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他者":杜拉期笔下的中国形象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是一位善于赋予地理位置和特定空间以特别意义的作家.在<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等小说中,她借助想象性的描述,使印度支那的中国都城--堤岸蕴含特定的文化意蕴.在异域地理景观和空间化的情境中,建构出一个体现文化差异性或对立性的"他者化"中国形象.她笔下的中国形象,是想象和现实掺半的虚构物.在中国形象身上.投射了作者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内心深处的情感欲望、复杂隐晦的心理动机以及更深层的焦虑及文化自觉意识.     

近代中国在西方的“他者”形象

研究一个时期一个国家作品对另外一个国家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这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总的观点和看法。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出发,梳理19世纪到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在西方思想家、传教士和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可以看出,在大国主义优越感、传教需要和商业利益等现实目的作用下,中国被镀上了一层越来越晦暗的令人害怕与恐惧的色彩,渐渐成为不在场的“他者”。     

茨威格笔下的东方他者形象

茨威格笔下的东方他者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因时代而异，随着东西方力量的对比变化，东方他者形象分别以理想化形象或负面形象出现，从整个东方他者形象体系来看，他者形象表现出概念化、极端化特点。其中晦暗的近现代东方他者服务于确证和陪衬着文明先进的欧洲（西方），受作家的身为欧洲人的优越感和欧洲中心主义思潮所致。     

杜拉斯与“情人”:“我”与“他者”——从形象学出发浅谈杜拉斯的三部小说

文章认为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在1950年出版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84年出版的<情人>和1991年出版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都描写了同一段情感故事中的同一个情人.但是,在三部作品中,情人却出现了不同的形象和不同的种族身份.文章试图从形象学的角度探讨其形象变化不定背后的"我"与"他者"的关系.     

“他者”视角的英美文学中国形象

英美文学因从"自我"的视野审视"他者"的中国,对中国形象描述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由此就造成了文学中"自我"与"他者"理念下的冲突。正视"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明确"自我"与"他者"的置换与统一,是消除文学敌视,促进文学繁荣与和谐社会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杜拉斯《情人》中的“中国情人”形象解读

杜拉斯作为一个具有多种文化身份的法国女作家,通过对以往生活经历的重新塑造,在作品中呈现出鲜活的"中国情人"形象,这也正是作者个人情感和社会环境的衍生品。透过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对杜拉斯小说中"中国情人"的形象进行解析,可探寻形象背后蕴含的深层文化意义。     

约翰·巴罗笔下的中国形象

在英国文学发展史中,出现了许多中国题材的游记;这些游记作品对英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为当代形象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源。巴罗对中国的新的印象反映了19世纪初英国的崛起,并为基督新教传入中国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它表明了英国人的精神和心理构成状况,以及他们集体的偏见,并加速了中国神话在英国甚至整个欧洲的消失。     

唐诗中的胡姬:被塑造的“他者”形象

胡姬是指唐代中原地区的西域民族的女性。唐诗中的胡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异域女性的风貌,但作为异域文化形象,她们往往是作家基于自身文化立场塑造而成的文化"他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诗人的创作心理。     

试析作为“他者”的女性与女性文学形象

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作为本体性、自主性存在的女性一直是缺席的,或者说女性始终是作为在场的他者而存在的,同时女性的历史也是男性的创造史、书写史。作为他者的女性形象是由男性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欲求构想出来的。由于男性在塑造女性时,所持的伦理观念、价值标准和情感态度等主观因素的不同,女性形象往往很难体现出任何稳定统一的属性,而总是趋于两极化的呈现形态:天使与妖妇。     

异国形象作为“他者”的文化身份建构

马克·吐温在《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后简称《再度出洋》)这部小说中,以美国人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华人劳工"艾送喜"的形象。华人形象作为美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成为"他者",成为"非自我"的存在。本文试从失判的"他者"身份和渗透的"他者"身份两方面入手分析小说,来阐释异国形象作为"他者"的文化身份建构。     

电影创作与国家形象的“自我”与“他者化”构建

国家形象是指人们对于一个国家的总体印象,它既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国家硬实力的体现,同样也是文化、艺术等国家软实力的呈现。电影作为一种现代综合艺术形式,在塑造国家形象、传播国家形象上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电影创作与国家形象的"自我"与"他者化"构建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电影构建国家形象应当注意三个问题,一是以"自我"构建为主体,二是从"他者化"中寻求自身的完善,三是强化民族心灵史与社会生活史的共同参与。     

变态的“他者”－－从《沉沦》三部曲中看日本的形象

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郁达夫留学日本近十载，十年的留学生活使他对日本这个民族有了深刻的了解。本文试图中从其《沉沦》三部曲中窥视郁达夫笔下的日本是怎样在文本中发生了“变态”作一尝试。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嘴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杜拉斯与张爱玲作品中的母亲形象

法国作家杜拉斯（1914-1996）与中国作家张爱玲（1920-1995）生活于同一个时代,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她们的作品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本文通过比较两位女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分析她们的相似之处,并探讨造成这些相似之处的原因。     

"他者"眼光下的自我言说——近年来国内有关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分析

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形象学研究近年来在我国发展迅速并受到广泛重视。我国学者借鉴西方的形象学理论研究西方文学作品里的“中国形象”,在理论和方法论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研究成果令人关注。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探寻目前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特色,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这一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昆汀·塔伦蒂诺电影中的“他者”形象

以昆汀·塔伦蒂诺的《被解放的姜格》研究的起点。《被解放的姜格》是围绕着身份来展开叙事的,主人公姜格作为“他者”的身份构成了故事的逻辑起点,姜格的身份使置身于各种矛盾冲突中,这些剑拔弩张的矛盾冲突一方面强化了姜格的“他者”身份,另一方面也使姜格步入生存的困境：他失去了世界对他的认同,不管在精神还是现实处境中,他无所归依。进一步,我们进入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世界可以发现,“他者”形象与后现代文化之间丝丝缕缕的关系,热衷于“他者”形象建构的目的在于对艺术标新立异目的的追寻。     

作为“他者”的农村形象——“非虚构”农村文本的写作之反思

因为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以及非虚构写作本身的局限,非虚构农村文本中的农村形象总体上呈现为他者的形象,其中充满着拯救者与救赎者的矛盾与冲突,形成书写者和被书写者之间形象的混乱与错位,文化和情感上双重分裂。而非虚构写作中对暴力的依赖,与充满温情的审视农村和农民的命运之间依然存在紧张关系,非虚构的面貌变得模糊不清。当叙述者和被叙述者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时候,一个具有竞争性和平等性的非虚构写作才能展现自己的真实价值。     

美国新闻报道中他者形象建构的隐喻作用

国际新闻报道是一种软实力的竞争,新闻记者通过有选择地组织报道内容和运用语言技巧．有意识地引导受众建构他者形象,占据道德审判的话语权。本文以《时代周刊》2013年1月至6月涉华报道为例,从隐喻视角探讨美国新闻媒体建构中国形象的语言运用技巧。认为媒体通过运用隐喻修辞运用“映射”模式建构了中国政府和官员及草根的形象．体现了美国新闻从业人员的“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虚幻的言说——试论《小仆人》中的“他者形象”

作为一部较典型的反殖民主义的小说文本,叶君健的短篇小说《小仆人》围绕殖民时代的身份异化现象,通过对阿布杜拉的真实描写,揭示了白人殖民者对以小仆人为代表的＂他者形象＂建构的虚幻性。殖民者的虚幻的言说在富有讽刺意味的叙事进程中呈现其荒谬性,从而凸现出丑恶的自我形象。     

《爱的痛苦》中的他者形象

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华裔作家经常对秉持中华传统文化的老一代移民和完全西化的亚裔青年同时采取他者化的书写策略,在对这两类形象的反思与批评中,华裔作家反省、认识自我,试图厘清自身的族裔文化特性。在短篇小说《爱的痛苦》中,华裔作家雷祖威通过庞氏母子的形象塑造展示了其对华裔族裔群体的身份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