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选择的“新治理”视角

政策工具的选择对于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有着重要意义。基于公共管理研究范式的政策工具的选择,先后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视角、新公共管理视角和“新治理”视角。伴随着“新治理”范式兴起的政策工具选择的“新治理”视角不仅是对以往研究政策工具的“工具论”视角的超越,而且将政策工具提高到了公共治理的高度,提出了注重公共行动相关参与主体的有序合作的新要求。中国的公共管理实践在应用该理论时应注意考查其与国情的适应性,从中提取适合我国国情的元素。     

政策工具选择的“新治理”视角

政策工具的选择对于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有着重要意义。基于公共管理研究范式的政策工具的选择,先后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视角、新公共管理视角和“新治理”视角。伴随着“新治理”范式兴起的政策工具选择的“新治理”视角不仅是对以往研究政策工具的“工具论”视角的超越,而且将政策工具提高到了公共治理的高度,提出了注重公共行动相关参与主体的有序合作的新要求。中国的公共管理实践在应用该理论时应注意考查其与国情的适应性,从中提取适合我国国情的元素。     

价值共创视域下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赋能”进路

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能力的程度和水平直接影响国家教育治理现代化实现的进程。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是不同利益治理主体价值共创和行为协同的过程,为实现“共治”“善治”的治理目标,在“放权”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对治理主体进行“赋能”,促进和发展其治理能力。“赋能”是动态发展的,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结果,突出对高等教育治理主体认知和行为的改善。依据价值共创网络的分析框架,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赋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宏观层面网络环境的结构赋能、中观层面信息技术的技术赋能和微观层面治理主体的心理赋能,不同层面的赋能都有具体的途径和方法。综合发挥价值共创网络的赋能优点,可以创新和发展高等教育治理能力,提升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程度和水平。     

走向善治:多元参与的县域义务教育治理结构转型

教育治理结构是公共教育治理中不同主体之间的权责配置及其相互关系,治理结构改革是治理体系改革的关键,也是实现善治的根本保障。当前县域内义务教育治理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治理结构复杂、治理主体单一、治理方式强调管控、治理手段与工具缺少弹性等四个方面。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县域义务教育治理陷入政府治理负担日益增加、治理的效率难以提高、治理成本和风险不断增加、回应性严重滞后、社会满意度低等困境。多元参与是解决这些矛盾的重要途径,它既是善治和义务教育公共性的本质要求,也是复杂情境下义务教育治理和培养公共善的需要。多元参与要求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结构扁平化、治理方式的合作协商和治理工具多样化。实现多元参与需要义务教育治理从单一主体到合作网络的结构转型,因此需要治理理念和目标的转向、重新认识治理权威、明确多元主体的角色与功能、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和不断创新治理工具。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和走向

一、服务型政府：政治还是治政？ 对于“私人领域”的管理可以称作“社会治理”或“治理社会”，属于“政治”的范畴。“公共领域”的管理主要被界定为“政府治理”或“治理政府”，属于“治政”的范畴。前者强调的是“治民”，后者强调的“治官”；前者的目的是要规范公民行为和社会组织行为，保障公民权益，防止暴民政治；后者是要规范政府（包括官员）行为，限制公共权力，防止暴政统治。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生态治理的机制转向

传统体制下的生态治理模式呈现出治理主体价值观念分歧、组织结构松散和权力资源内耗等“碎片化”状况,使得正式规则不能完全重塑系统力量,其结果是生态治理的效能低下,生态结构修复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随着新型政府管理理念的兴起,在生态治理的系统结构中,通过国家权威运作的整合性思维,基于“整体性”的政府治理理念,构建以国家为主导,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上将行动主体、行动机构及行动策略协同整合,这是生态治理机制转向的有益探索。     

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创新与意义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不仅丰富了对中国现代化内涵的认识,而且将会提升党和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决定》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注重加强制度建设,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取向从注重和维护社会稳定向重视公平正义、激发社会活力、完善人民民主、增进市场自由转变。     

学校课程治理现代化的公共逻辑与发展

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推动了学校课程的系统变革,并指明了学校课程治理的现代化方向。新时代的学校课程治理面临公共权力的重配、公共空间的定位,以及公共文化精神的彰显等境况,凸显了学校课程治理作为公共事项的实质。基于学校课程治理现代化的公共内涵,围绕主体和主体关系形成了三维发展的公共逻辑向度,其中价值向度以治理目标为中心,从课程本体转向学生主体;秩序向度以治理主体间关系为着眼点,从“多中心”转向“网络化”的课程治理格局;工具向度则以治理方式为核心,从经验研判转向证据支持的循证治理。为促进学校课程治理现代化的纵深推进,有必要重申学校课程治理理念,以共同利益促成权责统一;重塑学校课程治理思维,实现技术理性观照下的价值统整;重构学校课程治理空间,指向边界消融的主体协同治理,最终实现学校课程治理体系的良序运转。     

“创新内卷”:基层数字治理偏离行为的归因与纾解

数字技术日趋成为基层场域中的重要治理工具,内含着“硬币的两面”:一面正是我们不断追求的通过技术创新以实现基层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其隐藏的另一面是“创新内卷”“数字超载”等问题的层出不穷。针对数字治理内卷畸变现象,本研究以“技术—组织—环境”为理论框架,试图全面把握影响基层治理行为的多重要素。研究发现,在技术泛化惯性、数字考核焦虑、公众期待倒逼等因素的叠加下,共同导致了基层数字治理中的效率降低、系统内耗等偏离行为。在明确“创新内卷”的归因逻辑基础上,提出了纾解其病症的现实路径,以期系统修正这一基层数字治理偏离行为。     

从“控制”走向“治理”——基于“治理”理念的学校公共生活探析

随着当前教育领域中的公民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以“控制”为核心逻辑的学校公共生活模式遭受了愈来愈多的批判。在控制型的学校公共生活下,教师与学生之间所形成的是控制与被控制、管理与被管理、灌输与被灌输的扭曲关系,它违背了学校教育的公共价值取向,阻碍了学校教育的民主变革,限制了学生的公民品质发展。与控制模式不同,“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理念与实践模式,它致力于解构学校组织中的权威主义、技术理性、强制灌输、心灵隔离等弊病,使学校公共生活回归到公共性与民主性的轨道上来。“治理”赋予教师与学生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治理权利,鼓励学校生活中的公民伙伴关系,从而使学校和课堂成为一个民主治理的空间,提升和扩大学校组织的公共利益,稳固而持久地培育学生的公共精神和公民品质。     

新公共治理视域下我国学科评价的反思与重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科评价借鉴新公共管理的分权理念和竞争机制,强调学科评价权力的下放和评价重心的绩效与输出导向。但长期公共行政体制所造成的“路径依赖”,使得我国学科评价呈现出“行政化管理”的困境,表现为较强的政府管控,割裂了多元学科评价主体之间的联系,过于重视评价的工具理性和内部效率。“双一流”背景下的学科评价,应借鉴新公共治理的评价理念构建服务型的学科评价模式,政府的角色重在搭建促进多元学科评价主体充分参与的治理网络;学科评价的目的在于满足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多元需求;发挥学科评价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价值;融通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对学科建设绩效进行评价的同时,将公共需求的有效回应、社会公众参与程度及关系绩效作为学科评价的重要指标。     

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研究

民族事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既是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缩影,也是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立足于中国民族事务治理实践,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围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方向,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根本目标,国家权力机构与各类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体结成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关系格局的进程。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吸收了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优势,但摒弃了西方治理理论“去中心化”“去国家化”的理念,与西方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与非政府、公共与私人的二元对立与分离存在根本不同。党的领导、政府的统筹和组织,在构建稳定有序和谐高效的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中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对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强调,为增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健全“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几点思考

在推进乡村有效治理的实践中,为更有效地建设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彰显乡村治理体系的制度效用,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在进一步明确乡村治理体系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三治结合”的统一领导机制、学习教育宣传机制、主辅共治机制和协商协调机制等建设,积极增强乡村治理主体的主体性,从而实现“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历史性目标。     

乡村软治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

“农民的终结”催生出了“乡村软治理”的学术命题.乡土文化日渐式微背景下的乡村软治理,在治理主体、法理基础、治理手段、治理对象、治理效果等方面都相对于传统乡村硬治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乡村软治理强调政府的“官治”与村民的“自治”相结合,在协商民主的平台上倡导多中心治理模式,重视农村合作组织等第三部门的“黏合剂”作用;政府权力从基层向上收缩,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下移”到农村社区;软法和软权力成为乡村软治理的法理基础;更多地采用心理疏导、人文关怀等“柔性”执法手段;治理的对象从有形的物、制度等向无形的“人心”转变;最终在农村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村、村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统一,将新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双一流”政策下高校“弱势学科”的治理建议

“双一流”建设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件大事,在“双一流”政策的背景下,部分高校做出了裁撤本校“弱势学科”的应对举措。为探究此类举措对高校治理产生的影响,通过文献分析法和访谈法进行研究,发现此类应对性裁撤“弱势学科”的行为对高校的学科生态发展、师资力量存续、人才培养结构等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各学科治理主体应慎重对待“弱势学科”的治理,尊重学科发展规律,优化学科治理方式,创造学科生态健康发展的积极局面。     

公共治理维度：内蒙古城市低收入弱势群体救助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党的十七大以来,民生问题更被提上一个重中之重的位置,作为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低收入弱势群体及其救助问题,也日益为政府、学术界及其他社会各界所广泛关注。笔者从公共治理维度,考察了内蒙古城市低收入弱势群体救助的现状：现有救助体现了救助主体多元化、救助方式多样化等特点,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稳定,但在救助制度及其体系本身、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等方面也存在诸多不足。公共治理理论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重视其作用的充分发挥,因此进一步完善救助体系应坚持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和谐发展,健全政府主导的社会救助政策和执行体系,整合参与救助的社会力量。     

职业教育治理的“东盟方式”:特征、成效及挑战北大核心CSSCI

"东盟方式"是学界关于东盟地区特色合作机制的代名词,东盟特有的这套组织决策方式主导了东盟地区公共教育事务的治理模式,其在职业教育领域则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平等性、治理内容的跨国性、治理机制的灵活性、治理工具的多样性以及治理理念的包容性。"东盟方式"在职业教育治理上的应用促成了地区职业教育愿景的形成,提升了地区职业教育政策的协调度,形成了地区职教合作的多层次联动网络。"东盟方式"强调非强制性以及避免超国家机制,因而存在区域教育治理结构松散、区域教育政策实施缓慢、区域教育规划执行力度弱化等问题。     

大学治理的制度逻辑:融通 “大学之制”与“大学之治”

从大学治理的制度逻辑看,大学制度与治理是相互作用的,制度对于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实践起着指导和约束作用,治理实践和治理体系有助于制度的完善。大学制度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在治理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的,是治理主体与制度实践互动的结果。在治理实践中形成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规则和习惯等。因此,制度逻辑不是说要去主观建构制度,而是说在制度认知、制度构成、制度运行与制度行为、制度评价的互动中实现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制度完善、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发展中,人的因素起着关键作用,要充分注重和发挥人的因素特别是治理主体的作用与价值。大学治理的制度逻辑的关键在于通过融通“大学之制”与“大学之治”,使得大学制度通过体制机制建设转化为治理体系,并使得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同时在治理实践中,补齐制度短板,完善制度建设,强化制度执行力,从而使制度逐步成熟定型,推动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信息对称、单元有效与公共危机治理——基于“主体理性”的分析框架

相对于技术理性而言,在突出以人为本的新时代背景下,主体理性在现代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主体理性为分析框架,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考察发现,信息与单元是现代公共危机治理的关键变量。其中,信息传递的及时性与透明度直接关系公众在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时的行为选择,治理单元的设置则影响政府处置公共危机事件的成效。一般而言,信息愈对称且单元愈适度,则公共危机治理愈有成效;反之,信息不对称且单元未确定或单元设置不合理,则公共危机治理易陷入低效或无效的状态。基于此,研究建议,在现代公共危机事件处置过程中,可以从公众与政府的主体理性出发,注重信息的对称性与单元的有效性,为公共危机治理的有效实现做好基础性工作。     

协同治理视角下高校职称制度“破唯”的困境及路径研究

高校职称制度“破唯”改革是在建设“双一流”高校及高校评审权下放的双重背景下提出的一个新的时代命题。在“破唯”过程中普遍存在“破唯”执行标准不明、治理主体协同失衡、治理策略失当、治理手段失灵以及治理理念失范的问题。协同治理理论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即可从“破唯”参量的协同、主体的协同、系统的协同、手段的协同、理念的协同五个路径推进,从而明确“破唯”执行标准、理顺治理主体协同关系、运用系统性治理策略、综合化治理手段和正确的治理理念,强化“破唯”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