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杂志与丁玲

从1932年5月《现代》杂志创刊到1933年5月丁玲被捕,《现代》与丁玲的关系是一个文学刊物和一个知名作家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现代》及时报道了丁玲的文艺活动,刊发了有关丁玲的书讯,多次向丁玲约稿并发表了丁玲的作品;另一方面,丁玲也以自己的作品和批评表现出了对《现代》的关注和重视。从1933年5月至1934年11月,因丁玲的被囚失语,二者的关系演变为单向的授受关系：《现代》通过及时报道丁玲被捕消息、精心编发（搜集）丁玲相关资料、多次刊登丁玲著作广告和组织刊发丁玲创作评论,一再表现出了对丁玲的关注、声援与追念。二者这一“互动一授受”关系,呈现出了30年代“自由主义文人”与“左翼文人”这两个文人群体关系之复杂性。     

丁玲怎样主编《北斗》

《北斗》是左联的机关刊物，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星空上的北斗星。丁玲于危难之际受命主编《北斗》，她在党的正确领导和鲁迅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团结左联及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倡导作家深入生活写大众。对纠正当时左联的“关门主义”，繁荣和发展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扼住命运的咽喉——丁玲《母亲》的女性主义解读

丁玲的《母亲》以一个弱女子成长为自主、独立、主体的女性过程，揭示了女性在生存的关键时刻，扼住命运的咽喉，挖掘生命的潜力，从而超越生命；启示女性只有以主体的姿态，自我把握，敢于承当，才能实现人生命运的转换。“母亲”具有的“男女平等”的性别信念及其具体作为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觉醒了的中国现代女性卓越的性别自觉，更为新时期女性走向自我的全面解放提供了行为借鉴和全新的精神力量。“母亲”对“女儿”成长的巨大影响启示女性尤其是母亲应以自己自强独立开放的人格素质影响下一代，同时丁玲母女之间的这种“朋友”与“知己”关系更是新时期“母女”姜系的右矗借鉴．     

琐记：丁玲说《北斗》（下）

丁玲在好些场合说过，她不懂理论，对批评是外行。可听她作报告，读她的文章，乃至平常交谈，我总感觉到她在娓娓而谈、平易近人的话语中含有理论的份量，只是创作家的理论修养往往不同于理论家的表述方式罢了。“翻”《北斗》时，我得到一个明晰的印象：这位小说家编刊物，在重视创作的同时，也重视理论批评。她是两者并重的。     

丁玲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破解丁玲研究之谜

丁玲早期参加过无政府主义者们组织的活动，也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有过密切接触，因而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其早期作品对超拔于世俗生活之上的性爱乌托邦的追寻，标志着中国性爱小说走出了五四“爱情-婚姻-家庭”的世俗程序，进入到一个新的精神空间，使中国女性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延安《解放日报》与丁玲文学创作的转向

延安时期丁玲的文学创作发生了由“化大众”到“大众化”的转向,前期她的创作积极干预社会生活,具有浓重的启蒙色彩。经历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王实味事件后,她的创作转入了大众化,取材于大众,服务于大众。丁玲曾是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的主编,她的编辑方针曾一度影响了文艺栏的发展,而文艺栏作为一个载体,它又真实的记录了丁玲的转向。     

政治化创作思维的延展与双重主体性的失落——论丁玲的《欧行散记》

建国前后,丁玲从她在陕北后期业已定型的政治化创作思维出发,在《欧行散记》中对“一边倒”政治路线作出了图解。这种具有先验色彩的“一边倒”政治倾向,泯灭了她作为创作主体对生活的独到发现;政治上的“一边倒”又催生了她文化上的“一边倒”——弃置了自主审视的理性,表现出了“唯苏联是从”的神化文化观念。     

不同版本丁玲传对传主认识的差异分析

在对数十种丁玲传细读基础上,旨在论述不同版本传记对传主形象认识的差异,分析“战士———武器说”、“演变说”、“矛盾说”等几种不同情形及其出现的原因。     

欲望世界中的男权——丁玲《梦珂》的女性主义解读

丁玲的《梦珂》讲述一个破落封建家庭的女儿梦珂走出家庭步入社会最终沦落的故事，揭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被欲望化的生存图景：即“女人的社会位置始终由男人来指定，她从未实施过自己的法律，唯一适合她们的就是做个纯粹的肉体，作为一个被欣赏的对象”。在此基础上，作者借表嫂之口表达了对男性欲望的蔑视，揭示出封建婚姻制度使人堕落的实质，同时以梦珂的“隐忍”作为一种潜在的力量对男权社会实行反拨，启示生命主体应积聚自身的力量突破历史必然性的制约，从而创造一个性别平等的合理社会。     

琐记：丁玲说《北斗》（上）

第四次文代会后不久，有一天，丁玲同志忽有所思地对我说：你导师那里该会有《北斗》吧，要是方便，借来给我翻翻。我把这意思禀报给李先生(何林师)，他当然欣然同意，命我尽早从鲁迅藏书库里借出来送上。老太太手捧着这七本旧杂志，好像见了失散已久的亲人，轻轻地摩挲着每册的     

绽放在春天的《中国》——兼议丁玲晚年的编辑思想

1980年代中期，丁玲创办了大型文学刊物《中国》。虽然仅仅出版了两年，但是《中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创办《中国》的自觉行为，更显示出丁玲晚年力求营建文学界良性发展的团结环境；扶植青年作家，提倡艺术创新；改革办刊方式，注重文学本身的编辑思想。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丁玲

丁玲（1904-1986）,出生在湖南临澧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四岁丧父,跟随母亲在常德长大。“五四”运动时期,丁玲毅然剪掉辫子和好友王剑虹、王一知等积极投入运动。     

论丁玲的文化选择

丁玲生活在多元文化碰撞和价值观念多次被重构的时代，在塑造自己的文化品格时，她注意适时调整文化心理，进行了三次文化选择。表现为早期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左联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延安整风以后对农民文化的选择。选择的结果使其文化品格呈现出由“叛逆”向“革命”和“改造”的嬗变，而努力顺应时代与强烈的政治意识，则是贯穿始终的线索，也是丁玲思想与创作的实质性内核。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研究综述

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最初的直接评价是1948年冯雪峰“发现”了这一小说的主题意蕴和人物塑造的重大价值。50-70年代许多日本学者关注其创作特点,他们的阅读具有明显的自我反省色彩,而中国学者则从政治革命视角理解这一小说并走向极端化。80-90年代的研究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冷峻的多样性气象,直接关注这一小说深层性的创作本身的问题,甚至置放在现代女性文学的美学特征、心理现实主义、欧美现代小说、潜女性话语的新境界上进行新的认识。     

《杜晚香》的写作对于晚年丁玲的复杂意义

本文通过对材料的充分占有,抱着同情与理解的态度,还原性地分析了晚年丁玲写作《杜晚香》的内在动机,揭示了她借文学来解决“历史问题”、实现政治诉求的苦衷,廓清了对丁玲写作此文的动机的误解,有助于人们了解社会转型时期的丁玲的艰难境遇以及在文学创作上的复杂心态。     

“自由”的诱惑与眷恋——陕北时期丁玲的个性思想

陕北时期，丁玲在努力纠正和改造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同时，却仍然无法抵御“五四”个性思想和自由精神的诱惑，并在理念与实践层面向它投去了深情的一瞥。她继承“五四”个性主义传统，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继续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启蒙作用，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去“写真实”和批评现实，表现出了对知识分子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眷恋与守护。     

残缺的丰碑——论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

《母亲》写作、出版前后的特殊遭际和所受到的特别关注,使其成为一部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小说。丁玲以自己母亲为原型,精心塑造了平凡而可敬的母亲形象。小说带有自叙传性质,揭示了生动流走的母亲成长历程,驾驭了灵活多样的刻画人物方法。小说的鲜明亮点是湘味浓浓的风景画描写和“大规园”式的风俗画描写,其所以如此着意彰显这些内容源于陪衬人物的需要和作家的乡恋情结。小说语言以生活化、口语化为主要特色,俗中见雅,雅俗兼容。     

丁玲研究（四篇）：重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颜受争议的作品。如果从多重价值立场的“对话”，农村基层干部与群众的精神成长，女性意识的深化等方面，重新关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新的启发意义。     

当代作家身份的体制化与文学转型——以丁玲为例

从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变意味着由新型国家限定的作家身份及其功能的变化。当代作家的身份不仅是作家,更是“革命干部”、“文艺官员”或“文艺战士”的身份。双重身份决定了作家必须调谐由此带来的矛盾,而调谐器正是国家所认定的社会阶级关系。论文将以丁玲为例,分析国家意识形态如何通过身份的体制化对作家进行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