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社会新闻传媒的使用与管理

我们正步入媒介化社会。新兴媒体的普及和媒介化社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运行进程。这种变动的结果之一,是直接造就了一个全新的传播主体。这个主体利用一切手段,打造自己的媒体,探讨切身的议题,让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交流彼此的观点。一部现代政党史和新闻传播史,展示着执政党同传媒的互存、互用和互动关系。执政党能否有效使用和驾驭大众传媒,是衡量其执政能力的标志。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在这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并在这些经验与教训中成熟起来。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表达语境发生深刻变化。执政党应该顺应这种变化,构建舆论引导的新格局,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都肩负着重大使命。     

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动机与媒介依赖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在校大学生为样本,对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动机与依赖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利用社交媒体主要是获取最新资讯、了解朋友动态和浏览图片、看视频、听音乐。随着大学生接触社交媒体的时间增长,他们对社交媒体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女生对社交媒体的依赖程度大于男生;大二学生对社交媒体的依赖程度大于大三学生;城市学生对社交媒体的依赖程度大于农村学生。     

社交媒体与当代中国俗家佛教徒修行——基于一个信众媒介网络的考察

社交媒体的勃兴再度推动从"宗教在线"到"在线宗教"的网络修行模式变迁。基于对湖北省一座山林寺院的信众群体的田野研究发现,被广泛运用的微信等社交媒体编织出一个以都市佛教徒为主体的虚拟媒介网络,信众在其中开拓出新的修行方法和观念,使社交媒体成为一种中介化道场。但"在线修行"无法替代现实修行,当信众诉求从超验世界转入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境界提升,媒介网络运转的根本动力源于信众内心对该寺院的归属,以及自身"宗教性"在修行实践中得到反复激发和印证。同时,随着社交媒体依赖成为当代生活的独特表征,由此聚焦目前意蕴驳杂的"修行",指向的不仅是狭义的宗教实践,更映照出部分人群抵御社会现代性症结的逻辑和行动策略。     

媒介使用、媒介评价、社会交往与中国社会思潮的三种意见趋势

本研究从经验层面检视当今中国社会思潮的三种意见趋势与媒介使用、媒介评价、社会交往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众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发展总体持正面肯定评价,但也存在着自由主义、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三种不同社会思潮的意见趋势。电视对社会思潮的影响是很大,无论偏向哪一种意见趋势都会积极关注电视内容。互联网的作用不可小窥,上网行为对自由主义思潮偏向,和新左派与文化保守主义意见趋势偏向,预测方向完全相反。与媒介使用相比,媒介评价和社会交往对当今中国社会思潮意见趋势的影响要来得更大。     

社交媒介与谣言传播的新变

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尤其是社交类应用的发展,谣言依附新的媒介呈现出新的变化.本文从社交媒介的人际交往属性出发,援引传播学的研究范式,对网络谣言传播的新型媒介环境和特点进行探析,力图揭示出社交类网络的发展对网络谣言的影响.     

乡村女性的媒介使用与自我赋权

新媒体的赋权功能促进了乡村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其成长提供了无限可能.研究发现,乡村女性作为传统社会的"弱势"群体,通过对新媒介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可以打破传统话语控制模式,改变乡村传播场域中的男性一元中心格局,实现自我赋权和构建新的社会角色与身份.乡村女性由"弱者"到"自主""自立"的身份变迁过程,为乡村振兴语境下乡村...     

出版社交化：媒介融合时代的解构与重建

媒介融合时代,出版与社交在传播途径更迭的同时发生着双向融合,在双主体共同动态演进的过程中,传统出版行业的中心化体系逐渐解体,新媒体平台内容出版衍生出“再中心化”的格局。当下,受众习惯与媒介生态迅速变革,一贯“慢中求精”的传统出版行业在求快、求新的市场竞争中普遍出现迟滞性。与此同时,近年来新兴媒体泥沙俱下的弊端渐显,加之传统出版业承担着公共场域之下传递正向价值观的社会职能,推动了大众对于社会系统中专业化、规则化内容的偏好回暖。文章从出版社交化对信息传播过程的解构与重建切入,试图探讨二者在融合过程中的耦合与矛盾,思考传统出版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与新兴社交媒体深度融合的可能。     

圈层分化:移动社交下的过度媒介化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圈层分化是人际传播所建构的群体认同下的强链接作用,其既利于维系人际交往圈,也是过度媒介化的结果,是移动社交下所衍生出的显著产物。在移动社交时代,人际交往主体对固化的人际交往圈所具有的双重性具有明晰的认知,才可能由内而外地建构自我,了解"主我"和"客我",提高自身媒介素养,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的人际交往。     

社交媒体时代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的培育效用与提升路径

伴随互联网技术转捩至社交媒体时代,信息工作、媒介内容裹挟着人与社会,媒介与信息素养作为整合概念应运而生。在媒介化社会和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问题凸显,且尤为迫切。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数字能力,延展学生社会交往,还有益于数字乡村与教育现代化建设。面对乡村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单一、滞后、不充分甚至缺失等问题,做好“超越数字鸿沟、兼具未来关照”的顶层设计,创新学校全学科融入教学模式,延展乡村教师自身素养与课程建设能力等,成为可尝试的提升路径。     

作为社会化过程的社交媒体倦怠

既往的社交媒体倦怠研究对用户的自我发展诉求探讨存在缺位,一些前沿研究虽然提出用社会化视角对社交媒体倦怠进行再审视,但对具体过程的描述尚不到位。因此,通过对20名研究对象进行访谈,发现了社交媒体用户倦怠的两种倾向。研究发现,偏封闭保守的用户被迫倦怠,而偏灵活开放的用户则将倦怠工具化。此外新媒体环境的再中介化使得两类用户的媒介实践策略进一步分化,并进而导致了新的倦怠表征。前一类用户选择遵循传统拥抱社会化发展下限,而后一类用户则主动追求社会化发展上限。     

媒介融合视角下社交媒介新闻报道的修辞发展路径探析

在媒介融合深度发展时期,受众倾向于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社交媒介上,因而,传统媒体也开始入驻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等平台,开始了与社交媒介的融合。这种融合,不仅表现在技术、平台等方面,还表现于新闻报道的修辞等方面,传统媒体做出了改变以适应媒介生态环境的演变。这给社交媒介上新闻报道的修辞的发展,带来了规避低俗化、贴近用户、增加趣味性、融合新技术的机遇,但也带来了过度娱乐化、信息碎片化、催生不伦不类的修辞这样的挑战。从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账号上的报道进行分析,探析社交媒介新闻报道的修辞未来发展路径,得出改善修辞思维、强化监管力度、即时反馈信息、提高用户媒介素养、防止过度娱乐化、巧用“碎片化”六点建议。     

社交媒体研究的媒介物质性路径——以微信API开放与使用项目为个案的研究

本文将社交媒体视为媒介基础设施,以微信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开放与使用项目为经验个案,探索社交媒体研究的媒介物质性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媒介语境中的社交媒体具有平台化与层叠化特征。一方面,微信经由API所进行的媒介物质性实践,实现自身在互联网空间中的边界扩张,异质性主体(普通用户、第三方应用商、互联网巨头以及硬件设备与软件程序等)围绕微信API的接入、使用以及竞争形成了一个层叠化的传播实践场域;另一方面,微信通过API接入标准的定义,结合行业规范与政策规制等方面形塑了结构化的平台关系生态。平台化的运作逻辑时常会与微信的媒介基础设施属性发生价值层面的冲突,当平台的边界扩张受阻或者遭遇竞争时,微信往往会以强化接入标准、纠错补漏以及商业协商等方式处理自身与多元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文章认为,将平台与基础设施等概念引入国内的社交媒体研究,有助于拓宽或者转变社交媒体研究的理论面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跳脱主流传播研究将社交媒体定义和理解为内容生产与关系建构的技术媒介的思维定势。     

都市中年男人的同性社交与媒介化家庭沟通

传统的社会性别与家庭问题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妇女在家庭内遭遇父权制的劳动剥夺或者肉身、情感的家庭暴力,其结论必定是为妇女作为体力与精神的双重受害者而鸣不平。笔者另辟蹊径,凭借历经三年半的实地田野调察和数字民族志的研究积累,深入了解都市中年男人的同性社交与家庭沟通的冲突,从而构连市场经济转型与新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如何削弱家庭的亲密关系建构,反思已婚中年妇女在家庭社会性别权力与社会的政经维度所承受的多重压制,她们甚至被持续贬抑和蔑视。     

社交媒体记忆实践路径研究——基于“汶川大地震”微博文本的社会网络分析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视角,通过对“汶川大地震”相关文本和用户节点进行网络建构,发现灾难事件的媒介记忆主要呈现出以主流媒体为中心,各领域意见领袖为桥梁,个体用户为边缘的实践网络;以国家话语为中心,多元化观点共现的内容网络。其中,主流媒体通过双重路径主导灾难叙事,网络圈层起到“官方”与“民间”话语之间的中介作用,个体用户则进行着个体的数字化记忆实践,最终影响着集体记忆的形成、激活和刻写效果。     

从媒介使用到媒介参与:中国公众媒介素养的基本现状

本研究聚焦媒介素养的两个维度——媒介信息处理能力和媒介参与意向,探讨个体政治认知、人际讨论模式、媒介使用、媒介评价和媒介参与功效意识对它们的影响。在对四城市2409名市民随机面访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公民的政治与公共事务兴趣和开放型的人际讨论模式对媒介素养的两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网络新闻和海外媒介的使用对媒介信息处理能力有重要贡献,媒介评价和媒介参与功效意识正向影响公众的媒介参与意向,而更高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也预示着更高的媒介参与意向。     

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社交媒介依赖研究

社交媒介的合理使用已经成为当代青年亟待认识并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不同于新媒介依赖的既有研究成果,本次研究运用美国传播学家鲍尔·洛基奇和梅尔文·德福勒提出的"媒介系统依赖理论",试图还原"媒介——受众——社会"的媒介依赖研究的基本框架,深度植根社会文化这个领域,结合青年受众群体与个人的特点,关注社交媒介技术和青年亚文化的转向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客观地分析青年受众社交媒介依赖的变化以及社交媒介依赖存在的原因,并为青年受众在社交媒介依赖中的异化问题提供相应的建议。     

媒介何为与治理何往：媒介化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媒介化治理指向一种“媒介规制”的实践取向,是探索媒介何为与治理何往的治理新范式,最终要以治理的媒介化进路及逻辑达成善治目的。本文对媒介嵌入国家治理的时代背景进行剖析,在厘清媒介化治理的基本内涵与核心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化治理的相应实践路径。研究认为,媒介化治理是以善治为导向的治理;媒介作为基础设施能发挥“媒介规制”涵化作用,对国家治理体系与信息传播体系进行同构,协同参与面向未来媒介化社会的新治理图景。因此,社会场域和系统需不断调适自身以适应媒体规则和媒介逻辑,通过平台一体化、信息供需精准适配、技术赋能提质增效三个实践路径增强媒介化治理效能。     

媒介使用、媒介依赖对信任评价的影响——基于不同媒介的比较研究

信任是社会秩序建立的基础,其主要形态包括人际信任、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大众传播媒介对信任的各种形态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以往关于媒介使用与政治信任、社会信任的影响关系的研究多有涉及。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试图探究报纸、电视、网络、手机等不同媒介使用和媒介依赖与信任评价内在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就信任评价而言,较之社会信任、政治信任,人际信任目前依然在中国社会信任中占据主要位置;就媒介使用与信任评价而言,无论是对人际信任、社会信任还是政治信任评价,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对信任评价的影响远高于作为传统媒介的电视与报纸;但就媒介依赖而言,报纸、电视、网络、手机媒介依赖与人际信任、社会信任变量各指标无显著相关,但是与政治信任呈显著相关。此外,对于人际信任和社会信任评价,媒介使用各变量对信任评价的预测力超过媒介依赖变量对信任评价的预测力;而对于政治信任评价,媒介依赖各变量对信任评价的预测力远超于媒介使用。     

媒介使用对医患信任与社会信任的影响比较分析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1年与2012年的数据,本文从信息传播的视角探讨了媒介使用对医患信任与社会信任的影响。数据分析表明,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受众有着不同的人口特征,这些特征影响了他们的医患信任与社会信任;除了传统媒介电视使用会提高医患信任与广播使用会提高社会信任外,其它媒介的使用都降低了医患信任与社会信任;而且传统媒介对医患信任的影响力要高于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力,需要改变"受难式"医疗报道框架观,应用建设性的传播方式重建医患信任。新媒介相比传统媒介,降低信任的方向与显著性不同,互联网与手机定制信息"线性负向"显著性降低了医患信任与社会信任,而传统媒介在降低信任中基本表现为"U型",而且互联网比手机定制的影响力更大,互联网媒介需要从个体理性向公共理性的逻辑转变,达成重叠共识以重建信任。     

乡村文化振兴语境下老年人的媒介使用偏好研究——基于对淮安市Y镇的调查

针对老年群体越来越多地接触和使用新兴传播媒介的现象,以淮安市Y镇为例,对当地老年人的媒介使用偏好进行调查。从多维角度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在当前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大背景下,老年群体存在过度依赖手机媒介、缺乏新媒介素养等问题,并提出应对未来老年人信息媒介传播的对策,进一步更好地满足老年群体的精神需求,增强社会的稳定性和精神文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