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中的“沙田文学”

“沙田文学”，广义系指香港中文大学师生共同创作的文学，狭义是专指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在“沙田”耕耘的余光中等五位作家所形成的文学流派。这五人非“会”“帮”的结合，有共同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倾向做基础。他们的中西学问造指高，在学者散文方面独树一帜。这是中国自有西式大学以来少有的文学景观，在香港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蹊径独辟,和而不同--2000年的香港文学研究

2000年的香港文学研究,金庸的武侠小说仍为热点.一派认为金庸的作品是"文学经典",另一派则要颠覆它,认为它的消极作用不容忽视.这一年,还对余光中暨"沙田文学"及传记文学、散文诗作了独辟蹊径的研究.台港文学教材的编写走向研究的深化和写作的简化.应力求将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史料的发掘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才有助于学术语境及其范式的确立.     

清代珠江三角洲沙田述略

奔流不息的珠江把大量的泥沙冲入大海,在江水和海潮相互作用下,南海、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今中山、珠海一带)诸县的江面或出海口附近的海面,不时有大片的沙地露出水面.很早以来,珠江三角洲人民便加以开垦.他们称这种“浮生之田”为“沙田”.清初,统治者为了断绝大陆人民对据海岛抗清的郑成功的支持,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致使沙田的开垦几乎处于停止的状态.康熙二十二年(1683),两广总督吴兴祚上书康熙,要求“展界”以招民耕种广州七府沿海土地,得到批准.这样,沙田的开垦就随着     

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及其他——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文学性”问题探源

对"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三个递进演化的文学观念作梳理和辨析,可引申出的结论是:古代传统的"杂文学"体制的缺陷在于混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纯文学"的要害在于割裂文学与相关事象之间的联系,限制了文学史家的眼界,造成了残缺不全的文学史景观;"大文学"观则以"文学性"在前二者的两难境地之间寻求合理的折中与结合。历史上的"沉思翰藻"和"缘情绮靡"可供我们从传统中提炼出足以构成中国文学"文学性"的质素。其中"沉思翰藻"主要指表现技巧方面,不涉及作品审美内质;"缘情绮靡"将文学内在生命与外在形体结合起来,体现作品的审美性更为周全,它可获得新的时代内涵,用以会通古今文学,给大文学史的编写创设必要的前提。     

湖南新宁下沙田方言的语音特点

下沙田是湖南新宁县稍北的丘陵山区,语音上属老湘语娄邵片的邵武小片,保留古全浊声母老湘语的特质,也有湘方言"五里不同腔,十里不同音"的个体差异。本文从声韵调以及文白异读四个方面对下沙田方言的语音特点作了详细考察,以揭示其在声韵调方面演变的特点与规律。     

三秦文学略论

东晋时期,我国北方被五胡和汉族政权割据.他们互相攻伐,混战不休.中原文明因此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但处于关陇之地的"三秦"文学,却因为统治者注重文化建设等原因而有一定的发展.前秦氐族苻氏和后秦羌族姚氏的汉化,以及汉族士人和僧侣的推动使"三秦"之她作家众多,影响较大,文学特质鲜明,在十六国文学中有较高的地位.     

“白洋淀”与文学之缘

白洋淀在河北,古时候叫"燕赵之地".自古就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说法,但以孙犁、刘绍棠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却写出了那片土地的柔情."文革"中,一批知识青年下放白洋淀,在那里他们写出了叛逆社会热爱自然的现代诗,形成白洋淀文学的另一个传统.本文试图通过"荷花淀派"和"白洋淀诗群"说明地域与文学结缘的复杂性.     

关于"制度诗学"——论陈寅恪与埃斯卡皮之异趣

陈寅恪先生与埃斯卡皮对制度所持的立场不同,一是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一是将之纳入文学事实的过程.但在制度作为文学生成的外部环境一点上来说,二者亦有相契合之处.对文学认识的分歧,在于前者尊重不同语系的语文特点,同时文学亦可作为历史考据的材料,而后者则认为文学既是意义也是物品,应从书籍的流通传播来考察.这些分歧,导致他们在研究文学与制度之关联性时采取的策略和方法,以及着眼点都有所不同.寅恪先生关注时间地理人事,关注作家的种族和社会阶层,关注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埃斯卡皮更侧重于文学群体的地理出身和社会出身,更侧重于读者对作者的"创造性背叛".与之相应,在研究方法上,埃斯卡皮注重历史方法和社会调查,而寅恪先生则运用诗史互证的综合研究法.     

贺州沙田与梅州客家话词汇比较

通过广西贺州沙田客家话与广东梅州客家话的词汇比较,找出它们的异同,并从贺州白话、官话和本地话的词汇中寻找相异的根源。由此筛选出属于沙田客家话独具的特色词,从而进一步印证语言稳固性、差异性以及因接触而发生变异的规律。     

文化在历史与现实中应用的现象研究(一)--秦汉之际文学主题与文化精神的变迁

秦汉之际,是中华文明发展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先秦群雄争霸,与之相应,在文化精神领域则是百家争鸣.随着秦的统一,政治上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文化精神的统一也就势在必行,作为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的文学,在主题上也必然随着这一变化而变化.在这一变化中,汉初有两个人物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就是陆贾和贾谊,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他们论述了儒、道思想的切实可行性,为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开了先河,也为中华文化精神特质的形成,作了缜密的选择取舍,在此后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流变过程中,儒道精神一直是贯穿众多作家创作始终的母题.     

黄人及其《中国文学史》

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是国人自著最早的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创新之著,其全新的文学观,创新的文学史观,启新的方法论,对后世的文学史撰写、文学研究乃至文学的发展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特殊文化国情”下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性——黄力之教授的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述论

黄力之教授坚信即使在我国这种“特殊文化国情”下,马克思主义也具有不可超越性。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观察、分析文艺现象,在关于文学主体性、“重写文学史”、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等重大理论问题上。发表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桂学与壮族文学史研究——论《壮族文学发展史》的两位作者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桂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内容之一。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以壮族文学史研究为著,其重民族性研究、重理论总结、重田野调查、重第一手资料、重全方位研究、重触类旁通开拓新领域等成功经验,值得桂学研究的诸学科借鉴;而其由具体现象如文学作品入手研究本地域民族的民族性,更是桂学研究的宗旨之一;其对本地域文化、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以及孜孜不倦的研究,这也是广大桂学研究者所共有精神风貌。     

黄宗羲寿序文刍议

黄宗羲写寿序文受时代风俗的影响,"不得辞"的无奈是其写寿序文的直接原因。黄宗羲将经学思想和史学思想融入具体的创作之中,以叙交情,谈学术、论气节为主要内容,融入了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提升了寿序文"古文"的地位,同时也实现了为这些人物青名留世。黄宗羲的寿序文序文应该是经学化和史学化的寿序文。     

黄节词评析

顺德近代著名诗人黄节也填词,向少人知。通过对《黄节诗集》所辑录到的三首词的分析,展现词的立意超卓和表意新颖,并与古今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证明黄节的词不亚于他的部分诗,也不亚于古今的某些名篇,进而显示研究黄节词的意义。     

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几个问题的商榷

黄修己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是一部构思新颖、实证严谨的好教材。但其中几个问题值得商榷。其中,以“四大绳索”的压迫概括祥林嫂悲剧原因不准确;认为《我的恋人》无具体所指是不妥的;对“战国策”派定性为政治派别是欠妥当的;对“无名氏”的创作介绍过少,评价过低;对沈从文等的创作重视不够。     

《蝴蝶君》:两极间的摇摆——黄哲伦的文化策略分析

黄哲伦的《蝴蝶君》对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的解构和颠覆,反映了美国华裔作家对西方文化的东方主义构想的抵制与反抗。但《蝴蝶君》呈现的另一种东方主义,让我们看到了身处两种文化冲突中的美国华裔作家既要力图摆脱西方主流文化强势影响,寻求自身文化主体地位的准确定位,又要争取主流文化认同的矛盾心态。《蝴蝶君》是黄哲伦文化策略的体现。     

以理性点亮历史--黄修己现代文学研究述略

以理性点亮历史,奉行“论从史出”的治学理路和方法,注重实证,求实创新,是黄修己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品格和特征。从赵树理研究到文学史编纂,再进而转入学科史研究,显示了文学史家黄修己抓住机遇、迎难拓进的学术历程。他在这些领域所贡献的,不仅是学术创新的成果,而且是具有方法论启示意义的研究范型。     

黄遵宪日本诗的改革创新思想

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是其出使日本期间,为配合撰写《日本国志》而作。该组诗共收录诗歌200首,以纪事为主,问有议论。在该诗中,其革新意识锋芒四溢,强国思想也一览无余。黄遵宪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畅谈了他的改革理想。黄遵宪尤其注意“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旨在为当时中国势在必行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故而诗歌的创作亦体现了其“诗界革命”之学说。     

《日本杂事诗》的中国文学书写——从日本学界的黄遵宪研究说起

日本学术界对黄遵宪的研究,着重于从其著作探讨明治时期的方方面面,国内的研究也多倾向于其与日本的关系。中日学术界都指出,在诗歌创作上,黄遵宪明显受明治汉诗的影响,而忽略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及传统文化对其杂事诗创作的内在作用。《日本杂事诗》虽是旅日的产物,但黄遵宪深厚的传统文学功底和对乡土文化的深刻体验。使其旅日诗歌不时出现中国风物,传统诗词意象和创作手法则贯穿其中。此外,黄遵宪心怀家国．受杜甫诗史书写精神的影响．其诗多以时局、变法和兵防为内容。而这也是日本杂事诗多书写乡土风物和祖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