歌艺术上,他是一个线条明朗、色彩引人的画家。”(《晋察冀诗抄·序》)     

“萧郎”是谁？

唐代元和年间的秀才崔郊虽然在《全唐诗》中仅存一首《赠婢》诗，但其中的“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不仅成了脍炙人口的名句。还与晚唐诗人杜苟鹤的“客路如天远，侯门似海深”(《对酒吟》)共同孕育了“侯门似海”这个充满人生感慨的成语。《赠婢》中的“萧郎”指的是谁呢?     

论唐代的昭君诗

继魏晋南北朝昭君诗的创作,唐人对这一传统题材进行了全方位开拓。唐代昭君诗一面抒写昭君远嫁的乡国之思,一面又借论其出塞得失兼议国家的对外政策,诗人们在重塑昭君形象的同时也寄托了自己的人生感慨。就诗体而言,唐代昭君诗的价值还在于它代表着中国咏史诗在其发展历程中由“变”至正的过程的完成。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与音乐绘画及禅学的联系

评价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特色,人们常以苏轼所言“诗中有画”为不刊之论,实际上却是一种片面之词。这种片面性的出现,其责任不在于苏轼而在于后人;因为苏轼此言是在欣赏了王维的山水名画《蓝田烟雨图》之后写的。他说:“味摩诘之诗,涛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很明显,他这是在就画论诗。就画论诗,无须旁及其他,此说确实深中肯綮。而后来的评论者却抛开苏轼“就画论诗”这一特定的语言环境,将之扩大为王维山水田园诗典型的甚至唯一的艺术特色,那就不免片面了。     

闻一多诗歌的“绘画美”蠡测

一九二六年,闻一多在《晨报诗镐》上发表了《诗的格律》,提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闻一多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对这三种“美”作了努力的探求,被人们称为“格律诗派”。不过,如果认为闻一多诗歌的主要艺术特征是格律性强,这是不全面的、不确切的。闻一多留下的诗集有《红烛》和《死水》,《红烛》的一百多首诗符合闻一     

说“妙悟”——读《沧浪诗话》札记

严羽的《沧浪诗话》对诗歌艺术理论的探究颇具特色,而关于“妙悟”的论述则是其诗歌理论的核心。严羽“以禅喻诗”,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悟”是禅家语,本意是指心解神领,与心领神会近义。严羽借用禅家的“悟理”论“诗道”,他的“妙悟”说,似乎兼有对诗歌特征的认识与对创作规律的掌握两方面的含义。就其对诗歌特征的认识来说,他认为,“诗者,吟咏情性也。”按此标准,认为诗有第一义     

王粲离长安和创作《七哀诗》第一首之时间辨

王粲是古今公认的建安时期的一个杰出作家,一生创作“诗、赋、论、议垂60篇”(《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文学成就被前人列为建安七子之首。他的《七哀诗》、《登楼赋》都是文学史上久为传诵的名作。特别是20岁前创作的《七哀诗》第一首,前人评价极高。有的说,“王仲宣《七哀诗》‘路有饥妇人’六句,杜诗宗祖。”(何焯《义门读书记》)有的赞为“此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也。”(沈德潜《古诗源》)更有的说它“冠古独步”(方东     

论鲁迅的美学思想

三鲁迅的美学思想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问题来讲: 1、鲁迅非常强调艺术的审美功能。审美是文学的一大特征。鲁迅早在他的《摩罗诗力说》(1907年)这篇著名论文中就说过:“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这里所谓“人文”乃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心声”是指以抒写内在情感为特征的各类文艺作品。意思是文艺作品是发自人们内心的声音,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能在读者,观众中造成广泛而持久的影响。鲁迅又指出原始社会中的古人“道其能道,爱为诗歌”“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这些见解都说明了文艺作品有一种审美的功能。     

若问闲情都几许--从刘方平《月夜》和赵师秀《约客》管窥唐宋诗

唐代诗人刘方平的《月夜》和宋代诗人赵师秀的《约客》,同是抒写闲情的名作。两诗对读．可以看出“四灵”诗歌对唐诗的学习。两诗均不是重大题材,在一片娴静之中展示了诗人对人生的独特感受。在江西诗派之后,为宋诗增添了新的特色。     

孔子的文艺美学观

孔子高度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对于诗教,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他告诫学生伯鱼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同上)这是说,不学《诗》,就象面对高墙两眼一抹黑。他认为学诗能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不学诗,无以言。”(《季氏》)他还要求通过学诗增长才干,提高从政能力,不然,“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况周颐对明词的评价与反思——兼论清人对《草堂诗馀》的评价

清人对明词创作多持否定态度,多有不够允当之处,相对来说况周颐的意见较为中肯。究其原因,明代词学推举性情,重视作品中性情的抒写,浙西、常州词派虽不废性情之作,但于性情内涵以及抒写方式的界定上与明词有根本的差异,他们倡导“醇雅”、“比兴寄托”、“沉郁”之论,反对明词创作中性情抒写俚俗化的倾向,而况氏在性情论上却与明代主情论词学思想存在着一致性。另外,《草堂诗馀》在明代词学建构与词坛创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浙西、常州二派对《草堂诗馀》多持批评态度,往往将明词的衰靡不振、创作中的俚俗化与《草堂诗馀》联系起来,而况氏对于《草堂诗馀》却有着与浙、常二派不同的看法。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况氏在评论明词时才能不废有明一代词作,并给出中肯的评价。     

随缘性情漾溢成——纳兰词风初探

纳兰词作中所散露着的精神的芳馨,与其归属于其无意识的创作天性,毋宁说是这创作天性和在这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创作理论、文艺观交互影响的结晶。纳兰在《渌水亭宴集诗序》中曾说:“无取铺张学海所期,抒写性情之尔。”“虞挚曰‘诗发乎性,止乎礼义’此为诗之本也,未闻有临摹仿傲之习也。”在《渌水亭杂识》四中又说:“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发乎情,止乎礼义……”纳兰的文学理论固然带有儒家中庸之道的色彩,但他毕竟处处强调了作者的真性情,作为读者,对其“真性情”不可作狭隘的理解,而当理解作词人整一的精神风貌。这从纳兰所赞赏的对象的幽微研磨中可得到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 纳兰认为:“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在《与操药亭书》中云“余少知操觚,即爱《花间》致语,     

谢朓的行旅诗研究

羁旅行役是诗歌创作的传统题材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行旅诗的创作处于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大量的诗人作家都开始关注个人的荣辱得失,开始寻找自我的生命体验。谢朓作为这一时期的伟大诗人,由于受到人生际遇的影响,开始创作行旅诗,他所创作的行旅诗都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色彩,并且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萧统在《文选》中列入了他的9首作品,可见对谢朓所创作的行旅诗的肯定。以谢朓的被收入《文选》的这几首行旅诗这类文体作为立足点,从行旅诗的概念界定、思想情感和成就等方面,展开具体的分析研究。     

试论《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

《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古人概括为赋,比、兴。其实,《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是古人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创作的艺术结晶。它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多种多样的,远非赋比兴这样笼统的说法所能概括得了。这点,古人说早已察觉。自汉代以来,对赋比兴概念的理解就已各持己见。清人姚际恒说:“古今说诗者多不同,人各一义,则各为其兴比赋。”(《诗经通论》)各人对诗的意义理解不一,对赋比兴的解释和运用也迥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