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婚恋杂剧中的女性自我意识

与前代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元代婚恋杂剧中的女性自我意识普遍增强。剧作中的女性大都自尊自重,不卑不亢,向往人格自由,争取平等做人的权利,渴望具有情感内核的合理婚姻。蒸腾在她们身上的人格魅力,对封建社会后期文学的演进,乃至女性为争取人权独立的斗争,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昭示作用。     

论元代山东杂剧兴盛之原因

元杂剧这朵奇葩,最初是在北中国的广袤大地上绽开的,形成了几个作家群,如大都作家群、山西作家群、东平作家群等。东平作家群所在的山东地区,借助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悠久的歌舞戏曲历史、广大的元杂剧创作者和传播者、广大的元杂剧消费群以及地方官员的大力支持,迅速成长为除大都以外的另一个杂剧创作中心。     

论关汉卿杂剧中的魂梦意识

关汉卿杂剧中魂梦意识的广泛运用,表现了其深受民俗文化的浸染.关汉卿一生贴近生活,贴近下层百姓,深谙百姓之苦,却也有着深深的无奈.因此,他运用超现实的手法,在虚幻世界里实现自己的愿望,让作品展现出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传达其不屈的战斗精神.     

元代杂剧流寓作家之“天堂情结”

有元一代,无论是诗文作家还是杂剧作家的＂流寓＂现象是值得高度关注的。本文从自然和地理的角度出发,描画出＂江南＂的核心位置,再从心态研究出发,归结其一种＂天堂情结＂。这种＂天堂情结＂是作家流寓江南的一种共有的情结。     

元代杂剧繁荣的戏剧“本位”阐释

历代论大都从学、作、时代等角度来阐述元代杂剧繁荣的原因，而较为忽剧杂剧的戏剧“本位”特征。以杂剧的表演艺术的视角，从接受、创作与导演、表演三个方面来阐释元代杂剧繁荣的原因，便能更为关注杂剧的戏剧“本位”特征。     

论元代少数民族作家杂剧创作的特征

元代少数民族杂剧作家的创作，一方面与元杂剧创作的整个主流融合在一起，体现着元杂剧的时代与艺术风貌，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了独特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这种独特的创作与当时民族大融合的社会背景有关，同时也与作家的民族特质密切相联。     

论元代士妓恋爱杂剧的中和美

受草原游牧文化的冲击,元代的审美风尚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而不再固守传统。然而通观现存的元代士妓恋爱杂剧,无论是作品内容、情节结构、情感历程,还是整体风格上都表现出中和美的创作倾向。     

论元代无名氏三国戏杂剧对《三国志》的改编

元杂剧,作为有元一代文学的代表,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灿若星河的元代杂剧作家群中,无名氏作为一个特殊的创作群体,近年来得到了众多学者的着遍关注.无名氏的三国戏杂剧深受魏晋时期志人志怪小说的影响,并直接脱胎于陈寿的《三国志》,其对《三国志》既有继承又有着某种程度的创造和改编.     

论关汉卿杂剧的两个贡献

关汉卿杂剧是元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此外，它还有两个重要贡献：一是它能站在人生意识的高度，揭示刚毅坚强、不屈不挠是人生旅途中必要之精神，鼓励人们在抗争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命运，强调人定胜天、变革现实的意识；二是它颂扬人类的美好情感和崇高美德。关汉卿的杂剧是响亮的号角，激励着人们奋斗前进。     

论元代科举的“冒籍”

一般来说,科举考试必须在籍贯所在地(原籍)参加。与其他朝代一样,元代也有在原籍参考的规定,并且这一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被严格执行。但也存在前往有利于录取的地区(非原籍)参加考试的情况。     

“二”和“两”及其他

文章详细分析了“二”和“两”使用的语言环境和两个词使用的区别.     

论旦本戏正旦的喜剧性与杂剧喜剧手法的发展

考察《古今杂剧》、臧懋循的《元曲选》中旦本戏中正旦的喜剧性,认为正旦的科诨的难设置,促使戏剧家运用情节喜剧与性格喜剧来营造正旦的喜剧性,这两种喜剧手法能取得比科诨更长时、更浑融无间、更丰富的喜剧效果,显示出杂剧喜剧手法的进一步发展。     

论元代石君宝与明初朱有燉的同题杂剧《曲江池》

元明同题杂剧《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曲江池》)皆取材自唐传奇小说《李娃传》,但石君宝与朱有燉均在继承《李娃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改编.元明两种杂剧在体制内容、人物形象以及作品主题上均呈现出显著的不同.元代石君宝、明初朱有燉作为各自时代的代表性杂剧作家,他们的杂剧创作均受到各自时代背景的影响.朱有燉的《曲江池》在借鉴石君...     

“旦”交朋友

旦一家住在一个小山村里。一天,妈妈对旦说:孩子,你已经八岁了,该上学了。旦不高兴地说:为什么要上学?我不去!我天天在家陪(péi)妈妈。妈妈摸着旦的头,耐(nài)心地说:上学可以学到很多本领,还可以交到许多朋友……我能交朋友?旦有点怀疑。妈妈却肯定地点了点头。     

论元代“水浒戏”之李逵形象

元代之前的李逵形象描写太不突出,只是个符号,元杂剧时代大量的水浒戏诞生,李逵形象迅速丰富起来,成为莽细兼备,粗雅合一的喜剧性绿林英雄,个性多样,甚至相互矛盾。李逵作为人物形象不是线性发展的人物,而是随着时代感而突兀变化的人物形象,是带有时代烙印的角色,元杂剧的李逵是"元代的李逵"。     

说“稽”兼及“稽首”

说“稽”兼及“稽首”姚炳祺稽字从禾从尤会意，旨为声符，其主要义项为稽考、稽留而以稽考为本义。禾字甲骨文、金文均未见，小篆作，象树木成长时上碍于物而曲头不能向上（《说文》：“禾，木之曲头，止不上也”）。禾字与禾苗之禾音义迥别，禾字小篆作，上左弯，象禾穗...     

论“意识流”的特征及其他

近年来,“意识流”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但“意识流”的特征到底是什么?说法却很多,其间也不乏种种误解。最常见的一种误解,便是望文生义,以为“意识”者,乃心理、精神、灵魂之意,于是或把“意识流”同心理描写等同起来,或把它看作是表现人们精神世界的唯一方法,甚至于把它当成塑造人的灵魂不可或缺的东西,由此得出要搞创作不用“意识流”不行的结论。我以为这种结论不符合“意识流”的实际,若不加以澄清,必然会给文学批评、文学研究造成混乱。下面,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论“聪明人不是奴才”及其他

鲁迅先生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入选人教版、苏教版、冀教版等初中教材,也收入北京版高中语文实验教材选修（三）。笔者在讲授这篇课文时反复阅读了钱理群教授登在《语文建设》2011年第十一、十二期长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钱先生认为,“聪明人”也是“奴才”,喻指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奴性。对此,笔者不敢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