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巴县城市工商业者差役初探

明代实行一条鞭法后,差役渐改雇役。至清代“摊丁入亩”,无地之人不再缴纳丁银,一切差役杂派悉行蠲免,“官有兴作,悉出雇募”。四川自康熙五十五年(1716)在全国率先推行“摊丁入亩”,城市工商业者(有地之人须纳地丁)有无差役杂派的负担呢?如果有,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清代川东道、重庆府及巴县治所均设在今天的重庆市中区,地处长江水陆要冲,是川东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不仅在四川,而且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本文依据四川省档案馆所藏巴县档案,拟对清朝前期城市工商业者差役制度,作一个案剖析,以期回答这个问题。     

以“情理法”为支点的明代州县司法审判

在明代州县政府是最基层的实体政权,州县政府在审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时候"情、理、法"结合,有一定的自主裁断权,而判断州县执法官员是否清明就要要看其如何综合运用"情、理、法"来审判司法案件。     

以“情理法”为支点的明代州县司法审判

在明代州县政府是最基层的实体政权,州县政府在审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时候＂情、理、法＂结合,有一定的自主裁断权,而判断州县执法官员是否清明就要要看其如何综合运用＂情、理、法＂来审判司法案件。     

霍州署衙的官德文化

正石碑上蕴含的官德文化在霍州署衙戒石亭,面南的两块石碑上,东书"公生明",西书"廉生威"。这六个字源自明代霍州学正曹端所言。永乐二十二年,即公元1424年,曹端的高弟郭晟科考中举,赴西安上任前向他请教为官之道,先生答日:"其公廉乎?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曹端的这则名言,传到时任山东巡抚户部尚     

论清代前期的卫所官制

清代卫所废除了明代世袭的指挥使、千户、百户,改为流官守备、千总、百总,卫所守备、千总皆由兵部铨选。卫千总、卫百总成为卫守备、守御所千总的属官,所辖范围不再以千户所、百户所为限。随着卫所军事职能的废止,卫所武官的职掌只剩下行政事务,屯粮征收成为重中之重,但在刑名事务上,卫所武官并未获得与地方文官相同的权力。为胜任行政职务,清代卫所武官从多种来源,逐步确立为主要选自武进士、武举人。尽管设法弥补,以武官处理行政事务,是清代卫所官制的制度性缺陷,要最终走出制度困境,只能将卫所裁撤,归并州县,回归到以文官管理地方行政的正常轨道上。     

李金耀:中国承包荒山的先行者

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在一纸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留下了农业联产承包勇敢先锋的脚印,而林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革。又是谁拉开帷幕的呢？     

明代孔府档案中的“手本”

明代孔府档案中的手本,是孔府行移往来的一种重要文书。孔府与各官署之间行移往来的手本,其稿本形式有草稿、定稿、正本、存本四种,形制各异;施用范围包括中央和地方,主要集中在地方层面。明代中后期,孔府职役人员和民人所开手本,亦可作为清单、情况说明或凭证。手本在地方层面的行移往来,反映出手本在处理非严格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的特殊功用,也体现了衍圣公位高权轻的身份特点。研究明代孔府档案中的手本,能为洞见孔府的特殊地位及其行政运转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明代开中制下商灶购销关系脱节问题再探——盐商报中不前与灶户的盐课折征

笔者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发表拙文《明代开中制下商灶购销关系脱节之探析——盐商守支与灶户的盐课负担》,对于开中制度下的商灶购销脱节对灶户状况的影响进行了初次的探讨。然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除了盐商的守支外,盐商的报中不前或谓趋避报中也是商灶购销关系脱节的表现形式,这对于灶户状况影响如何呢?与灶户的盐课折征是一种什么关系呢?遂拟文再探,以拓视野。     

说署名

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然后署上作者的大名,如今似没有什么忌讳的,一则表示“文责自负”,二则证明此文是我的“专利”,三则在某些人心目中这是一种“资本”“荣耀”。是故,一般都十分计较署名权。可近来笔者发现,在一些地方报刊上,往往能看到在署名上出现的不怎么正常的现象：有的在文章上只署“本报记者”,没有实姓名;有的在“本报记者”后面虽有名有姓,却是个假名字,或者只署个“笔名”;有的记者编辑从发表报道时起,就不用自己的真名而用“笔名”。 在报刊上出现这类现象,我以为有两个原由： 其一,记者编辑自有“难言之隐”,…     

“平鹰坟”如何成为贫苦农民翻身的意象

1944年6月9日,大众日报四版刊发消息《佃户群众继续清理旧案把庄英甫送交政府处理平鹰坟祭冤魂群众欢呼》,报道了“平鹰坟”事件.作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减租减息中出现的标志性事件,这是“平鹰坟”首次被媒体披露.从此,“平鹰坟”成为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得到翻身的典型意象广为流传,在38年的时间里长盛不衰. “平鹰坟”本是一桩社会新闻,由于在土地改革中起到了舆论上的象征作用,使它在一定时期内具备了政治符号的特点.当各种文艺作品反复使用这一情节时,“平鹰坟”又构成了一个文化现象,盛行30多年.以“平鹰坟”为事件主体所构筑的文艺作品不断产生,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小说、连环画、戏曲、诗歌、大鼓书、歌曲等.直到1978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平鹰坟》上映,使“平鹰坟”这一社会新闻成为政治符号再到文化现象,达到了高潮.     

明代阁臣署理部事研究

史书中对于明代大臣进入内阁表述为"以某部尚书(或侍郎)兼翰林学士(或殿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其中入阁阁臣所兼的尚书都是显示地位的虚衔。但是,在明代的阁臣中,江渊、焦芳、方献夫、严嵩、徐阶、严讷、高拱、孙承宗和杨嗣昌九人,都以阁臣兼尚书并实际管理所兼任的部门。明朝在初期便形成了内阁不能干预六部事务的传统,以上阁臣在不同时期署理部事,引起了官僚集体的很大反应。关注阁臣兼管部事以及其他官员对此的反应,可以看出明代政治运行中的一些价值取向。     

明刑部湖广清吏司郎中高默参德藩疏

高默(1586——1639年),字玄之,山东省梁山县黑虎庙人。万历四十四年,考取进士,天启三年,升为国子监博士。同年,任刑部四川司主事,旋任江西司郎中,后为湖广清吏司郎中。天启六年,扬州知府刘铎因受阉党诬谄,交刑部审理。主司高默知刘为冤案,秉公执法,力为开释。魏忠贤以其“恂情卖法”,矫旨将其革职。1627年,崇祯即位,高默复故职。翌年,晋阶奉政大夫。当时。德藩横征暴敛、鱼肉乡民。高默目睹其状,冒着再次失官危险,毅然上疏崇祯帝,对德藩的行为进行了抨击。因而结怨于德藩。由于德王屡进馋言,两年后高默被除籍。这篇疏稿,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德藩及其爪牙敲诈勒索百姓的史实,反映了明代藩租的征收方式——“敛大户”的真实情形,同时也反映了一条鞭法的推行情况,并说明了一条鞭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负担而受欢迎的事实。它对于研究明代的赋役剥削制度和阶级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疏稿存载于《汶阳黑虎庙高氏族谱》。     

从私葺到官修:明清山西解州常平关帝庙的演变及影响

关羽的家乡在山西解州常平村。关帝和盐池两个最具影响力的要素在这里结合,书写了这一地方的历史。明中叶之前,常平关帝庙仅是"皆乡民私葺,官不与知焉"的村庙。此后官方开始大规模改创,逐步将其纳入官方体系中。这一过程由地方官员、乡绅儒士主导,村社居民、卫所商人、乡村耆老、关氏族人、在城居民等不同力量也广泛参与。常平关帝庙由村庙变为官庙引发村社结构、差役负担及与外部联系的种种变化,使得信仰超越村庄本身。     

明代宣府镇守内官研究

明代中期以后,北部各边镇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管理体系,总兵、内官、巡抚常驻于边,原本供事宫廷的内官成为边境管理体制的一部分。宣府镇守内官出现较早,并随着军事防御系统的不断完善而日益完备,逐渐形成"镇守—分守—守备"的完整体系。镇守内官突破了此前历代作为监军的角色,开始承担起地方镇守的部分责任,对维护边境秩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内官镇守地方是明代政治的特色,也是明代边境管理不断探索的体现。     

南京白局的民间色彩与文化价值

南京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气候、土壤以及密布的江河湖泊等都非常适宜蚕桑的生长。六朝时期就有了"斗场锦署"。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南京丝织业到了"极盛时期",在当时已发展成南京的"支柱产业"。除官办织局外,民间散户更是星罗棋布,江南江北、淮水两岸真可谓"万户机杼声"。直接从业者十万余人,而依靠丝织为生的市场多达20余万人,年产值达白银1200万两以上。南京的特殊地理环境形成了"冬冷夏热"的气候,丝织工人们常年累月地在机房中劳作,寒冬不准生火,双手常被冻裂;酷暑不准乘凉,酷暑难熬。明代陈大声在     

明中后期浙江沿海“军图”初探

"军图"是明代中叶开始州县对军户管理的新措施。就浙江而言,"军图"设置主要集中在嘉靖、万历时期,分布于温州府沿海各县。"军图"的设置,是军管区与民政区冲突与协调在基层组织上的表现,体现了不同户籍人群参与浙江沿海开发的过程,也反映了明中叶以后图甲制演变的基本趋势。     

摄影署名可能多

《新闻爱好者》1986年第3期“通讯员园地”专栏里发表了王致君同志的《摄影署名何其多》一文,对某些新闻照片署两三个人的名字提出了批评。我认为: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不当之处。有时,同一个镜头,有二人先后拍摄,都寄到报社,编辑认为两张照片的画面、内容、效果差不多,只采用一张,便署了两个人的名字,给予“综合”,我想这也未尝不可。摄影工作者(包括记者、通讯员)多为“独立作战”,但有的为了“互帮互助”共同合作也常常有之。他们从立意、选材、构思、     

署名小议

写完一篇稿子,作者在题目下或文章后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是作者皆知的事情。看来并无异常,但对于不同世界观的人,却有两种不同的情景: 有的同志,写完稿子反复审查、核对、落实,最后才十分慎重的在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有的同志,在起初稿前,就挥笔刷刷,先把大名署在前面。表现为啥不同呢?是因为他们对署名的意义理解不同:前一种人,认为署上自己的名字,是对同志、对人民、对党报负责到底;后一种人,认为署上自己的名字,可以借党报这个宣传工具,扩大自己的声誉……。他们的理解不同,对写稿的态度也截然两样:前一种人,两眼盯着革命事业,盯着党的工作,把通讯报道工作看做是整个革命事业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他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大     

孤本《南京尚宝司志》考述

尚宝司是明代掌管宝玺、符牌、印章的官署.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尚宝司便有南北之分.时南京众署衙均为闲职,著书写志之风盛行.《南京尚宝司志》便作于此股风潮之末,乃南京尚宝司卿傅宗臯请潘焕宿代为编写而成,明天启三年版刻印行.《南京尚宝司志》是现存唯一一部介绍明代尚宝司的专书,而此书也仅存一孤本,先后为清朝人英和与朱希祖先生收藏,今藏于南京图书馆,其价值不言而喻.     

洪武四年祁门县僧张宗寿户帖的发现及其价值

正为加强户口管理和赋役征调,明初朱元璋在全国推行户帖制度,"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a。其中发给住民的户帖,实为明初户帖制度的核心,是征调赋役的依据,因此非常重要。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明代户帖的介绍和研究尚嫌不足b,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保存下来的户帖资料极其有限。本文拟对新发现的一件祁门县僧户帖进行介绍和初步考察,以期对明代户帖以及相关制度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一户帖的流传与洪武四年祁门县僧张宗寿户帖的发现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朱元璋颁布命令,在全国调查户口,正式推行户帖制度。然而,户帖制度实际上只实行了10余年。洪武十四年以后,黄册制度作为户籍和赋役的基本制度开始在全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