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东北封禁政策下的旗民交往关系——以乾隆朝吉林珲春为例

清政府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在珲春设置八旗驻防,该地由此形成了一个以旗人为主体的军事管制型社会。珲春原不准民人居住,至乾隆时期清政府开始将珲春有限地开放。民人进入该地后,与旗人在日常经济活动中结成雇佣关系与买卖关系,相互依赖、补充。在经济互惠基础之上,双方开始产生更深层次的情感认同,在日常社交活动中建立了跨旗民的社交网络。值得注意的是,珲春旗人的文化面貌并未因此产生明显流变,他们在长时间里较好地保持了以"国语骑射"为代表的"满洲旧俗"。     

清代中期东北移民落籍举措探析

清代中期,一改清初对东北的移民招垦政策,厉行人口封禁。但禁令并未能阻止移民浪潮,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迁居东北的内地移民日益增加。面对移民迁居的事实,清朝在多种因素考虑下,认可了移民迁居行为,并对不同移民群体实行了相应的落籍举措,由此使得移民转换身份,成为东北户籍人口。这些落籍移民,逐渐成为东北地区民族构成中的主体,并对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管理体制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乾隆前期准噶尔部与内地的贸易史料(上)

有关准噶尔部人民在肃州等地的贸易史料,本刊曾发过乾隆八至十五年的一部分。现从军机处录副奏折申又选出乾隆元年至十一年的部分史料,主要反映准部人在例贡之年,携带马牛羊及皮革等货物,到肃州、哈密等地交易的情况,对研究清中叶新疆各族人民与内地人民联系及清政府的民族政策,有一定参考价值。     

嘉庆二十年拉林试垦计划及章程史料

清政府面对民人大量移垦和旗人自开旗地不断增加的历史趋势,采取了一系列移旗就垦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极大地影响了东北一般旗地的发展。本组史料选自馆藏《嘉庆二十年设立双城堡》档案,反映了清政府为迁移京旗闲散苏拉到拉林地区进行屯垦,在嘉庆二十年规划了旗屯的设置、经费和土地分配原则及纳粮制度,并制定了迁移京旗闲散的办法、步骤及安排的情况。现予公布,供研究参考。     

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

乾隆朝后期及嘉庆朝,大批异籍农民涌入安徽、浙江开垦荒山谋生,由于他们大都在山上搭棚居住,故被称为棚民。本专题史料选自馆藏嘉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法律类及内政类,主要是有关安徽休宁县浯田岭等七村程姓族长程元通遣人赴京控告当地棚民占山扰害一案的有关文件,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农民从流徙到定居的过程、棚民与土著居民的关系、与族产共业有关的一些纠纷的处理情况、山区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清政府对棚民政策的前后变化等等。     

乾隆朝参务史料

清代,东北出产人参的山林皆属禁地,非有清政府许可,不得入内采参。最初,采参系包给商人组织,采参人执官方颁发的参票入山,由参商接济米粮及各项必需品。所得人参,先按一定额数交官,又按一定数额交商,再有多余,归采参人所有,可以自行贩卖。后来,改由政府直接管理,采参人须直接向各该衙门请领参票,自备粮食及各项用品,入山挖采。所得人参除按定额交官者外,其余自行贩卖,不足交官数额者,交银赔补。在清代参务中,“黑人”和私参是两大弊端。黑人是指采参人超过参票规定人数多带的帮手。交官参按票计数,票少人多,则采多交少,利颇大焉。私参即走私人参。黑人和私参严重影响了官参数量。此外,乾隆中期以后,由于连年过度挖采破坏了参源,人参产量迅速下降,更使官参数量剧减。为了维持官参数量,清政府一方面频繁修订对采参的管理办法,一方面增设卡伦,加强巡缉,试图杜绝“黑人”和私参,这就使参务成为当时东北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事务。人参挖采又与乾隆朝内地人民移民东北及东北地区的商业发展、经济开发密切相关。故现将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中有关乾隆朝参务的史料选编发表,以为研究者参考。本专题史料中凡原件无具奏日期者,即标明朱批日期,并于其后加“*”,以资区别。     

清代新疆货币档案(下)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在平定北疆的准噶尔及南疆的大小和卓叛乱,重新统一新疆后,为了体现主权的确立和维护新疆社会的安定,开始对新疆实施"军府治理"和"建省治理"。同时,为了解决征税、发饷和进一步发展新疆地方的商品经济,清政府开     

乾隆年间新疆丝绸等贸易史料(上)

从准噶尔叛乱平定以后,新疆与内地的贸易经济往来日趋繁荣。其对内地的丝绸、布匹、磁器、茶叶等商品的需要大为增加。这组从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中选出的丝绸布匹贸易史料,主要反映了乾隆二十八年至五十一年间,清政府组织各处织造备办乌鲁木齐、伊犁、乌什、永宁及叶尔羌所属地区等处所需丝绸等项数量、实行专卖等情形。可供研究清中叶新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情况参考。     

清代新疆货币档案(上)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在平定北疆的准噶尔及南疆的大小和卓叛乱,重新统一新疆后,为了体现主权的确立和维护新疆社会的安定,开始对新疆实施"军府治理"和"建省治理"。同时,为了解决征税、发饷和进一步发展新疆地方的商品经济,清政府开始实行新的货币制度,在收缴销毁原准噶尔普尔钱的同时,对原有地方货币采取改造政策。从乾隆二十五年始,陆续在新疆的叶尔羌、阿克苏、乌什、伊犁、库车、喀什噶尔、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相继开设7个铸钱局,仿照内地方孔制钱式样,行铸正面为汉文清帝年号,背面为维文(或满文)记局的新普尔即红钱。这些新型货币的使用和流通,对新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维护社会的安定曾起到积极的作用。现从本馆所藏宫中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奏折中选辑有关档案,其中对新疆各地方钱局的开设、铜矿的探寻、铜斤的筹措、工匠的调派、铸币的数量、咸丰年间大钱的行铸、对私铸钱的查禁、钱局的管理、局员的奖叙及南北疆货币的流通等情况均有详尽的反映,对研究新疆货币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乾隆四十六年清政府镇压啯噜史料选编(上)

啯噜,为清代的一个民间反清帮会组织,出现于清代前期。乾隆中期,开始频繁活动于川、陕、鄂三省交界的南山、巴山一带。至光绪年间,势力发展到“官几不能过问”的地步。乾隆四十五年,啯噜一支进入陕西平利县,攻入汉中、兴安属地。同时,四川东部一带的梁山、垫江、太平、綦江、大竹等县也有啯噜的活动,并一度进入黔楚两省,清廷为之震动,于乾隆四十六年调重兵镇压。现从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及军机处上谕档中,选录出乾隆四十六年清政府镇压川省啯噜的部分史料,予以发表,供研究参考。     

近代关内移民与松花江流域工商业的发展

清末民初,伴随着清朝东北封禁政策的破产,关内移民大批涌向松花江流域。本文对关内移民与松花江流域工商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做了阐述。     

日本在辽西地区的鸦片走私活动述论

1931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东北后,开始推行其鸦片毒化政策.日人在公开实行鸦片毒化政策的同时,为了扩大财源,还从事鸦片走私活动.学界对日人在东北实施的鸦片毒化政策已有研究,但对日人从事的鸦片走私活动,尚未见专文进行论述.     

清代文书“预印空白”制度考

明清时期,随着年终封印制度的推行,为解决封印期间必要的事务处理,于乾隆五年,清政府开始实行"预印空白"制度。不过,各地的具体做法不尽相同。在实施过程中,预印空白制度成为徒具形式的"虚文",弊端日现,至民国二年,预印空白与封印制度随着新法令的公布而走向终结。     

清代东北流人逃亡探析

清代东北流人的遣戍是清政府对东北边疆实行有效社会统合的重要内容。为充实根本之地,清政府将大量罪犯流放东北地区,并对之进行了有效的社会控制,在清前期东北开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低下的社会地位和恶劣的生活状况迫使流人采取逃亡等方式进行抗争,对东北边疆开发与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的隐患。本文通过梳理满文档案资料,对流人逃亡的原因、概况及政府对策进行探究,以期对清代东北流人的逃亡斗争有一个整体上的认识。     

近代关内移民与松花江流域工商业的发展

清末民初,伴随着清朝东北封禁政策的破产,关内移民大批涌向松花江流域.本文对关内移民与松花江流域工商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做了阐述.     

清末东北移民政策转变动因探源

清兵入关后,在对东北的开发上,对他们的"龙兴之地",始终存在着开发与封禁的双重矛盾.他们想开发东北,使之成为经济富庶地区,又怕关内汉人的移入破坏满人的风俗,影响旗人生计.这样,在东北移民问题上,左右摇摆,走了一条招垦--封禁--开放的"之"字形道路[1] 86.     

论雍正时期对台湾的开发

台湾为海疆重地。在其开发史上,雍正帝的有关政策起了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因此,雍正一朝虽仅有十三年,但海岛台湾却得到了很大的开发和利用。一弛内地民人移台之禁     

清代查勘台湾官庄民地佃租史料

康熙统一台湾之后,为解决驻台文武官员养廉给用问题,曾允许各员出资召佃开垦田园,由官收取租息自用,编甲管理,名曰“官庄”。由于田地有肥瘠不同和升科、未升科之别,除收取租息外,尚有糖(厂部)、饷租的负担。而民庄地亩,除负担赋租外,亦有蔗车、租税等项。有些民业,为逃避赋税和徭役,亦有投荫入官者。如此种种,便造成官民租赋不同,官庄、佃民苦乐不均等状况。为解决这些矛盾,清政府曾于雍正三年、乾隆三年、十年等先后进行过数次查勘和议核。这里公布的馆藏乾隆九年至光绪十五年的未批奏折档案,就反映了这些情况。它对研究清代台湾地租形态和土地占有等情况,均有参考价值。     

1910—1911年东北鼠疫灾害及应对措施

1910—1911年东北鼠疫灾害发生后,日俄强权干涉清政府对东北鼠疫灾害的应对,清政府和东北地方政府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并积极应对。期间,近代化的防灾救灾技术和手段传入东北,促进了近代东北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进程。     

从对关内流民的处置看富俊与宣宗的博弈

道光六年,围绕对关内流民如何处置,吉林将军富俊和宣宗进行了一番博弈,最终使宣宗不得不同意对流民免予驱逐,并进行妥善安置。这一事例是东北地方官员在执行封禁令时与皇帝进行巧妙博弈的典型事例,反映了东北地方官员对封禁令的敷衍执行和君臣关系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