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後

今年是<中國文化>雜志創刊二十週年,也是我們中國文化研究所創辦二十週年.當本期刊物出版的時候,不能不想到聖人的川上之:"逝者如斯夫!"當二十年前 <中國文化 >創刊之際,我們在發刊詞中提出:興學界一片走向世界的滔滔聲不同,我們想爲了走向世界,首先還須回到中國.     

編後

正完全沒有想到余英時先生會離開我們。他是本刊學術顧問,也是我們中國文化硏究所的學術評議委員和《中國文化硏究所學報》的編委。本期原想組織一組悼念文字,看到兩岸學人已有衆多文章發表,我本人寫於去年春天的《"訪學記情":與余英時先生的談講之樂》,也經友人重刊於鳳凰網等網刊。剛好余先生爲方聞的《中國藝術史全編》撰寫的序言,有幸由我們刊載,謹以此作爲對英時先生的感念和追思。金耀基先生是英時先生的老友,幾十年相濡以沫,同時也是我們《中國文化》的學術顧問、     

“文化讬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中國現代學術以何時為開端?歷史學界通常把1840年鴉片戰争至1919年五四運動,稱為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而以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為現代時期。但學術史和文化史的分期也以此為依據,不容易解释清末民初以來的許多文化現象。用政治事變來例同學術文化變遷,反映不出學術文化本身的嬗變規律。實際上,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可以追溯到晚清的经今文學運動,現代學術的種子即埋藏其中。但今文學運動本身还不具有現代學術的特徵。1898年嚴復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啓超發表《論學術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現代學術思想和學術规範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因此中國現代學術發端的時間,應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標誌是承認學術具有独立之價值,並在研究中開始吸收西方現代的觀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嚴復、梁啓超、王國維等,而尤以王国維扮演着現代學術開山祖的角色。王國維1927年自沉於颐和園魚藻軒,社會上異說異是,察察為揣。惟史學家陳寅恪能够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运的角度,對王氏的死因给以正解。包括王、陳在内的中國現代学者中的大師巨子,聲聞顯晦或有所殊異,但与本民族的文化共同着命运,欲以學術為宗基“承續先哲將墜之业”,同為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則一。他們的學術流向包涵着省察傳统和回應西學兩個方面,既不忘記本民族的地位,又能够做到与世界文化對話交流,為中國現代學術奠立了難能可貴的傳统。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仍然困難重重。就學者的主觀认知而言,有四重障蔽應予以破除。第一、學術是手段还是目的;第二、“有用之學”舆“無用之學”;第三、中學和西學之争;第四、新旧古今之辨。這四個問题所以產生,主要是中國傳统學術一向缺少學術独立的傳統,特别是“經世致用”之說束縛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忽視學問本身的独立價值。王國維、梁啓超等現代學術的開聞人物,為破除這四重障蔽曾作出巨大努力,可是時至今日,也不能說此一問题已獲致完全解決。任公先生說:“就純粹的學者之见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与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独立,不能發达。”又說:“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苦不周於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信哉斯言。學術之求得独立,首先還要有独立的學者。四重障蔽不能破除,宜乎中國現代學者難於安身立命也。     

學人寄語

“國學熱”一詞近已風行不少時間,現在升級為“國學火熱”,這本應是從事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研究的我門歡喜赞叹的。不過我不得不說,當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闡述,如就其深度、高度要求、都還不好用“熱”來形容。相反的,我倒有一種預感,割白這種國學之“熱”難於持久,甚至弄不好轉化為國學的危機。目前有些現象,使我擺不脱這種杞憂。     

编后

對中國文化與中國學術的研究如何深入一步,發為文章不人云亦云,時有創闢勝解,並進而解開困擾人們靈智的一個個學術網羅,是關心中國學問的人文學者當前亟待解决的問題。去年九月本刊在滬召集座談會,許多學界前輩曾提出這方面的建議,本期“文化學術動態”欄約略有所報導。     

海德格爾與中國思想的歷史轉機 與韓潮著《海德格爾與倫理學問題》一同思考

自1980年代以來,海德格爾研究在我國外國哲學研究領域一直獨占魁首,似乎我們從海德格爾哲學中看到了中國思想自我更新的契機。韓潮教授的專著《海德格爾與倫理學問题》曾得出這樣的結論:海德格爾與其說更接近尼采不如說"更爲接近"中國的"鄙薄仁義的老子"。然而,這部專著也揭示了海德格爾哲學的激追政治品質,以至於讓我們陷入如下困境:現代式的激進哲學何以可能與持守"中道"的中國傳統哲學相融。施特勞斯對海德格爾哲學的深刻批判告訴我們:古典哲學與現代哲學在品質上扦格難通。我們必須面對的真實抉擇是:跟隨施特勞斯回歸古典,還是跟隨海德格爾走向激進的實踐哲學。     

夏承燾與陳寅恪以《天風閣學詞日記》焉綫索

夏承燾(1900-1986),字瞿禪,晚號瞿髯,浙江永嘉(今温州)人.從一九二○年代後期始,夏先生專攻詞學,歷任之江大學、浙江大學、浙江師範學院、杭州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勤勉敬業,著作等身,有《唐宋詞人年譜》、《唐宋詞論叢》、《姜白石詞編年箋校》等多種傳世,在詞人年譜、詞論、詞史、詞樂、詞律、詞譜及詞籍箋校等方面均有突破性成果,兼為傳統詞學的總結者與現代詞學的奠基人之一,誠不愧"一代詞宗"之盛譽.     

恍惚的倫理 儒家觀想工夫論之源

正一前言:儒與齋戒我們如要論儒家工夫論的源頭,不能不牽連到儒家的起源問題。追溯先秦諸子的源頭,尤其追溯儒家之源,曾是民國學術的熱門議題。先是章太炎曾撰有《原儒》一文,~1文中提及"儒"有廣狹不同的三種說法:"達"、"類"、"私"之名。"達名"之"達"意指通達。儒者,術士之稱也,其含攝最廣。"類名"之儒意指懂六藝之學,以爲鄕幫楨幹之人。"私名"則意指儒家一詞的專門名稱,"儒"爲九流十家中的一家。     

馮天瑜的學術世界和文化擔當

馮天瑜的一生致力於中國文化史研究。他的文化史研究論著,有一條清晰的紅綫,這就是深深地摯愛中華文化,爲此,他一直在執着地追問和探尋中華文明是一種什么樣的形態,它的生存機制如何?它的血脉是如何傳遞下來?由此進而去探求中華文化未來的發展方向。爲了回答這些問題,馮天瑜圍繞中國文化的生成機制、文化特質,中國文化的元典精神,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形態,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等中國文化史的重大問題作了深入研究,建構了一個系統認識中國文化的體系,并在文化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上作出重要貢獻。他從觀念文化轉向制度文化,對中國歷史上的“軸心制度”——周制與秦制進行别開生面的研究,所著《“封建”考辨》振聾發聵,而《周制與秦制》則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部著作。他關懷并憂患於中國文化乃至人類文明的當下與未來,以木鐸之聲警醒當世。他病危之前,將其有待出版的口述史的標題定爲:“向着公民的無悔抉擇”。這是他對自己一生學術和思想人生歷程的自我定位,是對這個世界的莊重宣言,更是對陳寅恪“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遥遠致敬。     

三生石畔紅學新說簡稿

所謂"三生石畔紅學新說",即學界俗稱的"土默熱紅學",系筆者積三十五年之功,獨力創立的一個紅學新說.這一學說對《紅樓夢》產生的時代背景、思想源流、文化傳承、民俗宗教等,另闢蹊徑進行了新探索;對作品的創作綠起、故事素材、人物原型、審美建構等,别開生面做出了新闡釋.該學說由晚明氣脉論、洪昇著書論、蕉園素材論、西溪背景論、釵盒情綠論、遺民思想論、芹溪托名論、脂硯評點論、假語村言論、浙西發源論等十論構成,自成體系并自圓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