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汇报材料中挖新闻

我做为报纸编辑,经常收到总结了汇报类的材料。我认为要认真阅读这些材 料,从中发现新闻线索,以便更深入地到基层了解情况,写出有特点的稿件。 1993年4月的一天,某厂负责宣传的同志来到我局宣传处,交给我一份汇报 材料。我看着几千字的材料,发现一段有关大学生承包车间的事。该厂的大学生与 原来的车间主任竞选车间主任一职,并且获胜,承包后产量比承包前提高5倍。这 件事引起我的重视,感觉到有一定的新闻价值。     

岁月消褪不了的形象--怀念许川

许川离开我们已有 10年了，但他的形象仍活在川报老报人心中。大家平时有一句口头禅：“以后我要到许川那里报到 !”可见他很得人心。 　　我与许川相识相知已几十年了，但真正在新闻业务上有交往的，还是只有 80年代初几年。我在 1979年平反重返川报后，许川就我的工作安排，找我谈了两次话。他说：你离开新闻岗位已有 20多年，新闻业务不太熟悉了，是否先在编辑部当一段时间编辑，这样，熟悉政策、熟悉业务要快一些。我坚持要当记者，并且要到自贡去，我说：在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爬起来。第二次谈话，他同意我当记者，但劝我不要到自贡…     

爸爸的祈求

这几天要做的事太多,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向我要爸爸序跋集的照片。二三十张,我还没有动手找。武汉海豚出版社的编辑发短信告诉我,姑姑翻译的书《学校》的文字已经录好,今明两天就快递过来,我答应姑姑帮她看一遍,她的眼睛看不见字了。童趣出版有限公司送来的稿子不多了,可仔细改起来也要花去我不少时间。而我在写的稿子越写越没边。越写越收不住．每天的进展也不快,我心里着急,想得晚上睡不好觉。我想到爸爸健在的时候,他常常会为了写稿子和编书心急如火。他那时的心境,     

有感于茹太素挨板子

在一本书上,看到一段朱元璋披阅奏折的故事。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收到刑部主事茹太素一封奏折,看了半天,看不出个头绪,心里烦躁,让别人念给他听。听到6337字时,仍听不出个眉目,气得他把茹大素喊来,打了一顿大板。第二天晚上,他又想起这件事,就叫人继续念下去,一直念到16500字时,才听出了个门道。原来茹大素提了5条建议,其中4条都是有价值的,可行的。朱元璋严厉批评茹大素:你讲的5件事,只用500字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啰啰嗦嗦写到17000字呢?     

另一种“儿童不宜”

当了几年法制报刊的编辑,原以为自己在做一种十十足足有益于社会的大好事,所以每当新的一期报纸出版,心中自有一番欣慰。可是,最近遇到的一件事。却使我颇为震动。事情是这样的。不久前,与朋友相聚,他告诉我一件事:一天,他的12岁的女儿突然问她的母亲:“妈妈,我什么时候要变成坏人了?”其母愕然,心想这孩子怎么会问这个问题,追问之下,才知是女儿连续看了几期某法制读物,看到上面尽是违法犯罪的坏人坏事,便以为人最终都要变坏的。其母恍然犬悟,再也不把那份法制读物带回家了。一份法制读物,居然在一个少年心灵上产生这样大的“副作用”,并因此被列为孩子的“禁读书”,大概是编辑们始料未及的。于是,也很自然地引起我这     

如何解决“写什么”的问题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新闻爱好者,平时爱看报纸,爱收听新闻节目。时间长了,自己也萌发了写新闻报道的念头。买了几本新闻业务书拜读,可还是不知道写什么,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请编辑给予指导。 陕西扶风 王衡 王衡同志: 你初学新闻报道,不知道该写什么,总感到“老虎吃天,没处下爪”。这是很正常的,许多通讯员都有这样的经历。 写新闻要求固然很多,但说简单些,要采写一件新闻事实,起码要用三个方面去衡量,一是这件事新鲜不新鲜,二是这件事有没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三是这件事典型不典型。如果说这件事情新鲜,有针对性,比较典型,那么就说明它有一定的新闻价值,就可以进行采写。比如,我采写的现场短新闻《喜看农民来春游》,这篇报道就具备了以上说的几个方面。春游,对城里人来说早已司空见惯,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是我观察到这几年到城里春游的农民多起来了,这就很新鲜,它说明党的富民政策在农村开花结果,农民兄弟丰衣足食后,已开始追求较高层次的精神娱乐生活,因而也是很典型的,有较强的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于是,就可以着手进行采访,到旅游点、街道和售票窗口采集一些     

“11号”帮我杜绝假报道

我所说的“11号”,不是别的,就是两条腿要勤跑。两条腿到了,才有可能杜绝失实报道。 去年3月,我回老家时,听一位同学说,他的邻居小程是个退伍军人,他勤劳致富后,不忘烈军属和特困户,拿出了2500元钱作为烈军属和特困户的“救济费”。我听后觉得这件事不错,就前去采访。碰巧小程出差不在家,他家里人知道我是来采访的,很是客气,还积极主动地给我提供了几条很有新闻价值的“线索”。我如获至宝,连夜赶写了一篇稿子,第二天又到镇、村盖了公章,这时,有人说:“大印一盖,出错减半,     

我的业余“爬格子”

当投递员时,便与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读书看报之余,竟然摸索着写起文章,偶有“豆腐块”见诸报端。“爬格子”几年,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也品尝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因祸得福喜遇知音四年前,我的一篇见报稿件引起一点风波。正在我为此烦恼之际,遇到了县司法局的宣传干事符锁琪。我把自己的烦恼告诉了他,他分析后认为这是一场误会,劝我消除误会,振作精神,坚持写作。尔后,他又帮我向朋友作了解释,最终消除了误会。通过这件事,我和符锁琪相识了。符锁琪是个小有名气的“土记者”,每年有上百篇     

偶然涉笔便成趣

对搞新闻这一行,过去我一直认为那是文人们的事。象我这样小时候只跟父亲读过几年书的人,想也没想过。可“文人们的事”,偏偏与自己有了缘份。那是1960年的事,当时我在西安某工厂里当车间主任。有个徒工星期日进城看电影,在一家五金商店门口碰到一位农民,带着柴油机零件,想找个地方修理,正蹲在那里发愁.当他问明这个老人,知道是为抗旱的大事必须赶紧修好时,便毅然放弃看电影,把这个农民带回厂里,用了一下午时间,帮他修好了。我知道后,称赞他做的对,做得好。于是,我就提笔把这事写下来,寄给《西安     

史家情怀与道德文章——读《宋应离出版文丛》

应离师的出版文丛由河南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面世了.他打电话给我,要给我送书,请我这位留校"守业"的学生存念指正.我从他手中拿到这本五十五万宇之多,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皇皇巨著,不禁百感交集,心绪万千.我是十年前考入河南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硕士生的.报考这个专业之前,我就对河南大学编辑学研究群体慕名已久,对应离师的为人为事为学佩服之至.知道他是闻名全国的编辑学者,一直醉心出版史研究.一部八卷本、三百二十多万字的《中国当代出版史料》,一本三十多万字、贯通二百年的《中国期刊发展史》,足以说明他在出版史研究上的噫匠经营"和独特建树.     

萧克将军二、三事

我的同胞叔爷萧克将军对亲属要求严格,他用他身体力行的表率示范,对我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一九五七年的暑假,我接到我叔爷的一封家书,他老人家谆谆教导我：“石英暑假回家后,一定要参加体力劳动,现在社会不劳动的人是没有用处的。……”我积极按他老人家的教导去办,到现在事过了几十年了,我们村还有很大一部份老人都还津津乐道的说：     

人物三则实话实说

童话大王 1986年,偶然结识了郑渊洁。那时,他已经被罩上了童话大王的光环,在这件事上他并不谦虚,从未见他推诿过,他觉得自己就是童话大王。《童话大王》是一本杂志,专登童话,每期40,000字,都是郑渊洁一人所写。一次我俩喝啤酒,两杯下肚,我说,我能不能也写几篇登上,郑渊洁说,绝对不行。童话是郑渊洁的天分,也是他的谋生手段。他自己的活法就跟童话里人物差不多。他说自己小时候很爱在家玩,可妈妈偏把他送到幼儿园。一路哭着去,到幼儿园门口,他立即不哭了,飞也似地跑到幼儿园另一端的墙角,那儿有个墙洞,可     

浅浅几行足迹 淡淡几笔记录

2008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国内发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大事。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却没有多少亮点,难忘的事也不多。“平平淡淡”四个字,就可以概括我的这一年。     

好的文风哪里来——重温《习仲勋同志在新华社建社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正>1981年11月10日,在新华社建社五十周年纪念会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其中有如下一段：对新华社的编辑业务工作我也提几点希望,也就是几个字：一、真——真的对立面是假。新闻必须真实。延安时代就反对过“客里空”,这几年又反对“假大空”,假字排在第一,所以首先要反假。二、短——短的对立面是长。新闻、通讯、文章都要短,长了没人看。延安时期,乔木同志就写了《短些,再短些!》的文章,     

浅浅几行足迹谈淡几笔记录

2008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国内发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大事.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却没有多少亮点,难忘的事也不多."平平淡淡"四个字,就可以概括我的这一年.     

想要退休却不能 唯有档案才是真

<正>2013年11月11日,金阳县档案局办公室里人声鼎沸,地久拉日如释重负,忙前忙后,他要感谢档案局的工作人员帮他找齐了他参加工作的所有相关材料。他坦言,就是这些材料,他一年就多了1万多的收入,就是杀条牛来感谢大家,他也愿意。地久拉日这几个月从对坪镇到金阳县,跑了十多趟,就为了他自己退休的事,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是不给他办退休手续,因为他属于县商业局解体时的下岗失业人员,是在领了工龄补偿后自愿辞职回乡,后又补交了养老保险的人员。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只有他1991年的下岗失业证明材料,而他是1976年参加的工作,相差15年,工资一年要少拿1万多。就这样,他先后     

献给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二十世纪学者名人手迹》题词附识

两年前客寓北京,两位来自遥远北国的年轻人敲开了我的房门。他们作了自我介绍,其中一位叫王俊,他说他正在编一本书,是献给他母亲的,希望我能在书前写几句话,代他表述对母亲的这番心意。这事我听起来有点奇怪,忙问编的是什么书,他说是当代文化人的一些手迹。我问,这是他母亲所爱好的吗?他说他母亲没上过一天学,却一直支持他做这件事。我问他自己的文化程度,他说很低,只有中学。这几句问答把我深深感动了。记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小时候家乡已经很少有人识字,但不管是老大娘还是小伙子,只要是见到路上有字迹的纸张,都绝不踩踏,总是恭恭敬敬拣起来送到庙里焚烧,焚烧炉上写了四个字:“敬惜字纸”。我在王俊母子身上看到了这种行为的延续。他让我写几句话,是因为看     

我说刘绍棠

前两天参加一个活动,见到了胡天培同志。天培和我同岁,我俩相识已有二十七八年。早在“文革”前,他就已和他的弟弟胡天亮一起创作、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他们四十来万字的长篇小说《山村新人》,从而奠定了他俩在北京文坛上的地位。天培为人热情、直爽。在我们俩聊天中,他提到,有位作家在外地报纸上发表文章,攻击刘绍棠,话说得很尖刻;还有位作家在自己的书里,影射攻击刘绍棠,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骂刘绍棠。天培兄说的这报纸和书,我都没有见到过,不知他们是如何向绍棠身上泼脏水的,但这却引起了我要写篇文章的念     

邱娥国与老人

再见到邱娥国是７月３日晚上。这是邱娥国在全国各地完成了７１场事迹报告会后我们再次相逢。仍在他家中，仍是他和妻子涂荔花热情迎着我们。再到他家，是为了了解他为孤寡老人余锦桂送葬一事。“老邱，几个月不见，你黑了，瘦了，也老了。”我说。“嘿嘿，没瘦，没老，原来就这个样子。只是每次外出作报告都要理发、■油。我已经‘伪装’了半年了。好累，好累！”憨厚的老邱捋着两鬓的白发朗声笑着。“这半年，他的血压经常很高，全靠药撑着。我在家老担心他哪天倒下去。不过，还好，报告团就他父子俩体质好，没病过，别的人都病过。”妻子…     

把功夫下在“选”字上

在县里从事新闻工作,如何让自己的作品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是所有县级同行时常为之殚思竭虑的事情。去年,我经过刻苦努力,先后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台、经济参考报、中国日报等10多家新闻单位和报纸上发表了作品。新华社的一位同志给我来信称我在新闻业务上大有提高,一时间引起了许多县级同行的羡慕。现在重新翻看一下过去的作品,回顾一下这些作品的构思、采访、写作过程,我的体会是:功夫要下在“选”字上。读者看报纸,不仅要了解“什么事”,也要了解“为什么”。为此,这就需要我们新闻工作者从深层次去思考问题,深入挖掘事物的本质,以满足读者这一需要。新华社主办的《内参选编》1989年第45期刊登了我写的《一个农村蹲点干部的日记》。这篇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