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教育政策的转移与创新

随着全球化及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向更高层次推进,不同地方将面临更多相似的教育政策问题与政策环境,地方政府间的教育政策转移、扩散与学习现象日益普遍。通过地方教育制度政策转移及创新来带动全国教育改革的深化,对有效贯彻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积极推进我国教育的地方治理,促进地方教育政策区域扩散,加强教育政策转移过程的研究,是新时期我国地方教育政策转移与政策创新的现实路径。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及控制：基于政府自利性的视角

公共政策制定是公共政策执行的前提。政策执行作为政策运行过程的中间环节,是将政策从理念转化为现实的过程,是政策成败的关键。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地方政府部门、政府官员本身也是具有特殊利益取向的自利性主体。因此,从政府自利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对于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保障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乃至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都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协商民主与治理创新：珠三角公共服务政策的公众评议研究

在政府治理创新的改革中,许多地方政府尝试加强政策部门和社会公众的互动协商来提高政策的回应性和民主性。本文以珠三角地区的珠海市和佛山顺德区两座城市的公众评议作为案例来探究珠三角地区的公众评议的主要特点,以及不同城市的公众评议活动的差异。研究发现：两地政府在开展公众评议公共政策时,首先邀请了公众参与评议对象的选定,同时搭建了多方主体协商对话的公共平台,最后加强了民众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协商民主公开透明、理性协商和监督问责的特点。相比较而言,顺德区在公众评议过程中引入了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和更深入的协商讨论,更充分地体现了协商民主的民主性和协商性。通过建立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机制,地方政府能够有效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实现。     

中央财经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在我国的基层治理中,基层公务员在政策执行时常常出现“非自主性理政”的状态,这主要表现为无功而返的执行、不得已的执行和无可奈何的有限执行行为。这一“非自主性理政”现象的出现与基层政府自身的组织条件和外部的制度、技术环境紧密相连。通过对某乡镇政府的案例分析,本文尝试提出,基层政府自身的“自由裁量权”与“行政追责约束”之间的张力,人力、财力等组织资源匮乏的情况阻碍了政策的有效执行;其次,上级政府的官僚层级压力与政策法规在地方的低适应性之间形成的张力导致了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困难;此外,民众的多元诉求与政策执行效率之间也会出现矛盾。所有这些因素影响着基层政府对于社会的有效治理。因此,有必要在国家政策法规的精细化、中国行政体制的分层治理以及基层政府与民众的合作治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     

内蒙古草原生态治理政策执行中的牧户行为及对策

从公共政策执行的角度看,草原生态治理政策执行是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政府与作为目标群体的牧户相互作用的过程。牧户是内蒙古地区草原生态治理政策中最大的目标群体,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好坏归根到底取决于牧户的行为和态度。因此,各级政府要通过积极促进牧户参与草原生态治理政策的全过程、完善利益补偿机制、加强执行人员队伍建设、改进政策执行方式与手段、建立草原生态环境信息公开机制、完善草原生态治理区后续产业发展及服务体系建设等措施,构建草原生态治理政策与牧户行为相互调适的政策执行模式。     

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政策实践比较研究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提出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的建设任务,要求地方政府以示范建设引领发展,积极开展优质高职院校的建设工作,推动高等职业院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从政策治理和政策执行的视角,通过比较广东、浙江、湖南、山东等四省实施优质高职院校的建设举措,从目标设计、建设重点、遴选机制、示范经验等方面分析地方政府实施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的政策特点、地方特色、治理路径及存在问题,并提出了高职院校创新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合村并居”政策的地方执行:逻辑转变与选择创新

"合村并居"含有现代乡村产业化、社区服务协同与生态可持续的价值理性,并非简单意义上的聚落形态或行政组织集中化。历经多次体制改革所聚敛的极大自主权形成了地方政府经济人独立的利益结构,在执行"合村并居"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会选择忽视市场调节与社会自治在资源配置与民主发展中的协同作用。而行为逻辑与政策选择的内在关联性决定了"合村并居"政策执行中的地方政府必须实现从传统治理逻辑向多元合作、自主边界规制与五位一体激励的治理逻辑转变,并强调自愿性、政策性工具选择的引入创新,更好地践行服务性、可持续、生态性"合村并居"的政策目标,最终实现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政策价值。     

“简约治理”与林改政策在乡村的实践

本文用"简约治理"理论审视林改作为国家政策"落地"村庄的过程,认为"简约治理"模式在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中取得了一定的绩效。国家政策进入乡村社会时,并不能简单粗暴地用政治权力去推行,应该根据地方实际,引入社会力量,通过"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准官员"和"情法合一"的治理机制等方式,把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化为"村庄实践",实现国家政策目标。这是中国治理的历史经验,也是当下公共政策执行的乡土智慧。     

网络舆情对地方政府课外补习治理政策制定的影响机制研究——支持“双减”政策优化落实的一项实证研究

“双减”政策的优化落实需要精准把握民众对于课外补习的真实诉求,提升对于诉求的高质量回应。研究我国课外补习网络舆情对地方课外补习治理政策制定的影响机制,能够为“双减”政策优化落实提供实证依据。基于2008—2019年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数据和不同层级地方政府课外补习治理政策数据,文章利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探究网络舆情对地方课外补习治理政策制定的影响。研究发现,课外补习网络舆情难以及时推动各层级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的制定,但得到地方政府积极有效回应的课外补习网络舆情能够有效推动各层级地方政府治理政策的制定;同时,课外补习网络舆情对于地方治理政策制定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且滞后影响随着时间先增强后减弱,呈现倒U型曲线。“双减”政策要求地方政府须强化督促检查,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重视群众利益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基于此文章建议,为进一步支持“双减”政策的优化落实,地方政府需要加强对课外补习舆情的重视,及时有效地细化政策制定以回应社会需求,以治理有效性推动基层政府治理合法性建设。     

迈向协同：跨界公共治理的政策执行过程——基于长江流域生态治理的考察

协同理念是应对跨界公共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技术工具和价值面向。在跨界公共问题的治理过程中,政府间纵向和横向合作是推动政策执行的重要机制,但在具体的施策实践中却往往受传统条块分割和职责同构的制约。长江流域具有跨域性,通过透视长江流域治理的政策过程,发现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环节分别存在政策要素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协同难题以及政策体系与政策效果之间的结构困局,具体表现为政策主体的多重性与模糊性、政策目标的复杂性与独立性、政策体系的执行分隔和反馈阻隔等政策运行困境。从长江流域生态治理的具体政策过程来看,以多元治理主体间协同来回应跨界公共治理难题需要明晰角色目标,优化政策设计,推动跨界治理方式的转型;强化协调沟通,打破结构障碍,形成互济合作的治理网络;提升政策协同生成能力,增进政策过程中的协同性,推进长江流域跨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教育政策执行的内涵、机制与效果评估

教育政策执行作为一种行政方式,有着一般行政的共性,也因其领域的特殊性而具有自身的特征。以往教育政策研究较多关注政策制定,对执行层面的关注略显不足。然而,政策执行贴近大众。倍受大众的瞩目,对整个社会进步也至关重要。因此,对教育政策执行进行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的考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的视角看环境政策执行的异化

我国出台的环境治理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并未取得其应有的成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境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被“异化”。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委托一代理关系,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政策制定的不完全性等均是导致环境政策执行“异化”的潜在因素。通过分析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机理,可为我们纠正执行“异化”现象提供一个基本的解决思路。     

教育政策执行是复杂的吗——来自个案的调查与思考

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执行个案的研究表明,教育政策执行是复杂的。一是教育政策执行的整体性欠缺,主要表现为教育政策执行很难选择正确的模式和方向,跟不上社会加速转型的步伐;二是教育政策执行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以利益为导向的教育政策执行以及混沌的管理制度引发的升学困难;三是教育政策执行的协同性失衡,主要表现为政府教育管理责任界限交叉模糊和管理职能严重缺位。     

促进地方政府有效执行政策的若干建议

贯彻执行政策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责任,也是解决政策问题、实现政策目标的关键.促进地方政府有效执行政策,首先要加强与目标群体的互动,改进执行手段和方式,加强政策宣传,扩大公民参与;其次要准备充分的执行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财物资源、信息资源和权威资源;再次要构建良好的执行环境,包括良好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法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政策研究、配置与支持:学前教育政策分析的立场

学前教育政策分析有助于揭示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优化和完善政策效果起积极的作用。学前教育政策研究要挖掘依据、基于证据。分析当前的政策发现,学前教育应该强化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核心主体,引导并规范市场的公共服务职能,扩大社会参与。学前教育政策要体现社会公平:扩大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重视,保障不利群体的平等权利,优化师资结构。     

浅析教育中介组织的干预模型

教育中介组织作为社会参与教育事务管理的主要形式,其目的并非消解教育政策及其决策中的政府力量,而是以民主方式干预大学发展,协调大学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根据其作为压力集团与思想库的地位及作用,尝试建立其干预模型,分析教育中介组织影响教育政策过程的方式、路径及风险。     

社会组织的发展: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模式创新的内在机理

当前,社会组织在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成长,俨然成为促进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因素。基于社会组织自身价值的实现、政府公共治理创新、公共治理制度设计的需要以及时代发展、历史的选择,社会组织的发展不断推动着地方政府治理的创新。同时,地方政府管理创新产生了更适宜的土壤、形成了良好机制、建立了理性发展的法制化保障、促进了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比翼双飞。基于此,社会组织的发展作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在机理,必将会有一个光明前景。     

城中村改造中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弱化——以深圳市为例

由于当前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因素和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使得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下降。深圳市的城中村改造政策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即政策执行的自主性同样面临着削弱的趋势,其原因在于政策制定的高度自主性。     

我国“教师节”的设立——在象征性政策与实质性政策之间

象征性政策指那些创造情感忠诚的政府行为或把社会地位赋予社会上的关键人物的政策。教师节作为象征性的教育政策,对推动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从教育政策学的角度,回顾教师节这一象征性教育政策的设立与实施过程,可以透视我国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     

基于贝瑞“传播模型”的地方公共政策过程创新——兼论利益多元化趋势下中国政府治理变革

利益多元化时代的政策过程创新,除了要具备民主理念外,还需植入破除行政系统条块碎片化的"整体性治理"策略。在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情境下,中国地方公共政策过程应从西方整体性治理的理念、技术和经验中汲取养分,重新整合全国性与区域性、垂直与水平方向上的利益关系,以"顶层设计"与"摸石头过河"相结合为原则,促进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政策互动,使政策过程兼具善治功能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治哲学,从而减少政策偏差及其带来的社会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