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史学发展概况探析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初步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编年体史书《春秋》诞生。战国时期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史学,体现为编年体史书的日益完备和史学领域的拓宽。     

刘勰历史编纂学思想刍论——《文心雕龙·史传》读后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其中的《史传》篇专论史学,对史学源流、史书体裁、史学功用、撰史原则、修史态度、著史方法和步骤等都有精辟见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评论史学的专文,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吴怀祺“封建史学二重性”思想探析

吴怀祺先生在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的过程中,发现并总结了中国封建史学二重性的特征。他认为封建史学二重性是真实的历史和虚幻的历史的结合,两者统一在古代典籍中,中国古代多部史书都表现这一特征。认识中国封建史学二重性的特征,重视史学思想的发展,更好地总结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     

试论王鸣盛的目录学

清代乾嘉年间学者王鸣盛以其考史名著《十七史商榷》享有盛名,奠定了他在乾嘉史学中的地位,受到学术界的推重。除史学外,王鸣盛在经学、文学等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的《尚书后案》推阐了吴派经学大师惠栋的学说,弘扬了郑玄的汉学。特别是他不辞辛劳,遍搜郑注,其辑佚之功不可淹没。他的诗文很有造诣,年轻时就受到沈德潜的赏识,被誉为“江左七子”之一。他晚年完成的《峨术编》,更是一部网罗繁富,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的力作。值得重视的是,王鸣盛又是一个杰出的目录学家。他明     

赵翼对野史文献的认识与利用

近代以来 ,治清史学者把乾嘉时期的历史考证学家划分为不同学派 ,这对于深入认识乾嘉史学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但同时也出现因区分过细反而混淆学派界限的问题。把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和崔述等人归到不同学派 ,就是如此。赵翼对野史文献的认识与利用 ,和钱大昕、王鸣盛、崔述相比 ,只不过是考史侧重点有所不同 ,并不存在学派分野     

宋代史学发展新特点探析

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无论是在修史机构的建立、对当代史的纂修,还是在史书休裁的创新、史学领域的开拓等方面,都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并对后世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古代越南史学对中国史学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是一个注重历史传统的国家 ,而中国同越南是友好邻邦 ,越南在史学上继承了中国史学上的优良传统 ,采用中国古代史书的体裁 ,秉笔直书 ,编撰了大量的历史著作。同时越南史学家结合本国实际 ,有所创新     

清代史家视野下传统史学的得与失

清代史家王鸣盛的代表作《十七史商榷》中，包含了他对司马迁到欧阳修等一系列史家的史学思想，以及《史记》至《新五代史》十九部正史中有关历史撰述方面的精辟论述。既显示了其研究领域之宽广，又展现了一位史学名家对历史著述的关注与热忱。王鸣盛探讨历代史家思想之旨趣，以及对历史著述者主体意识的着力开掘，值得我们反思。     

王鸣盛在考史方面的成就

王鸣盛是卓然有功于清代学术的考史名家。在广泛校勘史籍的基础上，王鸣盛对十九史所涉及的一系列史实疑点条分缕析，贯穿会通，综合研究，解决了很多典制上的千古疑难，并提出了不少独创性的、为后世广泛取用的史学见解。其考史取证严谨，方法科学，内容广泛，对清代考证学日臻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丰富的考史成果为后人研治古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略述刘知几《史通》的文史观——兼析其形成原因

刘知几《史通》,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其中重要原因在于当时他提出许多具有代表性、专业性的观点和认识,总结中国古代史书编撰的理论和方法,其中不仅有“实录”“简洁”等史学编撰理论的探讨,也有文史关系的阐述。此书一直是史家津津乐道的史学专著之一。     

浅谈《史通》对范晔《后汉书》的评论

《史通》对范哗《后汉书》的评论,主要涉及体例和史料采择诸方面。其评论既有精到的地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总结得失,明其利弊,对于我们学习《史通》和充分认识《后汉书》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和价值是十分必要的。     

论《王阳明年谱》的文学手法

王阳明以＂真三不朽＂的伟业彪炳史册,深刻地影响了明中叶以后中国历史的走向。王阳明作为古代圣贤的典范,其影响之大,除了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和人格魅力外,与《王阳明年谱》的编纂和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关联。《王阳明年谱》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凭借文学的虚幻艺术、叙事艺术和杂糅艺术,更加凸显了王阳明致＂圣贤＂的形象,其中关于＂天道＂与＂人事＂、＂良知＂与＂邪恶＂、＂现实＂与＂诗意＂的叙事框架显然是受到《史记》等历史文献的影响,并成为后世塑造和解读王阳明艺术形象的文献依据。《王阳明年谱》博大精深,其所包含的文学价值已成为王学研究的新视角。     

李壁《王荆公诗注》的诗学批评

在＂宋人注宋诗＂这一文学现象中,李壁《王荆公诗注》晚出而博采众家之长。＂宋人注宋诗＂的一大特点,是寓诗学批评、研究于注释之中。李壁本人擅长诗文创作,在注释中,除详引王诗的典故出处之外,还寓研究于注释之中,发挥艺术理解力,对王诗创作中的句法、字法、章法、用典、对偶、立意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对王诗审美效果进行点评,从而揭示了王安石诗的主要艺术特征。     

论张炯的生平道路和学术成就

张炯是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位学者、文学家,他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三个领域融合、创新,并以文学创作实践与理论的密切结合,独树一帜。作为跨世纪并跨越新旧社会的文学家,他经历了历史性变革并确立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学术立场。新时期20年,他从文艺理论研究转向当代文学的评论,后又重返文学史研究的领域。他的学术视野宽阔,一直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去从事文学研究和批评,注意从审美和历史的视角去研究文学。他不仅写了许多作家作品的评论,还写了许多综合性的述评,积极充当作家与读者的桥梁,而且不断结合新的文艺实践,参与探索文艺在历史发展中的特征与规律,为当代文学史家提供重要的参照。在文学史的编写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努力吸取百年来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把文学史研究奠定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上。     

论《史通》之史籍流别观——兼与《隋志》史部比较

《史通》作为一部史学评论著作,全面地总结与评述了唐代以前的史学。但与《隋志》史部相比,《史通》体现了自己独特的史籍流别观念。它对古今正史、杂述著作的理解,渗透着重视史体典型的史学思想。     

王夫之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及其历史地位

王夫之通过多种途径了解西学,对西方天文、历法、科学仪器有很深入的认识。他用中国古代的理论去理解西方科学,并不时提出批评和反对的意见,也吸收西方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王夫之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和态度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他是对西学持批判地吸收态度的典型,明清实学的重要代表和西学中源论的早期倡导者,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东西文化交流心路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略论刘知几史学批评的基本原则

《史通》是我国古代首部史学批评著作,刘知几的史学批评不仅具有"实录"、"直书"等针对史学批评对象的具体标准,更重要的是刘知几在史学批评活动中,贯彻了如下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反对主观臆断;注重对"古今正史"的总结,反对空泛议论;辩证分析,力戒片面武断。     

王逸赋论的经学色彩

王逸的赋论是汉代赋论的一个重镇,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屈原骚赋文本的论与评。受汉代赋学与经学互动的影响,王逸赋论充满经学色彩,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三个赋论命题上,即＂依托五经以立义＂＂依《诗》取兴＂＂独依诗人之义＂。王逸的这三个命题共同说明王逸是依《诗》说赋的,《诗》乃赋的范本,赋的意义之源,是衡裁赋文价值的尺度。王逸赋论所依托之《诗》是《诗经》经学,故其依《诗》论赋本质上是用经学来绳律骚赋文本。王逸论赋的经学角度导致他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读解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但对中国经学对审美的文艺现象的思与说,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