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际与传播之争：“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在华理论旅行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进入中国学界已近40年,不同学科对其进行了各异的驯化,并形成了独特话语形式。在此之中,基于外语研究的跨文化交际与基于传播研究的跨文化传播最为显著。然而,目前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播的学术史研究往往视两者差异为理所当然之事,缺乏对其成因的追问。因此,文章借助知识社会学,重新反思"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早期引介过程,探索主流叙事所遮蔽的灰色地带。通过重新发现"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引介者、传播研究者与外语研究者在早期引介的差异成因,文章发现,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传播的差异并非自然产物,而属于学术场域争斗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结合物。     

“公意”与“舆论”之间:五四时期李普曼《舆论》的知识传播和话语实践

基于新发现的袁昌英《公意之源》,并与陶孟和的书评比较,考察李普曼《舆论》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的问题。《舆论》推动了近代西方"public opinion"从哲学论述转向现代性的知识和概念,但其核心概念仍融合了"公共意志"与"公众意见"两方面涵义,作为现代性话语尚具有两歧性。这个特征为五四时期的中国学者提供了"舆论"与"公意"的两条阐释路径。陶孟和用书评形式引介《舆论》,关注其在政治心理学上的创新意义;袁昌英则以近似于政论文的形式,评述李普曼的新舆论观、大众媒介观和政治传播观,实已触及现代传播学的范畴。陶、袁都被李普曼的民主理论修正观点所吸引,对于著名的"李普曼-杜威之辩",也有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不同的评论视角。从话语实践上看,《舆论》参与了一战以后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反省思潮。     

民国时期的电视知识生产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在电视知识引介中,他们有的把电视看作是一种视频通讯技术,有的把电视看作是一种新兴的综合性媒体,部分学者则就电视发展对其他媒体和新闻业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民国知识分子对电视的认知紧扣"电视"的字面含义,认为电视即通过电气技术实现人类视力的延伸,将其看作是"千里眼"、"顺风耳"神话的实现。这些电视知识的引介既来自于国外科技发展的实际,也是基于中国古代神话产生的想象,构成了民国时期特殊的知识生产点。     

现实与隐忧:微博意见领袖的话语权力

微博因其"平权"、"零散"与"再中心化"的技术特质,具有对公众"表达自由"的"赋权"能力。解读有关微博意见领袖的两份权威的实证调研报告,展开综合研究,并认为: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微博意见领袖群体,正在积极回应微博技术的赋权,彰显自身的话语影响力;目前,他们的微博话语权力的发挥,存在多个方面的问题和隐忧;其微博生存的未来也难以乐观。     

论现代传媒对专家话语的误读

当下社会,知识分工导致公众对专家话语的依赖。然而,调查数据显示公众对专家话语的信任度降低,现代传媒对此难辞其咎。科学话语与新闻话语的错位;现代传媒放大风险传播,追逐轰动效应;网络文化民粹主义,污名化知识精英造成了现代传媒在转述专家话语时的三重＂误读＂。摆脱误读,重建专家话语的公信力,现代传媒责无旁贷。     

微博话语空间群体对话可能性的有限性

<正>微博凭借较低的文化、技术准入门槛,在数字化时代受到了大众的青睐。原本在现实生活中等级分明的精英、草根群体在微博话语空间中不仅展开了对话,在微博反腐、微公益及社会热点事件中更展开通力合作,而且类似于"作业本"、"琢磨先生"等一批草根明星们收获了大批精英群体的关注。开放、平等的微博话语空间使精英、草根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话语释放快感,营造了一派精英、草根平等对话的图景,两大群体的界限日渐消弭。但是,微博的机制设置,以及精英、草根展开对话的     

中国健康传播运动实践研究

本文在对健康传播运动这一概念进行引介的基础上,对美国健康传播运动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爱国卫生运动为代表的具有健康传播运动形态的健康促进手段进行了回顾,以历时7年的"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为例,分析目前中国健康传播运动在实践方面出现的新变化。在将爱国卫生运动与"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进行比较后发现,二者在达成健康促进目的的路径、资源占有及运作模式、政府及大众媒体的角色以及运动话语和行动框架等方面均有所不同。     

“空巢老人”的媒介话语建构与社会成因分析

报纸媒体对"空巢老人"话语的社会建构中隐藏着不同机构和话语主体在这一议题上的话语权力分布与话语分歧。这一话语格局既是现实社会生活在报纸媒体上的投影,也有社会需求、心理需求、市场需求的多重作用,还是报纸媒体履行自身社会精英话语职责的自觉追求。这一研究为透视大众媒介话语建构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提供了路径。     

对纪录片解说词的批判话语分析——以德国纪录片《知识就是力量——中国新精英》为例

旨在运用批判话语分析方法,从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层面,来解析纪录片《知识就是力量——中国新精英》解说词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和模式固见。     

《新闻联播》灾难报道话语分析

《新闻联播》一向被推崇为梦的世界、向往的生活,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以正面报道为主,新闻话语呈现的方式,主要体现在政治权力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大众日常话语方面。本文以《新闻联播》中的灾难报道为样本,对其进行话语分析,呈现出《新闻联播》在灾难性报道中的新闻态度。     

话语变迁与权力表达——观察中国电视纪录片三十年的一种视角

中国电视纪录片存在着三种主要话语,即代表政治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代表精英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伴随大众文化崛起的民间话语.官方话语以话语的单向强制性意识形态性为表征,精英话语以话语的启蒙性为表征,民间话语视角则体现在以大众消费性为表征.这三种话语及其主导下的电视纪录片互相融合、互相渗透,在整合中共同推动着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     

从《拉呱》看方言新闻对弱势群体的话语建构

方言新闻节目在弱势群体话语建构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也存在诸多问题。经过对方言新闻《拉呱》中相关弱势群体的新闻报道所做的内容分析,发现方言新闻节目对弱势群体的话语建构体现了地方话语对精英话语的对抗;易于强化受众对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未能与政府话语形成良性互动。     

王朔与新时期中国电影的文化转型

1988年,有四部王朔小说被改编为电影,这一年被称为"王朔电影年"。"王朔电影年"的出现是新时期中国电影商业化、世俗化趋向的表征,标志着中国大陆的文化空间的再次分裂与转型,以及中国影视文化格局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变化:从形而上学的精英话语空间过渡到世俗化的大众话语空间。     

依法治国语境中的社会话语剖判

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当前时代的主旋律。而就目前社会话语场域中,传统主流话语、精英话语、大众话语都存在着各种深刻问题,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将传统话语体系碎片化,新媒体平台成为众声喧哗的舆论场。本文从法律角度对这种话语乱象进行深层次剖析,提出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是解决社会话语困境,践行"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社会结构转型与电视经济新闻场域的建构——以CCTV-2为例

CCTV-2开播以来,根据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行了多次改版。从社会转型初期的经济新闻功能的转变和频道专业化的尝试;到"大经济"节目观、泛财经风格的定位和专业新闻品质的追求;再到主流话语、精英话语、大众话语和全球话语的互动,CCTV-2基本完成了立体多维的财经新闻场域的建构。     

话语的建构与意义的争夺——宜黄拆迁事件话语分析

本文以福柯"将话语和语言置于社会实践和过程的中心位置"的观念为指导,采用费尔克拉夫"以文本为方向的话语分析"路径,分析宜黄拆迁事件中的三方话语——《南方都市报》的媒介话语、宜黄官方话语以及新浪微博直播"机场围堵战"和"女厕攻防战"的民间话语。本文认为,"话语描述"(discourse representation)和"预先假设"(presuppositions)是话语建构的主要方式且具意识形态效能,在事件发展过程中,不仅话语与话语互动,而且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互动,话语既反映社会现实,又建构社会现实。     

主体结构平衡:网络舆论理性表达机制

网络为大众提供了表达的渠道,然而在网络表达中存在着大量的非理性表达的现象。康德把理性划分为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网络舆论非理性表达实质上是网民的非理性实践。网络舆论主体结构失衡引起的认知障碍和洞穴是形成非理性认知,进而导致非理性表达的重要原因。平衡的主体结构是网络舆论理性表达的重要机制,主要包括官方舆论、精英舆论与民间舆论多元主体平衡参与;官方信息、精英信息与民间信息多元共振;官方话语、精英话语与民间话语的互构。     

文化自觉与电视节目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分析了电视节目可持续发展和文化自觉的内在联系,阐述了电视节目文化自觉的基本要求,第一要义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观点,并指出电视制作人的倾向性,应该受到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制约,具有几个方面的认知。文章最后得出结论,电视节目文化自觉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最主要的体现就是要求电视人要以"创造性的思维和方法"处理电视节目中精英话语、国家话语、大众话语三种话语平衡问题。     

话语的政治:网民舆论监督的实践、逻辑与反思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一些典型的网民监督事件进行个案分析,探讨了网民舆论监督与传统媒体、知识精英的互动模式。我们认为,网民舆论监督的成功离不开传统媒体和知识精英力量的积极介入,多元的互动才是网民舆论监督成功的关键因素。网民监督的成功个案带有很多的偶然性,并不具有可复制性,也不能被常态化。从公民权利的角度来讲,网民只是基于网络技术中介的公民,因此网民的话语表达也同样要受到现实的法律和伦理约束。     

新知识生产时代的现代美术馆与美育研究

美术馆是历史与未来之间的桥梁,承载着开展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的使命。在这里,美术馆的知识生产行为是一种知识的"再生产",美术馆将"精英化"的文化和知识作为一个原材料,将之再次解释和展示,使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了解和接受进而受到教育。用先进的精英文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味,使以往的精英文化变得"大众化",合乎普通民众能够接受的内容和程度,是今天现代美术馆的重要使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