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山水诗比较论

李杜山水诗都以表现壮美、崇高美为主要特征,但也不乏笔致清丽的优美之作;李白山水诗多雄奇,杜甫山水诗多雄浑;李白山水诗多出世之想,杜甫山水诗多入世之思;李白山水诗多夸张,杜甫山水诗多写实;同为风格柔婉优美之山水诗,李白仍以表现阔大之景为主,杜甫则以擅写纤小之景见长。     

李白与杜甫的传奇交往(上)

李白和杜甫是两颗光照唐代诗坛的灿烂巨星，他们创作的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特色的诗歌，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形成了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峰；他们之间的伟大友谊，更为文学史留下了极其珍贵的一页。一、巨星初会天宝三年暮春时节，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漫游来到东都洛阳。此时杜甫已在洛阳游历两三年了。对于李白，杜甫渴慕已久，早想和他认识，如今听说李白到了洛阳，禁不住心中暗喜。在出席洛阳人士招待李白的宴会时，杜甫看到李白气宇轩昂，举止潇洒，虽仙风道骨，却和蔼可亲。李白见到刺史县令布衣之士，一一拱手，一视同仁…     

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和杜甫《登岳阳楼》赏析

文本从物态层、形象层、生活层、人性层、作者意识层、集体无意识层的角度,通过对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和杜甫《登岳阳楼》两首诗进行比较阅读,认为李白是主观之诗人即理想家造境,杜甫是客观之诗人即写实家写境,然后揭示出李白雄奇俊逸的诗风和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     

李白遇杜甫

<正>李白与杜甫相遇,是在744年。那年,李白43岁,杜甫32岁,相差11岁。李白当时已名满天下,而杜甫还只是崭露头角。杜甫早就熟读过李白的很多名诗,此时一见真人,崇敬之情无以言表。一个取得巨大社会声誉的人往往会有一种别人无法模仿的轻松和洒脱,因此杜甫全然着迷,被李白的诗化人格所裹卷。     

杜甫对李白的推崇及李杜并列地位的确立

杜甫对李白的叙写主要有三类,正是这三类描写,刻画了全方位的李白形象。在整个唐代,也只有杜甫这般细致描摹出了李白姿态,这最早同时也是最真实的描绘,于后人认识李白,具有非凡之意义。社甫对李白诗歌的推崇,也正是体现了南北文化合流在李白身上的体现,奏出了真正的盛唐之音。可以说,杜甫叙写李白,在树立了李白形象及诗坛地位的同时,也问接确立了李杜的并列地位。     

李杜与中原文化——兼论李杜异同之地域文化原因

中原文化的概念。中原文化与中华文化、河洛文化之关系。中原文化之特点:承传的正统性、崇实性、先导性、兼容性、辐射性。从杜甫的家世及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看,他是在中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李白与杜甫的相同是因为都受到中华文化之哺育,都是受盛唐时代风气的熏陶,都博采了各地域文化之精华。李白、杜甫在思想、性格和创作风格上的不同,主要是因为家庭环境不同,青少年时期所受地域文化之影响不同,李白主要是受巴蜀文化之影响;杜甫主要是受中原文化之影响。     

李白和杜甫的殊途同归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唐代诗歌乃至中国古代学的两座高峰，李白飘飘欲仙，有“诗仙”之称；杜甫博大精深，有“诗圣”之誉。两人共同生活在由盛到动乱的历史时期，然而，相同的历史却成就了两位同样伟大而却迥然不同的诗人。[第一段]     

飞蓬各自远,怜君如弟兄——李白与杜甫诗两首赏析

<正>天宝三载(744年),李白在洛阳与杜甫第一次相遇,两人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并遇到了高适,三人畅游甚欢。第二年,李白与杜甫在东鲁(今山东)第二次会面,知交之情更加深厚:同年秋,两人分手,杜甫西去长安(今陕西西安),李白南游江东(今江苏南京一带)。此后,两人再未见面,但都十分思念对方,留下多首表达思念之情的作品。下面选取李白与杜甫互赠的诗作各一首,加以赏析。     

李白与杜甫两次遇合及别后情形新考

李白与杜甫二人的遇合同游及别后情形，历来的记述语焉不详，错讹亦多。经过详细考证，李杜的两次遇合是天宝三载（公元七四四年）之秋的梁宋游和天宝四载（公元七四五年）之秋的齐鲁游；李杜分别后，李白赠有杜甫两首诗，而杜甫怀赠太白及追忆故人旧游的诗作则有十八篇，其中单独怀赠李白的诗作就有十篇。由此易见二公交情乃李疏旷而杜剀切，两次遇合同游对杜甫影响较大而对李白影响较小。     

陆游与李白杜甫之比较

陆游作为南宋最伟大的诗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李白、杜甫的影响，因此有许多学者认为他是对李白和杜甫的继承和模仿。笔者认为陆游对李白、杜甫都不是简单的继承，他们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     

韩愈对李杜的推尊与王维诗歌地位的转折——兼论李杜独尊的诗学意义

王维在盛唐诗坛上声名显赫,其地位和影响均在李杜之上.李白、杜甫取代曾经的诗坛领袖王维成为中国诗学的神圣典范,虽然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势"之所趋,而韩愈作为最早倡导李杜独尊的人物,无疑是李杜诗歌价值和诗学意义的重要发现者.韩愈对李杜的推尊体现了他过人的诗史眼光和创新魄力,也初步建构了其后中国诗学的主流价值体系,指示了中国诗学发展的基本走向.     

一部拓有极左印迹的文学评论专著--回眸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写成的,拓有明显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批判运动的烙印.把杜甫说成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观点尤为不妥.应重新加以评价,还杜甫伟大诗人的本来面目.郭老少数作品的失误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多重原因,不过,这与其全部作品相比仅仅是九牛一毛而已,仍不影响郭老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著名学者的光辉地位.     

宋人对李白的评价与时代典范的抉择

宋人对李白的认识和理解与唐人有较大差别.受唐人盛赞的李白在宋代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中地位不高,颇受冷遇,多受贬抑.对前人的褒贬取舍正体现出一个时代的价值原则,从唐人并尊李杜到宋人独尊杜甫,反映了唐宋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特征.     

从宋代笔记看宋人对杜甫及其诗歌的接受

宋代是笔记发展的重要时期,笔记资料浩如烟海。宋代笔记中对杜甫及其诗歌以赞扬肯定为主。观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肯定杜诗的“诗史”价值;推崇杜诗的儒家特色;赞美杜诗用字之工、诗意之精、体制之妙;欣赏杜诗多样化的风格特征。此外,从笔记中涉及李杜优劣论的部分也可看出宋人对杜甫及其诗歌的接受情况。     

王昌龄的人生悲剧及其深层文化原因

在唐代开元天宝盛世里,王昌龄可算是最为悲怨痛苦、也最具悲剧色彩的诗人.这不仅表现在他家庭困顿、仕途坎坷和最后死于非命,而且还更本质地表现在他生前面对坎坷仕途、一连串沉重打击时深深陷入的选择与放弃、坚执与超脱、希望与绝望的煎熬、挣扎中,纠缠于出处行藏的艰难抉择中.前者是外在的显性之痛,后者是内在的隐性之痛.而这隐性之痛正是其精神之痛、心灵之痛,更是深刻的生命之痛.王昌龄人生悲剧、心灵痛苦深层文化原因主要在于:他既不能像杜甫那样入于"儒"而沉于"儒",又不能像王维那样人于"儒"而逃于"佛",也不能像李白那样入于"儒"而出于"道".因此身处儒、佛、道的夹缝之中,并徘徊、摇摆其问,使自己的心理遭受煎熬与折磨,使灵魂无所皈依.     

由"扬杜抑李"引发的思考

从“李杜二人,你更欣赏哪一位”试题和答卷所反映的“扬杜抑李”现象表明:当代大学生具有强烈的爱民意识、认同儒家传统、对现实有理性化憧憬、对古典诗歌热爱并有艺术素养需求;但答卷中也出现了罗列笔记、专业内容残缺、思维单一和批评意气的现象,这要求我们的教学必须落实课程目标和教学大纲,全面、系统、扎实地传授与学习专业知识和素养,加强教风和学风建设,促进学术积累和创新,同时努力完善高尚人格。     

谈李之仪的论诗诗

以诗论诗,正式开始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其后逐渐多起来,发展至北宋中后期方兴未艾。苏轼、黄庭坚都有论诗诗,和苏、黄长期唱和的李之仪也不乏论诗之作,且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文章即以李之仪的三首论诗诗为主线,阐释他对诗歌创作的看法及对历代诗歌的评价,借以反映宋诗议论化、哲理化的特色。     

杜甫“自比稷契”大言辨

杜甫曾在诗中以稷、契自比,后人或以为这只是一句高而不切的儒大言,或举其关心国事、陈述政见之诗以证其言非虚。然读其诗,还应观其事,从杜甫短暂的仕途生涯中最重大的政绩-疏教房Guan,以及他对苏涣的过誉两件事可以看出,他对人事尚缺少正确估计,这就注定了在仕途上要遭到失败。但这并不等于说他“自比稷契”只是一句大言,因为稷、契本只是两位以民为念、为民谋福,杜诗中时时流露的“宁若身以利人”的仁心,正与稷、契“已溺已饥”之心相通。     

元稹、白居易的李白评论分析——兼及两个问题的辨析

元稹、白居易分别从不同方面否定了李白的诗歌,他们试图通过对前驱者中的最优秀者的否定对自我加以肯定。现代多数学者都不同意元、白对李白的贬抑,同时又不同程度地默认李白的律诗远不如杜甫和李白少有风雅比兴之作的观点。现代人对元白理论的评论也同样走向了偏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