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关系的嬗变——五四文学与三十年代革命文学之比较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五四文学与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虽说在时间上紧密相接,但二者在创作宗旨、思想指向以及文学风格等方面都相差巨大。在启蒙语境下,五四作家们更多地侧重思想批判与文明批评;而在革命语境下,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则将文学作为政治批叛的武器,在创作中注入较浓厚的阶级分化意识和政治斗争意识。同样是父子冲突的题材,在不同的语境下就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透过"父"与"子"关系在这两个时期文学中的嬗变,我们不难窥见五四时期与三十年代在文学与社会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差异。     

现代性爱与中国现代性--简评徐仲佳《性爱问题:1920年代中国小说的现代性阐释》

在《性爱问题：1920年代中国小说的现代性阐释》一书中，徐仲佳博士对于文学永恒的命题“性爱问题”进行了独特的梳理、思考和分析，把性爱问题放在“五四”新文学“人的文学”的现代文化语境下，并细致入微地探讨了现代性爱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深刻关系。他所从事的工作，给予我们多方面的思考和启发。     

文学公选课“张爱玲研究”的教学探索

在大众消费文化时代,影视等图像压挤了文学生存空间,文学有危机感,大学文学教学也遭遇困境。但有的作家如张爱玲在图像时代逆势上扬,文学教学可选择张爱玲这类作家为突破口以摆脱困境。在教学中,教学内容有张爱玲的传奇人生、张爱玲40年代创作的小说、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影视等;每一个教学环节都有相应的原则与教学方法;重要的方法有"语图结合"教学法等。     

丁玲的"牢狱"——从个案看体制内外女作家主体性精神建构的困境

丁玲之于中国文坛举足轻重。可以说,其近60年写作生涯的大半都显性存在于中国文学史,作家丁玲一直是时代的代言人;作为共产党领导下文艺体制内部的工作者和领导阶层,她亲历了新文学体制在政治体制规约之下从建立到形成的全过程。到了晚年,丁玲仍作为中国文坛的“旗帜”参与到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去,成为中国主流文学的代言人之一。纵观丁玲的一生,对合理社会制度的热切追求贯穿始终,其对自我、社会、人生的不懈求索与积极探寻都体现出同时代女性知识分子、作家中鲜有的激情、勇气和主体实践精神。然而,现实境遇中的丁玲却时时陷身于有形、无形、肉体、精神的“牢狱”。从丁玲个案探讨体制内外女作家主体性精神建构的困境,正是本文题旨所在。     

论茅盾1920-1930年代文艺批评活动与《子夜》的创作

《子夜》的创作与茅盾1920-1930年代的文艺批评活动有着深刻的精神关联。从1920年代开始,茅盾就在文艺批评领域崭露头角,他积极探索中国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逐渐表现出引导时代文艺思潮的自觉意识。并且,茅盾还在研究小说创作的理论专著中深入探讨了小说创作与时代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纵观茅盾在1920-1930年代的文艺批评活动可以发现,他呼唤作家在创作中表现时代社会的文艺思想贯穿始终。这种文艺思想不仅表现在其文艺批评方面,还渗透到他的小说创作过程之中。《子夜》标志着这种文艺思想的成熟。考察茅盾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文艺思想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内在关联,有助于厘清茅盾的文艺实践活动是如何影响到《子夜》的创作的。     

从“革命”到“共和”——与陈建华教授对话

一、“革命”话语的转型：从清末到1920年代 张春田（以下简称“张”）：陈老师,您的新著《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不久前出版了。这本书的题目很有意思,“革命”和“共和”正好是您讨论的那个历史时段（借用张灏先生的话就是所谓“转型时代”）的两个关键词。而您原来对“革命”就有研究。能否谈谈您是在何种语境中对革命的问题产生研究兴趣,背后又有怎样的问题意识呢？     

坚守、困惑与混杂——“十七年”时期丁玲创作思想的矛盾性特征

“十七年”时期丁玲的创作思想充满了矛盾与混杂:在理论层面上她仍然强调和重视人的个性、人性和生活的复杂性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她仍然不能避免主题先行、以先验思想决定人物刻画的弊病;在创作本能层面上,她重视对人和生活的熟悉与体验,强调作家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人物,质疑对题材和生活的等级划分,但在理性认知层面上,她又主张作家要争取下去生活,改造自己的思想.通过对丁玲创作思想的个案分析,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不同文学理念的纠结与博弈过程.     

“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对“左联”与“自由人”论争的一点认识

20世纪30年代“自由人”胡秋原同“左联”作家的论争是特殊时代的一场特殊论争。通过从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去审视“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发现他们作为主流文学之外的一群小资知识分子，不是“普罗文学”的敌人，也没攻击“普罗文学”。文章阐述了现代文学“话语霸权”的成因，力求再现论争的历史真实。     

身份认同与左翼身份的确立——关于丁玲“向左转”问题的解剖

运用身份认同理论,再度思考与重新阐释了丁玲三十年代初“向左转”问题的复杂性。揭示了丁玲小说创作“向左转”的现象是与其“左翼身份”的确立密切相关的;分析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种种思想雾障;得出了丁玲“向左转”是其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合力作用促成的结论。     

夹缝生存中的艰难“言说”——1957:《诗刊》“编后记”话语方式微观透视

1957年《诗刊》的"编者"采取"投其所好"、"放大描摹"和"谨小慎微"话语方式,建构应对国家意识形态、顺应国家权利主体和满足广大"读者"需求的文学文本——"编后记"。《诗刊》"编后记"话语方式的时代特性,展现了195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与文学话语讲述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在夹缝中生存的文学期刊"言说"的艰难。     

“读者”之于“作者”的多维度完善——例谈如何正确审题、强化思辨

<正>2019年浙江高考作文的材料由三个句子组成,第一、二句表达比较正式,从文学层面阐述作家对读者的态度,第三句用假设口吻,从人生层面指向考生自己,假如你是创造"作品"(生活)的"作家",你将如何对待"读者"(他人)。命题的初衷应该是希望考生整体上理解材料,从作家写到自己,从作品写到生活,从文学写到人生,但考生审题时要么只顾前两句,评述作家、作品和读者,要么只管第三句,只写生活中的创作,而且有许多作文连第一人称都没有出现,这两类作文构成今年浙江高考作文的绝大多数。这样的写作,虽不算偏离题意,但不能算十分切题。     

“生”之返“性”——“性”的过程性解读

这篇章是我历时一年的新儒家研讨课前段研究的接续。前此，我考察了“性”（这里译为“natural dispostion”）和“理”（通常译为“principle”或“patterned regularity”之间的关系。我为此写的前一篇章，着重探讨了我对“理”的认识，以及个体如何通过对语境中经验的研习（格物）获得对关系的鉴赏力（致知）。我尝试将“理”从预设的静止形式中解放出来，论证正是圣人——一位全身心投入到日常事务中的有血有肉的人一一通过天地之“理”的表达而使自我行为与“天”相合。     

茅盾在《文学》上对“五四”作家批评的研究

1930年代茅盾在《文学》上发表了大量的关涉"五四"作家的批评,为批判继承"五四"传统及推动"五四"作家的经典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茅盾还敏锐地发现了部分"五四"作家在1930年代开始的新的转变,对此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示,这对于当时乃至后来人们对"五四"作家的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接受语境”下的“赵树理现象”

赵树理以他的写作真正实现了文艺大众化的方针,在特定的时期被树为"方向",成为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楷模;建国后,赵树理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人生境遇上都遭遇了磨难,"方向"的意义完全被剥蚀,从"宠儿"变为"弃子"。造成这种转变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赵树理写作与特定时期的接受语境特别是意识形态语境对他的规约有关。因此,从接受语境的角度分析"赵树理现象",可以揭示在不同历史情境中意识形态话语对作家的创作要求与作家执著坚守自我写作理论主张两者之间的协调和冲突关系。     

冰心、丁玲、萧红与女性文学

本文展示了冰心、丁玲、萧红各自以自己的创作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开拓者与奠基者的轨迹。她们在现代文学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从此结束了以往文学史中以男性作家为主体,女性作家处于陪衬地位的局面,出现了现代男女作家共同为中国新文学谱写文学史的时代     

海明威与“大萧条”时期价值观的重构

20世纪30-40年代的海明威曾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而这个群体正在亲身经历着＂大萧条＂的严酷现实的考验。海明威能在特殊时期被特殊的群体所接受,历来最直接的解释一是海明威小说的成功,他被当着了效仿的文学偶像;二是作家自我的生活方式对人们产生的广泛影响。然而,除去这两方面原因外,我们认为海明威的成功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人和人生时,海明威以自己的小说和生活方式构建了一种新的价值观,而它正好与大萧条时期人们的价值诉求契合,形成共鸣,产生了强大的共振效应,最终成就了海明威。     

论库切《彼得堡的大师》中的“父与子”主题

库切的小说《彼得堡的大师》因其与俄国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小说人物互文而被评论界视为"复调的复调"。本文认为,在这样一种复杂的互文背后,小说很明显展现了库切对"父与子"关系的思考。作家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父与子"的思考,使其对"父与子"关系的思考更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     

丁玲早期创作与"五四"时期女性文学

“五四”时期女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有着种种精神依附的痕迹,她们大多自恋于自己的弱者地位,对于丑恶的现实不是勇敢地正视而是进行种种消极的逃避,不少人物形象成为一组情绪或者一种观念的化身。丁玲在“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步入创作的沉寂期以后崛起于文坛。早期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追求自我独立人格,大胆直面人生的种种逆境,大胆的逼视自我的内心矛盾,充分展现了一代知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而且丁玲擅长于女性形象复杂的心理冲突和错综的心理变化的描写,所写人物与五四时期女性文学比较显得丰富而独具个性。     

不一样的“写法”——《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与80年代文学中“怎么写”问题

小说的创作技巧问题是80年代文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关于现代小说技巧的启蒙之作,影响深远。本丈认为,正是对小说创作技巧的强调,打开了新时期文学从之前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的缺口,并开了将小说视作一门“学问”的先河。今天,新的时代将“怎么写”与“写什么”这对传统左翼文学的问题再次激化。本文借用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的思想,认为如果不在一个更为根本的生产关系的角度重新思考作家的社会地位,那不论是技巧革命还是底层书写,都注定只能成为时代和历史的消费品。     

东方现代“流散文学”与索因卡研究——从《索因卡戏剧研究》说起

东方现代“流散文学”是20世纪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现象,体现了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东方社会文化多元发展和艰难选择的一个侧面。东方现代“流散文学”表现出不同于古代“流散文学”的特点：规模和影响远胜于古代;不再对异质文化充满新奇感和紧张感。将索因卡当作“后殖民主义作家”的代表,已是学界的共识,但从东方现代“流散文学”的谱系中来考察索因卡,我们认为他是现代非洲典型的流散作家,既有穿梭于本土与西方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感受,也有非洲作家“本土流散”的深刻体悟,更有创作中文化身份问题的思考。不同于一般流散作家具有的身份困惑和焦虑,索因卡更多地认同异质文化的融合和人类的进步与自由,从东方现代“流散文学”的视角能更好地揭示索因卡文学世界的多元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