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然“文体四变”说及其思想史意义

中唐儒释道三教融合不断加深，而生活在此时期的皎然早年习儒入道，后终归于佛门。皎然在《诗式》中提出“文体四变”这一重要命题。其将“文体”定位于儒家风雅诗教，而“诗道”则被理解为作诗之道。因此，在这一理论支撑下，“文体四变”应该分别为《古诗十九首》、齐梁诗、俗律诗与大历诗。这一方面正合当时儒者重振文道关系的潮流，另一方面也为皎然借阐诗宣扬佛法提供了便利。而于思想史上，尽管皎然以佛教为宗，撰《诗式》也意在彰显佛法之高妙，但客观上依然促进了儒释思想的融合。     

儒家“诗教”说浅释——读《诗大序》札记

《诗大序》是我国诗歌理论的第一部专著,也是先秦时期儒家诗论的总结。儒家的“诗教”说要求诗歌密切联系现实,讽刺时政,启示后人用诗歌作为批判现实的武器。“诗歌”说指出的诗歌对政治的影响和社会教育作用,今天亦有其积极意义。     

从“儒法互释”到贺麟的法治类型学

现代新儒家以接续传统儒学“道统”的方式整合西学以寻求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出路.作为舶来品的“法治”自然进入新儒家们的思考疆域,其中贺麟对法治关注尤甚.从“体用兼赅”、“儒表法里”出发,结合贺麟对其所处时代的法治期许,辅以其法治类型演化说,可以一窥新儒家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法治图景想象,而深度挖掘新儒家法治思想的合理内涵亦对当下中国法治思想建构有所裨益.     

《新序》接受史中的思想价值呈现考论

刘向《新序》成书带有讽谏性质,在后世的接受中亦表现出浓郁的思想性,或者被接受者指明其讽谏性质,或者被接受者视作教化工具,或者在书目中被列为“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儒家类著作,均呈现出了其得以流传后世的有助于王教政治的思想价值。     

代圣人立心--孟子"《诗》教"的特征分析

“《诗》教”是儒家教育的重要内容,贯穿于中国传统教育的始终。先秦儒家“《诗》教”作为其源头,对儒家“《诗》教”的发展具有奠基的作用。其中,孟子的“《诗》教”受到“圣贤救世’’的历史观和“诗言志”的《诗》学观念的影响,呈现出“代圣人立心”的特点。具体地说,就是以“温柔敦厚而不愚”为目标,选择有关圣贤王道的诗章作为教育内容,并提出了“以意逆志”的方法论。     

论元白文学思想的现实功利性及其诗化形态

唐中期的贞元、元和年间,随着传统儒学的全面复兴,以儒家政教文学观为内核的文学复古运动亦蓬勃展开。对此,向来论者皆以建立儒家道统学说的韩愈为此一思潮的最高体现。然而,以韩愈为核心分别形成各以诗、文为创作重点的两个文人群,古文创作主张“文以明道”,诗歌创作则注重“不平则鸣”,儒学观念与法则并未完全规范其诗、文创作。与之相比,在元稹、白居易的诗、文创作中,则不仅体现出儒家文学思想的全面影响与支配,而且在诗歌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由“诗艺”向“诗义”的透视——钱钟书的解诗方法

钱钟书先生在其数十年的说诗谭艺中,虽指出“诗义不显露亦不游移”,但并不认为“诗义”不可解。他强调从“诗艺”层面来探求诗之“正解”的解诗方法,不失为20世纪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一种独到的诗学解释学体例。     

孟子说《诗》理论及其实践探蕴

孟子说《诗》理论及其实践探蕴孔慧云孟子是儒家继孔子之后又一位热情倡导学《诗》、用《诗》的大师，他的说《诗》理论对后世的《诗经》研究和文学理论都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其“以意逆志”的说《诗》理论，今人亦不陌生，但有两种认识有待商榷。一是认为孟子虽提出了“以...     

王维诗歌意境小议

王维这位亦官亦隐的诗人,擅长于山水田园诗,诗画成就俱高。后人称赞他的诗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诗“无我之境”表现得很充分,其诗意境深远。“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论摩诘诗画之语,常被解作：摩诘诗入画三味,而其画则入诗三味。     

"新民"与"亲民":从传统到现代

《大学》本为《礼记》之普通一篇,在宋前并未受到特别关注。二程始表彰《大学》,称之 为“孔氏之遗书”,“初学入德之门”。朱子进一步为其作传,《大学》一跃而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朱子承袭程子将古本《大学》之“在亲民”,改为“在新民”。而王阳明《传习录》第一条即是对此改法的质疑。但现代学者在讨论朱、王《大学》今古本之争时,多收紧在“格物”、“致知”、“诚意” 等条目。虽偶有提及“新”、“亲”二字,但亦止于蜻蜓点水。惟在徐复观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那里,新、亲之辩上升到重要的理论高度被加以认真检讨。本文拟重新追溯“新”、“亲” 之争的思想谱系,并将以徐复观、牟宗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对传统儒家德治思想的解读,置于这种思想光谱之下加以检视,藉此揭示不同时代的儒者之不同诠释进路,同时进一步阐发儒家“新”、“亲”之辩的现代意义。     

贺麟对儒家礼教的检讨与修正

贺麟先生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他建立了“新心学”理论体系,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哲学,并以此为指针全面融会中西文化,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其中,他对儒家礼教作了极富创意的新阐释,对于人们在今天理解和发挥儒家的道德精神,仍然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其主要内容包括:从本质着眼检讨儒家礼教;以历史的观点和现代的视角,揭示五伦说与三纲说的真精神和道德价值,指出其历史局限性并做出理论补充;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礼教.     

论卞之琳诗歌的智性之美

中国新诗现代主义诗潮曾一度致力于诗情智性化的审美探索。这是30年代诗潮的一个主流趋向,它因深刻地开拓了“五四”时期的说理诗和警句诗而被金克木命名为“新智慧诗”,其特点是: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极力避免感情的渲泄而追求智慧的凝练,情智合一。卞之琳先生是中国新诗坛20世纪30年代奠定这一审美趋向的重要诗人。     

政治儒学：“百家言”抑或“王官学”

在港台新儒家所提出的“儒家三期说”背景下,李泽厚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儒家发展四期说”。蒋庆继承了李泽厚对于汉代儒学的评价,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复兴“春秋公羊学”,一方面批评宋明理学与港台新儒家的“心性儒学”传统,另一方面批判当代自由民主制度,提出“政治儒学”的主张。本文通过分析蒋庆由“公羊学”向“政治儒学”的思想脉络,分析“政治儒学”内涵的“百家言”向“王官学”的转化困境。     

《清诗铎》:清朝全面衰亡之惊世哀音

清人张应昌编写的《清诗铎》在选诗标准上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全面揭示出一个时代的全景图画,表现了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肩负一代兴亡的社会责任感,其独特的以类书的形式编写一代兴亡诗篇的作法更前无古人,从而充分地达到了自己“以诗为铎”,书写一代真实历史的目的。     

“思无邪”考论——兼论孔门断章取义解《诗》传统

“思无邪”语出《诗经·鲁颂·駉》篇,在《论语·为政》篇中被孔子所征引。关于其内涵,历代释者主要形成“正”“诚”两条主流阐释路径,现当代学者在前贤基础上又提出“思”为祝辞、“无邪”为“无穷无尽”的新解。结合《駉》篇实为颂马诗的背景,“思无邪”本义当理解为“祝愿骏马繁多”。而孔子之意则是“思想纯正”,既指《诗经》作者感发惩创、劝善惩恶的创作意图,也指其对读者道德层面的感发与引导作用,体现了孔门解《诗》断章取义的传统,而这种传统是春秋“赋《诗》断章”之风与儒家重现实功用、重伦理教化理念的综合产物。     

白居易“诗道崩坏“论

“诗道崩坏”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在易所谓“诗道崩坏”即儒家“六义”诗学传统的崩坏，特别是“风（讽）的骨坏，其突出表现是采诗罐的废弃不用。白居易试图对业已“崩坏”的儒家诗道进行救扶，但最终救扶不起。     

方敬论诗本质之审视

作为被20世纪后半叶中国诗坛渐渐忘却的现代诗人之一,方敬在生前跨逾半个多世纪的诗歌艺术生涯中,逐步总结提出了属于诗人自身认知的论诗的本质及新诗的本质属性的观点。方敬论诗的观点主要包括“诗是真的化身”,诗是爱（善）、美、新的结晶,“生活才是诗的女神”,“抒情是诗的本分”等,且自有其理论品格特点。方敬论诗的本质及新诗的本质属性的观点是值得关注、重视和言说的,是不应被忘记的现代诗学资源。     

王船山以道释骚评析一：正旧注之误得失，旁及“汉寿屈原故里说”

儒家释诗不是从作品出发,而是从观念,即孔子关于诗的论说出发,由此造成对一些诗的解释驴头不对马嘴,让人啼笑皆非。王逸用儒家释诗的方法释骚,造成如王船山指出的“唯意谓然,不度其指”,“舍本事以求情”,“横摘数语为刺怀王”等硬伤。王船山《楚辞通释》别开生面,以道释骚,但在一些地方重复了王逸的错误。其因在于他的骨子里仍然贯彻的是儒家的注诗（骚）路线。此乃新说。近年来,“汉寿屈原故里说”异军突起,其论据之一是,汉寿曾经称作辰阳县。而据考证,汉寿称作辰阳,始于宋大观年间,已是屈原写作《涉江》等楚骚千余年之后的事情。其论据之二是,在汉寿县株木山出土一柄“武王之童督”铭文戈。有人认为,这是楚武王赐给其子屈瑕的“尚方宝剑”,为汉寿是屈原故里的有力证据。但据专家考证,此武王为秦武王,非楚武王,“汉寿屈原故里说”很难据此成立。而据知情人披露,现在汉寿的部分“屈原遗迹”存在着造假现象。此乃拾人牙慧。二者皆言之成理。     

现代日语语气论中终助词“ね（ぇ）”的用法

关于终助词的用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在谈话中提及到的“ね”“ょ”的作用的研究才开始兴起。以交流为目的的日语教育其作用也开始被许多学者所研究。而且在语气论中的终助词以及主要作用也被人们所研究。     

从山水觅寻空灵 于世俗安放佛心——探寻王维诗中之“空”

2023年新高考语文默写范围调整后,王维的《山居秋暝》依然在列。由此诗联想到王维其他作品,发现王维诗中不时会出现“空”字,这些“空”,有人与自然之“空”,人与人之“空”,亦有其人本身之“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