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入还是译出?——这不是个问题

译入还是译出?这曾经是一个问题。按照国际惯例,译者应当只译入,不译出。之前,中国译者秉持一个约定俗称的观念:译者应当译入,而不是译出。这样的观念便于接收外部文化,却制约自我文化的推介,束缚了中国文化的传播。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国家鼓励"对外"翻译,向世界介绍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译者开始投入到"对外"翻译活动中。是"译入"还是"译出"?这已经不再是个问题。只要译者具备基本的道德及语言素质,就可以从事"译入"以及"译出"活动。     

从多元系统理论研究看影响译者的因素

翻译是为沟通的需要而进行的.译者是联系译出语作者和译入语读者的纽带.译入语文化及其读者以及译出语文化是影响译者翻译取向的一些客观因素.     

从马士曼与马礼逊的《圣经》中译谈中国译者的责任和使命

在中国思想文化典籍翻译的译入和译出问题上,译者们观点不一。中国《论语》《道德经》和西方《圣经》皆为中西方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文化典籍。通过与《圣经》翻译历史和现状的对比翻译,分析探究中国思想文化典籍翻译历史不尽人意的深层社会、历史原因,并从马士曼、马礼逊两位被译者熟知的双语翻译家身上反思自己作为中国译者的责任和义务。     

语言文字的不可译性与从心所欲

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语言 ,语言与语言之间的沟通要通过翻译。研究语言的不可译性有助于回顾我们的翻译工作 ,修订我们的翻译标准 ,完善我们的翻译理论。本文以汉语语文为例 ,从拆字、连珠联、藏头句、谐音双关等修辞手段出发 ,探讨汉语文的不可译性以及应对的方法 ,并举例评说 ,同时指出 ,就译者而言 ,原文文本是客体 ,译者是主体 ,所谓“信”,是指“译者 (必需做到的 )对原文文本的全面而正确的理解”,所谓“达”,则是指“译者 (必须根据自己对原文的全面正确理解 )用译入语如实地把原文译出”,由此可见 ,“信、达”是因人而异 ,是一个变数 ,任何译者都必需认真负责对待自己的工作。     

翻译中词层不对等的现象及对策

翻译中译者常常会遇到译入语与译出语不对等的问题。其中,首先遇到的词汇层面的不对等问题。因此,如何准确地确定词义,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技巧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译入语与译出语之间的准确转换,对于译文质量来说尤为重要。英汉互译中词汇层面不对等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与特定文化有关的词的不对等、译入语概念在译出语中没有词化、译入语与译出语在语义区分上不同、词义冲突以及译出语缺少上义词或下义词。笔者就以上现象进行归类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中国文学译介接受者的需求——对1980年前西班牙语世界译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路径梳厘

有关中国文学走出去，从来褒贬不一。肯定的评价多从体量角度出发，否定的评价一般质疑实际的传播效应。其实，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与愈发复杂的国际形势，主动讲述、主动译出是必然的。只是“译什么?如何译?”从不简单。但是，可以借鉴成功的译入案例与路径，反哺译出。1980年前西班牙语世界体认中国文学，结合自身需求、本土化翻译，产生数个经典译本，通过译者的“名人效应”实现译文学的深广传播，译入路径可供资鉴。     

论文化语境下英汉翻译的“归化”与“洋化”问题

在英汉翻译中“归化”还是“洋化”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意译”和“直译”的问题。面对越来越频繁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翻译已成为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翻译有时是优美的文学翻译,有时是严谨的科技翻译,有时只是日常生活中直白的翻译,文化语境就决定了我们该采用“归化”还是“洋化”。本文首先聚焦文化语境下翻译的特点,通过分析“归化”和“洋化”问题的矛盾及原则,从源文化、译入文化、译者这三个角度提出解决的方法,从而有效地提高翻译质量。     

译者的被动性

本文从文化的视角探讨了译入语文化在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方法的采用以及翻译语言的选择三个方面对译者翻译活动的影响,认为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能摆脱译入语文化环境的制约,译者的被动性是客观存在的。     

论汉学家译入中国典籍过程中的规范意识及其启示——以马绛英译《淮南子》为例

在翻译规范理论视域内翻译就是一种受规范制约的活动,译者往往会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接受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的制约。具体到相对受欢迎的《淮南子》英译,马绛领衔的汉学家团队首先根据翻译政策和翻译直接性相关的预备规范选择出具有可译性的文本,然后遵循翻译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相关的初始规范,再参照母体规范和文本语言规范相关的操作规范,产出既服从源语文化规范又服从译语文化规范的规范译文。马绛等汉学家在译入《淮南子》过程中体现出较为明显的规范意识,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国内学者主动译出中国典籍具有十分重要且具针对性的启示：国内译者需主动争取海外汉学家加盟,采取中外译者协同翻译的合作方式;需基于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的具体内涵付诸于文本翻译实践;需将翻译规范内化于惯习,推动翻译场域的整体运作,以期产出能够有效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经典译文。     

文化差异与报刊新闻翻译

报刊新闻是一种特殊的功能文体。在翻译报刊新闻时,译者不仅要熟悉译出语和译入语的语言特点,还要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才能运用恰当的翻译手法处理文化信息不对等的问题。通过分析报刊新闻翻译实例,探讨文化差异对报刊新闻翻译的影响,提出了报刊新闻翻译中跨越文化障碍的策略。     

文化差异与报刊新闻翻译

报刊新闻是一种特殊的功能文体。在翻译报刊新闻时,译者不仅要熟悉译出语和译入语的语言特点,还要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才能运用恰当的翻译手法处理文化信息不对等的问题。通过分析报刊新闻翻译实例,探讨文化差异对报刊新闻翻译的影响,提出了报刊新闻翻译中跨越文化障碍的策略。     

译者的翻译策略取向与合理化的翻译标准

译者的翻译策略取向受到译者的主体性的制约。文章通过三组译例的分析发现,制约译者翻译策略取向的因素很多,容易导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某些语用意义的误译和失真。作为翻译的标准,无论是求真、求美、求似,发挥译入语和译出语的优势,还是进行翻译的再创造,译者都应该分析原作语言内容、形式、体裁后进行合理的取舍,力求作到所采纳的方法与策略趋于科学性、充分性和合理性。     

文化可译性限度及文化翻译策略

自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来,翻译被赋予很强的文化性,被视为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文化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总体上,文化具有可译性,只是存在一个可译性限度问题。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应该充分合理地发挥译者主体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平衡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采用异化翻译策略,把文化的可译性限度降到最低,促进两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从跨文化翻译角度看归化和异化

本文从跨文化翻译角度探讨了译者该如何应对译出语与译入语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如何找到一种既能有效表达原文意思又能易于译入语读者理解的方法,应该采用何种策略更好地翻译文本中的文化元素。本文从文本内容、目的、译文潜在读者、社会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过程等几个方面分析了翻译过程中异化和归化策略的选择,最后提出,归化和异化策略只是译者用来应对翻译中出现的文化差异的工具,问题的本质是面对各种因素,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两种工具而不是争论哪种工具更为优秀。     

从中国近代翻译史看译入语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内化与规约

译介与内化外来文化是翻译的功用之一。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译者长期浸染于译入语系统文化当中,其翻译活动无疑要受到所属文化传统的影响,其文化立场也必然渗透到他的翻译中。另一方面,由于译者需要考虑服务对象的阅读需求和译作的潜在市场,其翻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译入语系统当时流行的创作思想和主流创作形式的影响。十七十八世纪至五四前后这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译入语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内化与规约表现在:为了满足中国读者的心理需求,将外国人名、地名、称谓等专有名词中国化;为了迎合国人的审美情趣,因袭传统写作模式和风格,小说常采用仿章回体的翻译体例,诗歌多采用中国古典诗词形式;为了帮助读者欣赏作品,大幅增、删或改造原文的现象十分普遍。这种内化现象表面上是对原著的篡改和"变形",其实说到底还是翻译主体在试图消解中西两种文化间的差距,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典籍英译的译者选择及教学培养问题

典籍英译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一任务有谁来承担则一直处于争议之中,文章以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为出发点,对译者的选择进行了讨论。就典籍翻译的意义,译者几个方面进行探讨,探索典籍英译的译者选择问题。     

『日本の思想』两个汉译本的“起始规范”考察——作为描写翻译研究的案例

运用图里的描写翻译理论,以译入语文本为中心,分别从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对『日本の思想』的两个汉译本的“起始规范”进行描写翻译研究,重建译者在翻译时的决策,以考察两个版本的译者在不同的翻译时代、不同的翻译目的下所做出的翻译决策是更注重“适当性”还是曼注重“可接受性”。经过该文的初步分析可以得知,宋吴译本译者更倾向于适应目的语语言和文化规范;区刘译本译者更倾向于忠实地遵循原语语言文化规范。     

解读是翻译的前提

如果说语言是一套“代码”系统,那么,翻译过程便是解读“代码”和转换“代码”的过程。其间,解读译出语是第一性的,转换成译入语是第二性的。如果不能准确解读译出语,用译入语进行恰当的转述便是空中楼阁,任何所谓的翻译技巧往往会变成没有很多实用价值的摆设而已。解读主要依赖于对译出语的掌握程度。因此,对译出语的词语、句法缺乏足够的知识,对作者风格等背景情况缺乏应有的了解,往往会造成翻译错误,而检查错误的一个重要手段就     

汉语诗学观念对朱生豪翻译的影响

译入语内的诗学是翻译活动中一个重要的文化操纵因素,汉语诗学是一个多元的、不断演变的、较为独立的文学观念总和,译者和读者仅仅是片面地掌握并操纵诗学中的极其有限的规范。朱生豪使用白话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时,以包容的态度接受了欧化标准,并试图与传统诗学调和,采取了操纵改写策略,主要是顺从了汉语白话的诗学规范。     

论路遥《人生》蒙译本中修辞再现策略

文学翻译中较棘手的问题便是修辞的翻译,文学翻译既要遵守"忠实于原文"又要结合译入语巧妙进行再创造。在这双重要求下译者到底如何处理修辞翻译的问题值得思考。从汉文学作品蒙译例句的分析中,可发现译者要结合保留原文的审美形式,通过向译入语文化的倾斜、译入语的再次加工等是实现文学作品修辞翻译再现的重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