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足联治理危机的历程回顾及启示

对国际足联治理危机的历程进行全面的回顾,借助国际组织和治理知识,致力于理解国际足联的组织发展和政策评估,讨论国际足联目前面临的治理危机。"全球治理"指在全球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行使权力,国际足联属于国际非政府体育组织,由于高度自治产生的无限制的权力使用,使国际足联陷入不断爆发的腐败丑闻中,组织治理陷入全面危机。     

国际体育组织自治的困境与出路——国际足联腐败丑闻的深层思考

文章以六位体育法学者对话录的方式,讨论了近来国际足联官员腐败案中美国行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及由此所引发的对国际体育组织自治与法治问题的思考。文章认为,美国刑事执法基于其本国法,通过引渡条约所采取的一次涉及本国利益的司法行动,有合法依据,不涉及国际刑法适用问题。国际体育组织的善治是当代体育组织自我管理的潮流和趋势,但是体育组织的自治有时候可能会失灵,因此这种自治应时刻受到外部监督,其中最有效的是法律监督。因此,国际社会需要努力建立一套约束国际体育组织的法律机制。这种法律机制可以通过接纳已经形成的政府间条约的方式,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或采用WADA这种公私伙伴方式。     

国际体育组织的处罚程序机制研究：以国际足联为例

以国际足联为例证,通过对国际体育组织罚则的规范实证分析,结合具体的处罚案例,分析了国际体育组织处罚权的行使程序及处罚相对人的权利救济制度。国际体育组织行使处罚权的一般程序主要包括立案、调查取证、听证、审议和决定程序,还包括临时措施、紧急程序以及扩大处罚效力至全球范围等特殊程序。国际体育组织处罚相对人的权利救济方式主要包括两种：向内部申诉委员会提起申诉的内部权利救济和向国际体育仲裁院提起仲裁的外部权利救济。国际体育组织在其处罚的程序设置上,借鉴了国家行政处罚和诉讼的一般程序设计,具有一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我国单项体育协会应了解并遵守国际体育组织的处罚规则,充分利用处罚相对人的权利救济机制,借鉴国际体育组织处罚程序机制的有益经验,完善罚则,设置公平、合理的处罚程序,注重对处罚相对人的权利保障,确立处罚相对人的权利救济机制。     

国际体育组织法律问责机制之缺失与对策——基于国际足联官员腐败案的思考

最近暴发的国际足联腐败丑闻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如何对国际体育组织展开外部监督和问责的问题。问责的最有力方式无疑是法律问责,它可以克服体育组织内部治理问责机制的失效和不作为。但就国际体育组织的法律问责机制而言,目前仅有依据国内法的问责而国际法上的问责机制缺乏。就反腐败而言,将国际体育组织纳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适用主体范围或者通过跨国公私伙伴关系建立法律问责机制是未来的可取之道。     

国际足联碳中和治理的行动框架：历史进程与实践反思

国际体育组织不仅自身消耗大量能源,还对赛事碳排放负有治理责任。通过分析《国际足联气候战略》、历届足球世界杯赛可持续发展报告,梳理国际足联应对气候问题的历史进程及阶段特征。自2006年承诺应对气候问题以来,国际足联气候治理历经目标萌生、行动整合、整体推进3个阶段。国际足联的碳中和行动愿景、治理对象清晰,动员各级足球组织、世界杯赛组委会、主办城市政府等多元主体,以具体行动措施为着力点,构建碳中和治理的整体行动框架。目前,该行动框架仍存在战略目标架构还需优化、资源投入机制有待完善、行动措施效果缺乏评估、行动主体协作意识淡薄等问题。建议从确保战略目标可达成、保证资源投入充足、坚持行动措施可持续、提升行动主体协同性等方面有针对性地予以完善。     

国际奥委会与国际足联的利益博弈

国际奥委会与国际足联是世界最大的体育组织,它们的性质不同,发展目标和方向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促进体育运动的全面健康发展.长期以来,国际奥委会与国际足联在合作过程中存在着激烈的利益博弈.两大赛事的规模以及赛事影响力相互牵制导致利益博弈.     

国际足联制度设计的寻租漏洞与改革路径

百年来,国际足联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制度禀赋、组织架构和行动惯性,也造成了制度僵化和监管漏洞,容易通过顶层制度设计权、资源配置权和自由裁量权的制度设计漏洞来实现公权性寻租。国际足联要破解制度设计的寻租漏洞,就必须突破国际足联制度僵化,完善公共权力制衡机制;重塑国际足联公平正义,完善公共利益均衡机制。     

国际足联DRC和国际篮联FAT裁决制度之比较

国际足联和国际篮联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主要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其内部仲裁制度的发展及在实践中的运用,极大促进了国际体育仲裁的发展,两者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在管辖权、法律适用以及裁决能否上诉至CAS等方面也有一些不同.对国际足联DRC和国际篮联FAT的裁决制度的比较研究,对我国篮协和足协的内部争议解决制度的构建以及运动员权益的维护具有借鉴意义.     

国际体育组织善治改革研究简评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关于治理的研究文献层出不穷,国际体育组织积极引入善治理论与实践.国际体育组织自治权与善治改革存在天然的价值冲突,自治权让国际体育组织免受外界的不当干预,也让组织内部处于封闭、保守和腐败的状况,善治改革成为国际体育组织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从而造成了自治权与善治改革之间的价值选择冲突.研究结论认为,国际体育组织善治改革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在与自治权产生价值冲突的情况下,应该坚持善治改革的基本方向,这是国际体育组织改革的大趋势.     

北京奥运会仲裁案件综述

北京奥运会六起仲裁案件的解决,显现了国际体育仲裁及时有效解决体育争端的优势.作为体育自治框架之下的争端解决方式,国际体育仲裁院也得到了各国及各体育单项组织的认可和尊重.但通过对这六起案件的分析可以看出,相比其他仲裁机制,体育仲裁仍面临着审理权限、规则适用、与各体育单项组织处罚规则的协调以及审理程序等诸多问题.     

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司法程序的正当性审视

正当程序是司法公正的前提,也是体育组织自治的必然要求。国际足联内部司法程序构建中,道德委员会行使司法调查与裁决职能,内部设置"两院一体"的架构体系,并有明确的管辖权利与程序步骤。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道德委员会诉讼程序与正规司法程序有很多冲突,具体如：不符合正当程序"听证"与"理由说明"核心要素的要求;违反"当事人参与平等"、"法官中立"、"公开透明"、"终局安定"等程序原则。通过对国际足联司法程序正当性的审视,为中国足协道德委员会司法程序的构建与运作提供了思路与对策。     

体育善治的显现空间与理性选择

采用文献资料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审视体育善治何以可能、何以实现等问题。体育善治是社会治理的形式之一,它存在于现实治理模式之中,是理想化的体育治理理念。探讨体育善治的显现空间,积极言说认识体育善治之名,主动行动通往体育善治之实,言行合一觅求体育善治之真,从而体育善治显现空间得以生成,体育公共治理得以实现。同时,在理性选择的圈划中,寻找体育善治的现实意义。体育善治是理性的综合体,工具理性引导体育善治的实施,价值理性彰显体育善治的正义,经验理性完善体育善治的方案,公共理性凸显体育善治的根本。体育善治是协商、协作的治理,是公共价值的集中体现,显现出体育治理的最佳状态,是对社会多元主体至善共善的体现。     

全球化潮流下国际大型运动会之发展--以奥运会、世界杯赛为例证

综观当今体坛最受瞩目的国际大型运动赛会，其中每4年举办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c Games)及世界杯足球锦标赛(FIFA World Cup)是世界上参与和观赏人数最多的两项大型运动会。为了进一步了解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奥林匹克运动会与世界杯足球锦标赛此两项大型运动赛会发展走势，笔者从政治、经济及传播状况3个层面进行了探讨与比较分析。     

反身法理论下政府与体育组织合作的兴奋剂治理新范式

兴奋剂治理需要政府与体育组织共同合作。分析当前政府介入兴奋剂治理现状,以及在兴奋剂治理过程中政府与体育组织合作的阻滞因素,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合理划定两者合作的界限。通过引入法社会学反身法理论,认为法律的主要任务在于促进社会子系统内部建立一种自我反思结构,而非诉诸具体细化的规范指令和高权干预,构建一种新的兴奋剂治理范式。政府可通过优化体育组织的内在话语程序,从信息、组织、权能等方面协助体育组织构建更具反思能力、半自主的兴奋剂治理体系。同时,提出反身法理论框架下兴奋剂治理策略。     

德国世界杯足球赛进球时间统计分析

通过观察统计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对德国世界杯足球赛的进球时间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每个时间段都有进球,比赛下半时的后15min为进球的高峰期,上半时前10min进球也较多。反映出了足球比赛进球时间的特点,为足球教学和训练提供了参考依据。     

2014年巴西世界杯亚洲球队失球分析

对2014年巴西世界杯亚洲球队失球情况进行分析,找出其失球的主要原因,旨在为中国队更好地了解对手提供参考。     

第17届世界杯足球赛决赛阶段定位球进球分析

对第17届世界杯足球赛决赛阶段64场比赛的定位球进球进行观察与统计，指出定位球战术在比赛中仍占据重要地位，开场和邻近结束的时间是定位球进球的黄金时段，任意球是定位球进球的主要手段，头顶球在定位球进攻中起重要作用。     

体育仲裁中认定证据可采性的法律依据——以阿达穆诉国际足联纪律处罚案为例

CAS在阿达穆诉国际足联一案中揭示了认定证据可采性的主要法律依据与援引方式,仲裁庭对此具有较大裁量权。法律依据包括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瑞士民法典》、《国际足联纪律准则》、《欧洲人权公约》、学者著述以及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欧洲人权法院、CAS、国际仲裁与投资争议解决机构的判例,呈现出以瑞士法律规范为中心,综合适用其他相关规范的多元化特征;认定刑事法律规范及诉讼程序法律不适用于体育仲裁、体育组织规则中的证据规定将得到优先适用、仲裁庭可以采用非法证据,且证据可采性的判断结果须受到瑞士程序性公共政策的限制。然而,CAS仲裁庭援引法律和裁量说理并无标准,适用刑事法律存在疑惑,体育纪律处罚案件的性质、CAS处理纪律案件的矫正目的,要求其适用相对稳定的法律规范,降低裁量的灵活性,对此,CAS应制定相关的裁量标准及证据规则,并可通过建立指导性案件查询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仲裁法律规则的不足,从而规范仲裁庭裁量,确保体育争议的公正有效解决。     

我国体育治理演进研究

通过文献资料和专家访谈,梳理了建国以来的重大体育事件和体育政策文件,厘清了我国体育治理的发展脉络,总结出我国体育治理演进的特征,旨在提出未来我国体育治理运行机制需关注的4个要素。我国体育治理演进大体分为5个阶段,2条脉络贯穿始终：一是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体育,二是以全民健身为代表的群众体育,在"体育为国"与"体育为人"中寻找社会认可、国家认同的均衡结果;3个主体复杂博弈：体育行政部门、体育市场主体、体育社会组织依次登台且反复切割边界,寻求内部结构均衡与外部协调发展。在这种"2脉络3维度"的分析框架下,我国体育治理演进呈现出4个特征：渐进性、反复性、导向性、收敛性。体育体现着强烈的国家意志,正因如此,调整体育治理结构、优化体育治理主体才会出现渐进性与反复性,最终政府、社会、市场在不同的体育子结构中收敛于最优匹配,进而建立体育全面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和支撑体系。我国体育治理演进的未来路向：构建多中心体育治理结构的制度形态,凝练互构共生的多元化体育治理主体,完善多样化体育治理手段的策略集合,制定社会化体育治理评价的指标体系,并且,将多中心结构、多元化主体、多样化手段、社会化评价4个要素通融于体育治理运行机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