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容隐制度对我国刑法的启示

容隐制度的法律规定由来已久,《唐律疏议》对容隐制度规定体系之完备、种类之齐全,为后世留下了典范。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容隐制度匿迹,《唐律疏议》对容隐主体、容隐行为和容隐不适用犯罪的规定,为我国刑法容隐制度的重新回归提供了渊源并指明了方向。同时,容隐制度的法律规定体现了现代刑法的价值追求,为保障家庭稳定与社会和谐提供了法律制度层面上的借鉴之处。     

台湾法律中的容隐制

台湾现行法律中设置有容隐制度，但它不是中国古代容隐制的遗存而是取法西方的拒绝作证权制度。中华法系的容隐制已在清末法制变革后逐渐消亡。     

亲属容隐制度非出秦律说

亲属容隐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有学者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的规定为证,认为“亲亲相隐”的制度起源于秦律,这是对“告”和“听”意思的误解,在理论上混淆了亲属间的法律关系与国家和家庭间的法律关系。现有材料只能证明亲属容隐制度最早出于汉宣帝地节四年。     

论中国古代司法文化特征——以“亲亲相隐原则”为例

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思想出现于先秦,制度正式确立于汉,沿用至清,新中国成立时将该制度废除。该制度以儒家"孝道"和法家"忠君"思想为理论基础、以维护社会秩序为价值追求。我国新刑诉法规定的"亲属拒证权"只保留了容隐制度的外壳,而内部精神实质完全是现代法哲学理论,因此前者不是向后者的回归。     

论中国古代司法文化特征——以“亲亲相隐原则”为例

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思想出现于先秦,制度正式确立于汉,沿用至清,新中国成立时将该制度废除。该制度以儒家"孝道"和法家"忠君"思想为理论基础、以维护社会秩序为价值追求。我国新刑诉法规定的"亲属拒证权"只保留了容隐制度的外壳,而内部精神实质完全是现代法哲学理论,因此前者不是向后者的回归。     

亲属容隐制度之现代建构

亲属容隐这一人性化制度在中国现行法律中的缺席，不可不谓之为我国立法的一大遗憾。然而从法治之主体——人、容隐行为和现代法治之基本精神三个角度透析可知亲属容隐制度在当代中国仍具有存在之合理性与必要性，应根据我国国情，并借鉴外国经验对这一制度进行现代建构，以期待其在当代中国的回归。     

亲亲相隐——“情与理两难困境”的必然选择

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不同时代的律令条例都是那个时期社会发展的产物。亲属容隐制度是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经过历代统治者的不断修订而日臻完善。在演变过程中,情与理的两难困境是容隐制度始终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如何理解容隐制度,分析容隐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演变之原因,思考当代对情与理两难矛盾之态度,是本研究面对的主要问题。     

亲亲相隐，历史的轮回还是时代的进步——兼对中西法律中容隐制度的考察和评析

亲亲相隐不仅是中国传统法律的重要制度,在西方社会的古代法律和近现代法律中也有相似的规定。通过对中西容隐制度的历史发展和阶段特征进行考察,主要就几者间存在的相通和差异之处作了初步分析和评价。笔者认为,在当前进行的诉讼法修改中应当加入关于亲属相隐的规定,这既是借鉴西方法治经验,顺应现代社会保护人权,尊重人性的时代要求,也是在对民族文化去伪存真后发扬民族优良传统的体现。     

论传统容隐制度的现代重构——从法学、伦理学的视角

“亲亲相隐”最开始是作为一种伦理准则而存在的,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逐渐成为一项法律制度。试图以法学与伦理学视角考察这一制度,论述了传统容隐制度的合理性和弊端,对区别于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容隐制度的建立做出一些探讨。     

“亲亲互隐”乎?“大义灭亲”乎?(二)——浅议法与情的博弈

重新审视处于一片讨伐声中的容隐制度,全面的考量其利弊,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及西方容隐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当今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完善,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承认儒家强调亲情、强调社会和谐的价值观念,有助于在情与法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批判地肯定、改造古已有之的维护家庭伦理亲属的容隐制度,有助于辩证地处理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的对立统一关系:不因亲情而废法度,不因法度而毁亲情。使我国立法朝着法制化、人性化健康轨道迈进。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之我见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如同车之两轮，岛之双翼，二者结合必将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健康稳定的发展，理论上要搞清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实践中要建立时贷需要的社会主义新道德观念，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相辅相成。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继承条款考量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了遗嘱继承和遗产管理的法律适用，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的立法空白。但该法关于继承关系的法律适用，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包括同一制和区别制、遗嘱能力的法律选择、重叠性的冲突规范以及无人继承财产的法律规定等方面，相应提出四点完善建议。     

依法治国方略下政策与法律的价值取向

政策和法律是社会调整系统中两种重要形式。长期以来 ,政策处于一种核心地位。 1 997年我国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法律取代政策 ,树立法治权威 ,这是一种应然分析。在这一过程中 ,政策将会制约法治的实现。正确处理二者关系 ,应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从权利的角度看无罪推定与如实回答义务之矛盾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的合理内核，体现了刑事诉讼制度的科学性与民主性；但是，该法又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本文试图说明，如实回答义务与无罪推定在根本上是矛盾的，我们有必要全面确立无罪推定，废除如实回答义务，使刑事诉讼制度能够更好地保护人权，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亲亲相隐"原则及其活化:以刑事法为视角

尽管法学界对“亲亲相隐”原则大多持否定态度,但其精神实质与价值追求并不必然与现代刑事法精神相违背.在考察“亲亲相隐”原则的发展演变并对其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亲亲相隐”原则不仅符合现代刑事法的谦抑主义思想,而且体现了现代刑事法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最后,结合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探讨了现代社会活化“亲亲相隐”原则的现实途径.     

董必武法制思想初探

董必武法制思想内涵丰富.其中依法办事是法制建设的核心,干部带头守法是加强法制的重要保障.探讨董老的法制思想并加以发展,对推进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法制理论的创新

处在跨世纪时期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第一次明确做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决策和奋斗目标,从而形成了我国21世纪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理论."十六大"报告中再次重申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重要目标,这不仅是整个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共同文明成果,也是我国近代一百多年有识之士的治国梦想,更是我党在21世纪实现法制的政治宣言,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法制理论的伟大创新.     

关于完善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

商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效益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应当贯穿于包括公司制度在内的整个商法制度。本文沿着这一价值路径，从效益、公平等不同维度对现存的公司资本制度进行价值考量和利益平衡，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了检讨和评判。如何根据这一价值指引重构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应该成为公司法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本文并未对这一课题给以结论性的回答，但却为问题的解答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撑点，即公司资本的选择与重构既要符合商法的基本价值指引和公司法的基本诉求，同时还要适合制度存在的外部环境。     

附带民事诉讼与刑民分诉的利与弊——以被害人权利保障为视角

附带民事诉讼以解决被害人所遭受的民事损害赔偿为宗旨,能否最大限度的保障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应该成为构建该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准。英美法系“分离式”的刑民分诉与大陆法系“附带式”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解决民事损害赔偿问题上各有利弊。我国刑事诉讼法无论做何选择,都应将效率优先、权利保障以及法律统一适用三个基本原则体现在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     

论情事变更原则

情事变更原则是调整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我国对情事变更原则的立法尚不完善，而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存在并且确认情事变更原则。确立和完善情事变更法律制度有着重要意义，应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以及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几个方面确立和完善情事变更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