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敏和卓以后诸吐鲁番回部郡王事略

关于清代吐鲁番回部郡王额敏和卓的事迹,已为人们所熟知,至于额敏和卓之后的诸吐鲁番回部郡王,人们则知之不祥。本文拟根据清朝以来的文献资料及鄯善县人民法院档案室所藏有关资料,将额敏和卓之后的诸吐鲁番郡王事迹略作考述: 1、素赉     

试论额敏和卓对祖国统一的贡献

人们对于清朝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并不陌生,然而对其在祖国统一中的贡献,许多专著和论文则多语焉不详。本文拟根据清代文献资料,将额敏和卓对祖国统一的贡献一一论述于后。一、额敏和卓成为鲁克沁地方的统治者清朝建立伊始,吐鲁番国由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察哈台汗家的末裔所统治着。1680年,准噶尔蒙古征服南疆,其吐鲁番汗家族的势力受到严重冲击,只是保留名义上的统治权,其真正的统治权操在由准噶尔蒙古任命的统治者手里。     

一座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丰碑──额敏和卓与苏公塔

新亚吐鲁番市区东去2公里处的开阔台地上，耸立着一应伊斯兰教古塔，它以别致，古朴的维吾尔建筑风格，记载了一段额敏和早在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的斗争中所建立的功绩，它也是中国古代史上一座标志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丰碑，这就是苏公塔。＊敬和卓，维吾尔族，吐鲁番哈拉和单人。生于清朝康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年于乾隆四十二年必元1777年），终年83岁。据《二十五史·清史稿呼》落部世表城；“领敏和卓，雍正十一年封萨克辅国公，乾隆二十一年晋国公，旋否贝子二十二年目贝勒品级，二十三年授多罗贝勒，旅赐郡王品级，四十…     

清代新疆维吾尔地区札萨克制刍议

主要对清朝新疆哈密、吐鲁番维吾尔族地区实行的札萨克制进行分析,探讨它所实行的具体内容,札萨克制下额贝都拉家族和额敏和卓家族在统一新疆前后的历史功绩,以及清后期至民国时期这种制度的废除,从而使我们对这种制度作出更客观的评价。     

额敏塔小考

相传额敏塔是苏赉满为纪念其父额敏和卓于乾隆四十三年修建的,这是以讹传讹,历史的真实并非如此。 塔门外侧立有一方石碑,是我们了解修塔有关史实的重要依据。碑身高1.32、宽0.78米,用汉文、察合台文两种文字阴刻而成。现将汉文碑文标点转录于下:     

清代吐鲁番札萨克旗制研究

清代在吐鲁番地区设置的最重要的行政管理制度就是札萨克旗制。本文细致考察了清朝在吐鲁番地区实施札萨克旗制的背景以及在统一与建设新疆中的作用，并通过清朝与额敏和卓在吐鲁番势力的消长反映了清朝中央政权对吐鲁番以及整个新疆统治力度的强化。     

吐鲁番地区的古代民族及其文化与宗教

译者说明:本文摘译自德国勒考克《高昌故城探宝》,标题为译者所拟。作者于1904年至1906年率领德国考察队在新疆活动达二十个月之久,主要在吐鲁番。文中所说高昌、哈喇和卓,即今吐鲁番,东土耳其斯坦即新疆。现在的哈喇和卓镇,由三个小村落组成,即哈喇和卓、阿斯塔纳与阿瓦特,共有约1100户人家。这里现在的居民,都是马马虎虎的伊斯兰教徒,与喀什、库车、阿克苏以     

陈寿与《三国志》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四川南充)人。生于蜀汉后主建兴十一年(233年),卒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年六十五岁。陈寿少时受学于同郡古史学家谯周,“聪警敏识,厉文富艳”。在蜀汉政权下,陈寿出仕为观阁令史。当时宦者黄皓专权,许多朝臣都谄附他,陈寿独不然,所以屡被谴黜。炎兴元年(263年),蜀汉后主为曹魏所灭,这时陈寿三十一岁。两年之后,司马炎夺取曹魏政权,建立晋朝,是为晋武帝。     

从吐鲁番文书看敦煌文物及其地域情况

自从在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藏经洞）发现了大量文献以来,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几乎与敦煌文献发现的同时,人们还在其西面的吐鲁番发现了大量文书。但是,这些吐鲁番出土文书不是从石窟寺院发现的,而主要是从“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     

库腾汗——蒙藏关系最早的沟通者(读《蒙古源流》札记之一)

《蒙古源流》记录成吉思汗死后至元末部分,占全书篇幅不多,几乎仅录帝系、各帝出生、即位与去世年次而已,甚至有的地方还有错误。虽然这段对库腾汗、忽必赉汗和托欢特穆尔汗三人的事迹有较多的描述,然而又夹杂了一些荒诞不经的传说,所以人们一般认为这部分史料价值不大。尤其是关于库腾汗的事迹,读起来真有点令人莫名其妙,兹录其事略如下:“谔格德依……岁次戊子(1228),年四十二岁即汗位.……逾六年,岁次癸巳     

明代靖江王社会地位考

明初靖江王朱守谦是首批受封的藩王之一,他是作为郡王分封的。明初靖江王的社会地位比较特殊。从经济待遇、军事特权来看,他低于亲王,高于郡王,从政治待遇来看,他近似于亲王。靖江王的社会地位在不同时期是有变化的。朱守谦之后,靖江王被明确定格为旁枝郡王,社会地位有所下降。     

论道光对张格尔叛乱的平定

清朝前期,自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二十四年平定大小和卓木之后,清廷于被称为回部的天山南路建立军府制度。以喀什噶尔为南路军府,为参赞大臣驻节处,节制南路各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统辖下的回部诸城,主要包括西四城之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东四城之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乌什。在这些大小城镇中,分设办     

善待他人,心宽路长

节选文段王右军~①素轻蓝田~②,蓝田晚节~③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④,停山阴治丧~⑤。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⑥,连日不果~⑦。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⑧大构~⑨。后蓝田临扬州,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⑩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     

近百年来的高昌政治史研究概况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吐鲁番盆地陆续出土了大量属于魏晋隋唐时期的书和石刻字材料，这些新材料不仅弥补了传世献之不足，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特别是建国后所出书，有关高昌郡高昌国时期的资料，多为传世献所缺栽，因而引起了国内外学的关注，并出现了一个研究高昌史的小高潮。章就近百年来国内外学对高昌郡、高昌国政治史的研究情况作了简要概述。     

诸葛亮南征之役探微

诸葛亮南征的战略重点不在打击少数族酋长叛乱势力,而在平定南方诸郡汉族大姓耆帅和地方官吏叛乱;南征军所达最远地不是滇池,而是今天伊洛瓦底江中游地区;南征及其善后措施收到了显著成效,此后南方诸郡没有再发生汉族大姓耆帅和地方官吏的反叛,少数族叛乱的次数和规模也十分有限。     

论汉代豫章郡的历史地位

江西地区的豫章郡,一直不被秦汉史家注意,古籍中的记载也很轻微,是一个被忽视的研究盲点.本文通过文献资料和最新考古成果说明,在先秦时代这里有发达的青铜文化,领先的铜矿采冶成就,早已为汉初建立豫章郡,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汉代诸郡国中,豫章郡户口增、田野辟、发展最快,人口数由殿后一跃而超越四邻和中原诸郡,处于领先的突出地位.人们饭稻羹鱼,显示出经济潜能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兵车常来,“控蛮荆而引瓯越”的战略地位已经受到重视.一批杰出人物有“文章节义”的品格特色,吸引了会稽等地的学子.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侧面的事实证明,豫章郡在秦汉历史上的地位不容轻视,亟待深入研究分析.     

试论乾隆对回部的政策

清政府对回部地区的直接管理始自乾隆朝,所以探讨乾隆对维吾尔族的政策,对于研究清代边疆史和民族史都是有意义的。本文重点论述三个问题:第一,乾隆治理回部的政策取向及宏观策略;第二,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后恢复秩序的相应政策及乌什事变后的若干调整;第三,乾隆治回政策的特点及简单评价。 一 回部泛指天山以南维吾尔族聚居的地区。明末清初,该地区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康熙年间,北路准噶尔部南侵,统治回部地区长达半个多世纪。乾隆二十年（1755年）,准部内乱,乾隆帝乘机出兵收复北路。与此同时,如何管理南路维吾尔民族的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同年六月,定北将军班策建议让维吾尔族旧人大小和卓木返回南路,“招服叶尔羌、喀什噶尔人众”。乾隆帝接受这一建议。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五月,副都统阿敏道奉命往库车招降,被大、小和卓木所诱杀,招抚回部的工作宣告失败,此事也就成了武力解决回部问题的导火线。     

谢朓任随郡王文学时间考

谢朓任随郡王文学之事,史书有载。然其具体时日,史乘阙失。以所钩沉之史料为依据,结合谢朓所作之诗文,首次考证出谢朓任随郡王文学在永明十年春天至永明十一年十一月,填补了谢朓生平研究的一段空白。     

《新集天下郡望氏族谱》写作年代考

关于敦煌文书S.2052《新集天下郡望氏族谱》的写作年代,王仲荦先生认为“大概是唐德宗时代的作品”,理由是:“这件文书里有处州松阳郡出五姓之语,处州原名括州,唐德宗名适,故大历十四年即位后避帝嫌名,改括州为处州:唐宪宗名纯,即位后元和元年改淳于复姓单姓于。《新集天下郡望氏族谱》中,已改括州为处州,而淳于复姓尚仍旧称,可见这个氏族谱,是大历十四年以后、元和元年以前的产物。”(《〈新集天下郡望氏族谱〉考释》,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唐耕耦先生则认为其写作时间“当在开元中期以后,后到什么时候,不能断定”。(《敦煌四件唐写本姓望氏族谱残卷研究》,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其实,从地理沿革来看,这两种观点都有商榷的余地。     

从《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看高昌寺院经济

吐鲁番,古为车师前部地,西汉以“高昌壁”得名。北凉承平十八年,柔然灭北凉残余政权,立阚伯周为高昌王,是后,张、马、麹诸姓相继为王,史称“高昌国”(公元460年——640年)。据《北史·高昌国》载,其国人:“俗事天神,兼信佛法。”从吐鲁番文书看,高昌佛教甚盛,寺塔林立,如《高昌义和二年(公元615年)七月马帐》所列寺院有二十四个,其他同时文书亦见甚多记载。一九六七年,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三七七号墓出土了《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后文简称《帐历》,载《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为研究高昌寺院经济提供了宝贵资料。笔者似结合有关文书对此帐历作重点分析,以窥该寺经济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