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取证环节询问被害人的程序规制——基于新《刑事诉讼法》文本的解读

强制询问被害人是侦查机关较为倚重的一种侦查取证措施,对于侦查取证效率的提高大有裨益,也得到了刑事诉讼法律的认可从而具有合法性.不过,强制询问潜藏着较大的侵权风险,可能对被害人的自由权、身体健康权、休息权以及生活安宁权构成妨害.现行立法既未对任意询问与强制询问作合理区分,强制询问可以任意启动；另一方面,询问被害人的操作规则较为粗陋,而且针对被害人的制裁与保护机制缺失,不利于被害人权利的保障,因此有必要作出针对性的改革.     

检察机关保障被害人权益的新构想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通常可分为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检察机关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主要应从建立和完善对侦查机关、人民法院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和完善当事人的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和完善检察机关的内部工作制度等方面进行.     

中美两国侦查程序中律师权利之比较分析

侦查程序中律师作用的良好发挥对于案件的侦查活动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都具有积极意义。美国律师制度完善,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广泛而具体的权利。相比之下,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及其行使却存在许多问题。这既有法治理念上的欠缺,也有制度设计上的不足。     

侦查阶段的代理制度研究

侦查阶段代理权介入的必要性使其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地位渐趋凸显,基于现实和司法实践的双层考虑,完善侦查阶段的代理制度也成为在弦之箭。侦查阶段引入诉讼代理制度,对被害人权益保障是必要性的,也是实践性的要求。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新探

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当事人最基本的程序性权利之一。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自行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没有法律保障,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难以实现。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制度,应当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申请辩护人身份的权利,完善立案侦查阶段检察机关（或法院）监督制度,以保障确立以律师独立调查取证和申请侦查机关取证并行、律师有权申请检察机关或法院以保障其调查取证权得以实现的基本程序制度,赋予律师与犯罪嫌疑人完全的会见权和通信自由,以及一定范围的在场权。赋予律师享有程序性调查取证的权利。     

侦查权利救济措施探析

没有救济的权利,公民权只能是光鲜的一纸具文。在刑事诉讼法中既规定有侦查机关调查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权力装置,也有防止国家刑事侦查权被滥用,防止公民权利被侵害的装置。在现实中,由于对前者的规定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没有建立起侦查权力违法的制裁机制,而后者的权利规定中,不少又只具有原则性、概括性或宣誓意义,当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到损害时,往往是救济无门,造成了在侦查阶段权利和权力的失衡状态。要扭转这一状况,必须完善侦查权利救济权的立法机制,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救济权。要建构司法中心主义下的侦查权利救济制度和人身保护令制度,确立特殊救济措施——人身保护令制度。     

浅谈刑事被害人权利的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将被害人定位于当事人,并赋予一系列权利来保护其合法的权利,在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方面和司法实践中收了一定的效果.但在立法上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轻视被害人的行为和剥夺、损害被害人权利的做法.本文针对这一问题,提出几点需要完善的地方.     

保障被害人权益的重要手段 --完善审查起诉阶段的告知机制

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是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重要方面,也是刑事诉讼机制科学、公正的价值体现.我国1996年修改之后的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从原来的诉讼参与人地位,上升为诉讼当事人的地位,扩大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这对于充分保护刑事被害人(以下简称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司法机关准确查明案件事实,惩罚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这既与被害人不完全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有关,也与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机关)执法观念和执法方式有着很大关系.鉴于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特殊地位以及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通过进一步完善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被害人的告知机制来加强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将会对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在本文中对建立、完善告知机制的必要性、做法等问题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     

论选择性侦查的规制

在侦查实践中,侦查主体有选择性地对刑事案件进行实质侦查的行为称为选择性侦查。影响选择性侦查的因素有很多,如警力不足、资源有限、绩效考核制度的不合理、成文法的局限性以及民众的态度、舆论的导向等。要合理规制选择性侦查行为,侦查主体应遵循侦查法定原则,所采取的侦查行为应符合合法原则、合理原则及效益原则,同时还应提高侦查人员的个人素质,对于未发动实质侦查的案件,给予被害人以救济的权利。     

侦查阶段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基于一则单位受害人案例引发的思考

在一则单位被害人的刑事案件中,侦查机关只允许受害单位写了一份案件说明和一份损失清单,对被害人进行了一次调查询问,就被放置在一边直至案件整个程序结束。受害人后来在街头见到被告人时,才得知该案已被法院判决并且判决书已经生效,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受害人虽有很多的不满与疑虑也都只能保留,没有其他救济措施。一则案件说明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实在不容乐观,特别是在侦查阶段,被害人没有程序参与权,导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     

浅析美国小说《最后的莫西干人》和电影《最后的摩根战士》

作为詹姆斯?库珀所著《皮裹腿故事集》中最为知名的一部作品,《最后的莫西干人》描绘了18世纪中叶英法殖民者为了侵占美洲领土而展开的残酷掠夺.在小说中,主人公“鹰眼”和他的莫西干朋友钦加哥之间的友谊是作者描述的重点,而在1992年的电影版本中,导演描述的重点则转到了“鹰眼”与科拉的爱情上.《最后的莫西干人》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变迁.     

试论CMO、LMO、PAO和VB之间的关系

离域分子轨道（CMO）、定域分子轨道（LMO）、杂化轨道（PAO）和价键法（VB）是结构化学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CH4分子，对此之间关系进行较深入的讨论．     

论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罗马对行省的治理

行省是罗马对被征服地区及其居民实行统治的主要管理形式。它对于罗马国家的稳定和罗马经济的发展都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然而 ,罗马对行省的治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更不是没有缺陷的。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同时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正是罗马行省管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 ,对其加以研究不仅能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罗马行省制度的理解 ,而且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罗马历史的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浅谈发展中国票据市场的问题与对策

目前,中国票据市场的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信用制度及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票据市场的不统一、票据功能的不完善制约着票据业务的开拓。因此,只有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继续大力发展具有真实商品交易的交易性票据业务的基础上探索融资性票据的发行,才能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票据市场,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论散文审美活动中的客体特质

作为审美客体的散文文本,是创作主体的艺术创造变为社会性审美活动的中介,是创作主体与审美主体之间进行交流的依据.在接受主体眼里,它既是一种物化了的客观存在,又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审美存在,这与创作者追求的虚拟文本是不同的.本文从接受审美的视角,对文本的品质与层面,对不同类型、不同内质的文本的审美探求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论马祖禅对“吴中诗派”创作的影响

马祖禅对自性、自身感悟的独特性的强调,以及随时著衣吃饭,任心自由的破除修行方式,对"吴中诗派"产生了影响,促使其文学创作表现出重心性、重主体的倾向,内容也趋向日常化、游戏化,体现了向元和诗风转变的趋势。     

论"减负"问题的起始点、逆转点和落脚点

多年来,“减负”问题一直倍受我国广大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如何正确认识“减负”以及由此涉及到的个体素质教育成为焦点所在。从对“减负”问题的起始点、逆转点、落脚点等一系列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减负”需要切实变革相关制度,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借鉴赞科夫的教学原则。对全体中小学生实施个体素质结构教育。     

阶级阶层利益整合与和谐社会构建——中国农民阶级阶层分化研究

在一个社会里,只要存在阶级,就会存在阶级矛盾,它表现为利益双方的相互对立和依存.利益对立导致双方矛盾不可调和,便发生社会冲突,从而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而利益依存凸显了矛盾双方合作的必要,双方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以自己合法的方式获取自己的利益,双方相伴相生,相互依存,这就是阶级整合. 因此,阶级整合的关键就是要找到对立的边线--矛盾双方共同一致的利益,并随双方力量的消长而不断调整政策以适应边线的移动,这个边线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点.     

“《论语》导读”教学策略探析

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选修课程“《论语》导读”的核心目标是进一步培养学生全面、深入理解《论语》的阅读能力和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能力,追求教学内容的系统性与深度是它有别于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论语》选读”的主要方面.为达此目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立足文本,注重教学内容的整体性、二元性与相关性.     

论遗失物权属规则的建立

我国《物权法》对遗失物权属的规定排除了拾得人取得遗失物之所有权可能。建立拾得人附条件取得遗失物所有权规则是权利与义务一致的要求,是公平与效率相协调的要求,在实践中应该依照过错与价值原则确定拾得人遗失物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