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孙奇逢“《易》专责人事”的《易》学思想

孙奇逢生当明清社会大变革之际,其学《易》研《易》、撰写《读易大全》,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社会人生。他认为研究天道地道,其旨趣在研究人道。其谓“自人用之总一人道”则集中反映其“《易》专责人事”的思想本质。他不仅教人认识斯人之生立难丧易、国家之兴成难败易、天下之治致难乱易的规律性,从而谨畏善治,既贞于终,防患于未然,而且提醒人们“戒慎不闻”,无时不兢惕,无刻不戒惧,从而随时随处,举止有法,既能自估以《易》,而行《易》于一身。所以他教人透过学《易》而为在“我”之《易》,“我”则立身于天地之间,而自觉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改造世界的真正主体,积极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论张载“阴阳反交为大义”的《易》学思想

哲学家张载著《易说》三卷,确有极其丰富而精彩的辩证法思想。他不仅规定“太虚”为“气”,说“太虎之气,阴阳一物也”,唯物地改造“太极”的观念,而且概括事物的规律为“阴阳反交”,就是说对立统一规律推动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转化。圣人作《易》,之所以要以“六交拟议”,正谓天道变化之趋时也。天道变化趋时,决定用《易》守贞。所以人生用《易》,则“不可以必胜而忽慢”,稍生懈怠之念也！     

《诗》、《易》制作年代试考

《周易》系辞系统之最终编订，当在周代王官之内。要探索《周易》系辞系统的制作年代，必须分清楚系辞(卦、爻辞)的编订年代和系辞(卦、爻辞)所引用的古歌、文献的制作年代。《周易》卦、爻辞所引之古歌、文献，系出自周族旧典，有的年代相当古早；但《易》到西周中晚期(宣王之世)已基本定稿，最晚收入《易》卦爻辞的歌诗、谣谚应不晚于宣王之世。“宣王中兴”与《诗》、《易》文本的编订都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学《易》浅识

《易》在历史上是一部备受推崇,同时又有着广泛国际影响的著作。《易》分为“经”和“传”两部分,其中“经”又包含有“卦辞”和“爻辞”,“传”又分为“大传”和“小传”。每一部分都有不少神秘的和迷信的难解难读的问题,但同时又蕴涵有先哲们朴素的哲理智慧和辩证的思维方法。其成书已久,成书过程说法不一,难以考证;发展过程中,更是识随时迁。所以,在国学的学习中,学《易》一直是一个较难的问题。我们当今学者在对《易》进行研读与评价时,必须注意到《易》的这些特点,运用好历史的、唯物的和辩证的方法。     

西汉地方《易》学中心考

西汉时期《易》学传播非常兴盛，体现出以地城为中心的特点。以田何、杨何、梁丘贺、费直等为代表的齐地《易》学较为发达，丁宽、焦延寿、田王孙、京房等《易》学家为梁地《易》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施雠、高相则为楚地《易》学的优秀代表。此外，燕地、京师等地也有诸多优秀的《易》学家。     

评朱熹“随时变易”的《易》学思想

朱熹《易》主卜筮,是抗衡程《易》主理的《易》学家。其思想自成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六爻之时,以当天运”,主观模写世界及其规律,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形象认识世界的方法,圣人用得它,众人也用得它。这个方法在促进认识发展上,有重要理论意义。尤其他看重《易·乾》三、四两爻,教人识时识位,既要有进德修业、“乾乾夕惕若厉”的耐心,又要有“一跃而起”、“跳得便上天去”的勇气。然“飞龙在天”,则“大亨利于正”也。有清醒的头脑,并认真付之于实践,则是始终不亢的重要保证。     

论《吕氏春秋》的宇宙观

《吕氏春秋》哲学思想的基本方面,直接来源于老子。“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而吕书的最高哲学范畴则是“一”或“太一”。它是宇宙未分判时的早期状态,以“混混沌沌”为特征,“一也者(原作齐)至贵,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圜道》) 由于“太一”或“道”中包含着变易的因素,此种交易的因素发而为形态则是两仪,故曰“太一出两仪”。(《大乐》)两仪即天地。天地之中又有阴阳两种对立的力量,它们相互作用而产生万物,故曰:“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知分》)同时又指出,世界是极其复杂的,各种事物的生成和发展,受到种种影响,“凡生非一气之化也,长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明     

《周易·咸卦》之“感应”思想对家庭教育沟通中的启示

“感应”在《周易》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周易·咸·彖传》日：“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天地之气相感而万物化育生长,圣人感化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察这些互相感应的现象,天下万物的情形就可以明白了。《易》从自然天道推演到人类社会,人伦之义。把抽象的哲理落实在具体的社会人生的活动中。     

《左传》先于《春秋》说始末考论

《左传》先于《春秋》说最早当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黄洪宪所撰《春秋左传释附序》。黄洪宪称“左史”记事繁详、非有意释经、经传各自单行以及左丘明年世早于孔子，认为“左史在先，圣人之笔削在后”。1932年，张纯甫《是左十说》再次独立而明确地提出此说，认为《春秋》须待《左传》而明，《左传》为左丘明“少年之作”,孔门弟子后有补修，《春秋》为《左传》“提纲挈领”的“目录”,论证颇为系统详细。章太炎则提出“《经》《传》同作具修”说，认为孔子作《春秋》和左丘明作《左传》都同时兼得二人修撰。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仍在继续，有的学者不知黄洪宪、张纯甫诸人已着先鞭。     

林至《易裨传》象数纠偏思想探微

南宋林至作为朱熹晚年的弟子,在继承和反思朱熹易学思想的基础上,作《易裨传》,以纠正当时象数易学之偏颇。林至认为《易》不出象、数和变三部分,主张以太极为本,纠惑于两仪四象之偏,画五图表示太极之理一以贯之;以天地之数为本,从“数”的角度纠以“河洛”为本之偏;以阴阳均衡之理,纠揲蓍之法挂扐之偏,表明易道不出一阴一阳。     

说《彖传》(下)

《彖传》理想的政治是“圣人”之治。如《鼎》卦《彖传》说“圣人亨(p(?)ng 同“烹”)以享上帝,以养圣贤。”享祭上帝是帝王独有的郊祀之礼,別人都没有资格“享上帝”的;因此知《彖传》的“圣人”只能是帝王,而且是儒家理想的好帝王。《彖传》不止一次地说了“天地”的伟大之后,用“圣人”的功德和“天地”相比拟,     

董仲舒的《孝经》学

汉代盛行“《春秋》与《孝经》相表里”的观念,这一观念的流行实与西汉董仲舒对这两部典籍内在义理的解释有关。过往的研究者多认识到董仲舒与河间献王对话的《五行对》是解释《孝经》的重要篇章,但除此之外,《为人者天》《立元神》亦堪称是两篇“《孝经传》”,其中对儒家的德政教化思想做了精彩阐发。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也贯注于他对《孝经》的理解中,以此为基础,他对于当时所争议的尧舜禅让、汤武放伐之间的冲突做了有效的调和,为汉家政治合法性做了论证。他以《孝经》的“博爱”贯通《春秋》和《孝经》之义,对儒家仁学做了进一步发展。但其以五行思想为基础提出的“圣人之行,莫贵于忠”,不仅歪曲了《孝经》“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而且其形上化色彩使得忠君思想也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孝的真义。     

《庄》《易》关系论析

《庄子》之思想与《周易》有关 ,这可从《庄子》论《易》、《庄子》论“命”、《庄子》之文句等方面得到证明。     

《左传》《国语》引《易》类析

《左传》《国语》中记载的《易》例,是探讨春秋时期《易》学的重要根据。《左传》《国语》中引《易》例有二十二事,可分为非筮占类引《易》和筮占类引《易》两类。对这些《易》例的归类分析,有助于探讨春秋时期的筮法以及《周易》在当时的应用。春秋时期卜、筮并用,占断吉凶的依据不限于《周易》,得到卦象的方法也未必是《周易＆#183;系辞传》中所记载的大衍之数起卦法。《周易》卦爻辞的写作目的本是系统地阐述吉凶之理,故判断吉凶未必通过卜筮。“某卦之某卦”有时用来表示爻题,有时则表示变卦,不可执泥其一。朱熹在《易学启蒙》中提出的断卦原则,或于史无徵,或与史相左,当非先秦古法。     

儒家"诗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一、儒家“诗教”的内涵“诗教”这一提法最早见于《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达,《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挈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1]p1609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我们知道《礼记》一书是由汉儒整理的西汉中期以前先秦儒家的理论著述,见于《礼记》的“诗教”主张虽然不能证明是…     

范仲淹与《易》学

范仲淹在宋代政治史、学史、思想史上皆有重要地位。范仲淹与儒学有密切关系，而其中与《易》学关系尤为密切。他与《易》学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为：一是其有解释《易》的专门述——《易义》；二是在律赋以及其他字中表达的《易》学内容；三是立身处世中所显示的《易》学精神；四是其《易》学研究对宋学兴起的重要意义。     

评孙奇逢"转否为泰之道"的易学思想

孙奇逢的一个重要思想,即学《易》旨在用《易》以治身、治家与治国平天下。“天下之道莫善于相反而相交以为用”,是矛盾对立统一的。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总是安危相随、泰否相因,始终都是“反交为用”的。所以,他提醒人们要泰不忘否。即便事已得凶,亦当仍使之趋吉,犹“逆挽而进之者,此《易》道之用与造化侔,而圣人作《易》之功亦与天地并也。”     

汉代《易》的承传与《易》学的演化——《两汉群经流传概说》之一

先秦《易》学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汉初传《易》者继起，《易》学开始成为显通学派。昭、宣以迄西汉之末，令文《易》前后承传大畅其势，以孟、焦、京为代表，形成新的《易》学体系。东汉《易》学的演化表现在令文《易》学与谶纬的合流，以及古文《易》学的由微而显。汉代官学地位的确立大大推动了《易》学空前广泛的流传，而象数说的突出发展构成汉《易》主要特色。     

以德修身而求治世——试论顾炎武《易》学中的道德修养

顾炎武(1613—1682)一生"身涉万里,名满天下"。其学行可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来概括。顾氏倡导博学,反对空谈,强调务实经学以取代空谈心性的理学。所谓"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与施愚山书》秉持着经世致用理念,开风气之先,被梁启超誉为"清学开山之祖"。《清代经学之建设》虽顾氏重视实事求是之学,然在《易》学方面,却是承袭"程朱义理学",借《易》论事,或借事论《易》,惟不承继邵雍的图书象数之学。其治《易》亦反对空谈,力主实用,希能"体之于身,施之于政"。然问题是,顾氏反对宋明儒的空谈性理与天道,但宋明《易》学多论性理与天道内涵,因此,在顾氏承继"程朱《易》学"时,其如何将《易》理切于实用,抛却性理与天道之论?在此,顾炎武《易》学中所强调的道德修养又是如何?诸如此类问题,则是本论文所欲探讨的。     

宋代《易》学中的“援史证易”派

中国《周易》学说的发展史,以“象数派”与“义理派”为两大主干。“义理”《易》学发展到宋代,达到鼎盛时期,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不同流派。其中以李光、杨万里为代表的“援史证易”派,是宋代《周易》“义理学”中的一个颇有影响的重要派别。《四库全书提要·易类小序》指出: 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为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