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托洛茨基

1924年列宁去世前后,联共(布)党内孕育着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从1922年列宁有病开始,直到1938年斯大林大肃反为止,整整持续了近20年。这场斗争的主角就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斯大林从1923年4月起出任党的总书记,兼任组织局及民族事务委员;托洛茨基为政治局委员,兼任红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主席、国防人民委员,他手握军事大权。这时,政治局中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     

托洛茨基与新经济政策

托洛茨基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既有一些真知灼见 ,又有明显的矛盾甚至错误之处。他深刻提出 ,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利用市场关系 ,在经济落后的俄国 ,工农之间、工业内部都要按市场原则办事 ;但又认为市场关系是资本主义的方法 ,在存在大量小生产的条件下 ,市场的发展会导致两极分化乃至资本主义复辟。他认识到 ,只有将来的社会主义才有条件实行计划经济 ,在此之前应长期活跃市场关系 ,但又把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忽视计划造成的 ,因此提出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要加强国家计划的作用。托洛茨基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加快实现国家工业化 ,他认为这是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和阶级基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保证 ,但他的工业化战略不同于我们所说的“剥夺农民”、“超工业化”。在农业政策上 ,托洛茨基虽说拥护列宁的合作化计划 ,但又不把它作为发展农业的长远大计 ;他为农业提出的根本出路是农业集体化 ,然而他却强烈反对斯大林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 ,指责它违背经济规律 ,危害极大。对于托洛茨基新经济政策思想中严重的“左”的倾向 ,我们应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研究     

托洛茨基与“四人帮”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四人帮”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的僵尸和阴魂,他们虽然所处的时期不同,但“四人帮”继承了托洛茨基的衣钵并在同一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深入分析他们的阴谋手段、思想体系、表现形式、罪恶目的、阶级本质,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领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进一步认识党内机会主义的活动规律,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反修、防修的自觉性,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鲁迅与托洛茨基的文学思想

<正>鲁迅是托洛茨基文学论著在中国的最早译介者。一九二五年八月，鲁迅购买了日文的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茂森唯士译，东京改造社出版）。一九二六年三月，他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的短文中，首次援引了该书第八章谈什么是革命艺术的一段论述。同     

托洛茨基与中国现代左翼文艺

托洛茨基关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的理论,影响了鲁迅为首的一部分左翼作家及其在左翼运动中采取的姿态;他的“同路人”理论成为鲁迅等人对抗和修正左联初期关门主义倾向的话语策略;他的关于革命语境中艺术独特性的论述被以鲁迅为代表的若干左翼理论家认同;在左翼文学中引起共鸣或反对的还有他的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取消主义态度。     

陈独秀与五四运动

本文认为,陈独秀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而且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新文化运动呼喊民主与科学,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新文化运动培养了一批青年领袖和文化精英,为五四运动准备了组织条件;陈独秀自始至终以各种方式参与并领导了五四运动     

陈独秀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倡导的五四新化运动，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一场震古铄今，振聋发聩的思想运动和启蒙运动，它对蒙昧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孔家店和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轰击，使广大青年从沿袭几千年的孔子之道的严重束缚下解剖出来，难怪当时人们称陈独秀及其主编的《新青年》为青年的“良师益友”。不管陈独秀后来怎样，对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我们必须肯定。我们应该用化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民族的眼光，世界的眼光来看陈独秀。陈独秀不愧为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革命家，启蒙运动领袖，杰出的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陈独秀与柏文蔚

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柏文蔚是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的重要人物,后来又参加了护法战争,1923年积极赞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政府委员等职。在中国现代史上,陈独秀和柏文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历史人物。其实,陈独秀和柏文蔚很早就相识,并在反清、反袁及第一次国共合作中长时间生活和战斗在一起,结下了很深的战斗情谊。二人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安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史)上共同写下了重要篇章。     

陈独秀与日本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东方邻邦,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伊始,中日两国又先后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明治以降,日本维新志士发奋为雄,师夷长技,大办实业,发展教育,增强军力,一跃而为资本主义强国。日本的崛起对于近在咫尺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启发。从康有为、孙中山开始,中国进步人士发出了向日本学习的呼声。陈独秀从1901年留学日本开始,了解、认识了日本强大的奥妙,也开始了学习日本以自强的历程,并对中国的近代化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本文不揣浅陋,试作一简要论述。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本文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阐述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高举文学革命旗帜的意义和他在文学革命中所建立的功绩，具体论述了以下观点：视文学革命为文化、政治、社会运动的前驱；高举文学革命军的三大主义旗帜，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主张“文学之文，以情为主”，批判“文以载道”，文学革命的伟大成就。     

“四人帮”与托洛茨基是一丘之貉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这是我们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是我们识别和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锐利武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证明,一切修正主义路线的头了,都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王张江姚“四人帮”     

胡适与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与胡适并肩作战,政治思想的分歧使陈独秀与胡适分道扬镳,他们始终保持着朋友情谊.陈独秀晚年的思想又与胡适殊途同归.     

陈独秀与佛教文化

陈独秀受佛教文化的浸润，具有推重利生和不绝有情的特点。他对佛教文化持佛学佛教二元论观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把佛学与国民性改造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在批判儒道文化的同时，旁及对佛教文化的批判，借以建立新的人权观念、人格观念和反传统精神。同时，陈独秀还凭藉对佛学内典的修习，建构了自己独特的人格。     

陈独秀与上海

陈独秀与上海有着密切联系.他对上海社会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和十分复杂的感情,总体上说,对上海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近代上海造就了陈独秀的巨大声名,陈独秀也给上海留下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今天的上海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教育发达的全国核心城市,而且成为全国陈独秀研究的中心之一.     

托洛茨基的辩证艺术观

对于如何评价作为批评家的托洛茨基,学界存有争议.主流观点一直将其文艺思想定位于“政治学的文艺观”.实际上,托洛茨基基于其深厚的学养,形成了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艺术观,即一方面坚守现实决定论,一方面强调艺术的独立性,肯定艺术形式探索的重要性,并以其独特的文体表达将这一思想贯穿于他所有的批评实践.这一立场在苏联初期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陈独秀与桐城派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桐城派是清朝文坛的正统。在近代风云变幻的年代,陈独秀对桐城派由继承转而批判。面对批判,桐城派末流做出不同程度的反击。这反映出随着西学的传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人物,在救国道路的抉择中,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反传统的道路,这种选择可能具有一定的偏激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赤热的爱国心。桐城派在新文化运动的声讨中走向末流,但他们面对批判不屈不挠,顽强坚守,值得探讨与深思。     

鲁迅的陈独秀观与陈独秀的鲁迅观

鲁迅始终认为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持，是革命的前驱者，并敬仰他的人格，鲁迅的陈独秀观并没有因为陈被开除出共产党，成为托派而有所改变，出自冯雪峰手笔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并不代表鲁迅的态度，陈独秀也十分敬重鲁迅，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始终给予充分肯定，他喜欢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鲁迅，始终认为鲁迅不是神，是有文学天才的人（编者摘编）。     

托洛茨基的反纳粹理论

1929年至1933年,流亡于土耳其的苏联政治家托洛茨基对正在兴起的德国纳粹主义展开了广泛的分析,严厉批判共产国际和德共的极左政策,认为德共只有同社会民主党工人结成联合阵线进行斗争,才能避免希特勒登上德国政权。他预言,如果纳粹分子取得胜利,就会全面取缔一切工人组织,重新武装德国,发动对外战争,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灾祸。托洛茨基的批评和建议没有被共产国际和德共接受,导致工人阶级一直处于涣散状态,纳粹党通过合法手段取得了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