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关怀的旨归——第五代与第六代电影的共同点

第五代与第六代电影虽然有所谓的代际阻隔,但导演们都从人性的角度来对他人与社会的问题表示关怀。第五代面对历史和市场并存时,并没有选择遗忘,而是选择历史的重新编码,将消费话语与历史的深度杂糅起来,第五代惊人地使用影像唤起人们的记忆缺席,在他们呈现的历史中,并不是一种失语的历史,而是一种人性关怀忠实表达的呈现。当第六代电影涉及到社会控制的一些权力关系机制时,他们以表达人文权力的非透明和固有方式起作用,使得电影意识形态控制合法化,他们的作品暴露了社会话语的禁忌,讲究社会个体的探索。     

反思中国与制造中国——论第五代的民俗电影

1980年以来,民俗电影一直是第五代重要的创作题材。从《黄土地》、《红高粱》到《霸王别姬》,第五代电影大都体现为民俗奇观包装的民族寓言。第五代的民俗电影显示了一种别样的现代性景观,是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和体验的文化镜像,反映了在本土与全球、己域与群域、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范畴间交叉辉映所形成的、具有时空特定性——后革命中国的现代性想象.     

浅议中国第五代电影的"变脸"

进入新世纪后,第五代电影从看与思并重的“双轮革命”,迅速演变为好看压倒好思的独轮旋转,他们的影片不复当年的主题、立意,也日渐远离了政治、道义和责任。第五代电影退出“前锋”,甘做“后卫”固然也无可厚非,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能没有脊梁和灵魂。认可电影的商品价值并不意味着文化责任的消解,走向世界也并不表示可以丢弃自己的根。     

中韩战争电影人性纬度之对比

战争电影中，人性层面的深度思考与揭露是创作者不懈的艺术追求。同样也是观众关注的重点。中韩两国的战争，电影在人性纬度的思考与创作上各有特点，力度与角度各不相同。本文从生死态度与情感角度来比较分析。     

二战题材电影的人性思考

探讨战争与人性的关系是二战题材电影的一大主题。这些影片通过独特的人文视角，表现了战争环境中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和意识行为，展示了人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种种不同形态，并对人性结构中的美与丑、善与恶以及它们的相互转化进行了真实的艺术再现。无论是对战争苦难的深深悲悯还是对完美人性的呼唤和期待，都透视着艺术家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的哲学观照。     

想象的共同体--孙中山的"民族国家"理论与实践

鸦片战争后，“民族国家”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想象和话语形态，孙中山则成为这种“想象”的努力实践者。在其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民族主义”思想日渐明晰，并最终把反满口号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联系在一起，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紧密结合起来，并现实地调整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奠定了基本方向。     

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现代电影创造

中国第五代导演的现代电影创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电影的现代化进程,丰富并深化了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内涵;第二,第五代导演的影像本体美学在中国影坛独辟蹊径,是对中国电影叙事艺术的一次重大革新;第三,第五代导演的影像语言融写实与写意、再现与表现为一体,画面构图、光影、色彩,以及镜头运用等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第四,在形象塑造上,第五代导演普遍经历了从写意到写人、从意象营造到人物刻画的转变过程,创造了一系列意蕴丰富的艺术意象和成功的人物形象。     

论第五代电影与第六代电影美学风格之不同——以《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紫蝴蝶》为例

《大红灯笼高高挂》是1991年由张艺谋执导的影片,这部影片不仅代表了张艺谋影片的美学风格,而且从中可以发见第五代电影共同的美学风格.《紫蝴蝶》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于2003年,由娄烨执导,刘烨、章子怡、李冰冰等主演的影片,这部影片不仅代表了娄烨影片的美学风格,而且从中可以发见第六代电影美学风格的重要向度.第五代电影试图探索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民族心理的结构,偏向宏大叙事,电影借助视听效果、情境氛围、剧情人物等体现鲜明的民族历史性,象征寓意性强烈.第六代电影充斥着不确定性和怀疑态度,表现在视听上的反讽性、碎片化的叙事、虚无感的人物形象等方面.     

语言与民族国家的建构——读《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有感

作为一种最基本同时也最为特殊的符号系统,语言在文化建构中所产生的作用不容忽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语言已经成为社会各个阶层乃至不同的民族国家获得身份认同的一种标志.语言现象与民族主义之间同样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民族主义文化建构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本文主要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为讨论对象,探讨语言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爱情在战争题材电影中的特殊价值

本文从课堂教学角度分几个侧面论述了爱情在战争电影中的特殊价值,不仅仅是体现在电影主题的表达与升华上,更体现在电影作为文化产业对大众文化和消费的驱动作用上。     

在跨国电影与艺术中重塑民族国家形象——《当代华语电影和视觉文化：重新想象民族国家》导言

通过考察包括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在内地理区域的电影制作者和艺术家重新塑造、想象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诸种方式，分析“跨民族电影”“华语电影”及“华语语系电影”等术语在跨国电影史、华语电影理论和世界电影研究的框架中如何重新创造当代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形象，可以看出华语电影的疆域并不是一条单一的直线，而是由复数的历史、多种的发展线索以及多地域建构来组成的。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离散之地，在电影的主体性建构中均占据一席之地。     

战争电影中的英雄主义、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

英雄主义和集体记忆是战争电影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但是,国家认同有双重理路,英雄主义有多元表征,集体记忆有代际变化,文章试图说明,"英雄主义"和"集体记忆"如何在这个充满张力的过程中建构不同的国家认同。     

论民族国家想象与老舍文学创作

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老舍在创作中启动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民族”想象,以往的研究重在分析老舍的文学成就,更多地集中在作品的艺术特征和语言方面。从“国家”召唤和“民族”想象的角度,对老舍早期及至抗战期间的文学创作进行综合分析,在宏观的时代背景下分析老舍文艺创作的变化轨迹。     

浅议中国电影发展史中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特征及区别

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们在追求生活的质量上越来越高。电影成为了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高级艺术,展望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其中最特别的两个时期分别是:1.八十年代开始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2.九十年代后,以贾樟柯、陆川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为了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的崛起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此我们通过对两代电影人的研究和探索,推进中国电影在世界发展的脚步。     

“亡国灭种”的想象与近代民族国家话语霸权的形成

肇始于十九世纪末"亡国灭种"的想象是国人对国家未来前途命运的一种最坏的预测,它所激发的民族情绪虽然使得传统民族主义暂时填充了"保国"、"保种"的内涵,但是,在文化歧出的大势中,对"国"与"种"的理解分歧,不仅阻碍了清政府主导的大一统国家的近代转型,而且也使东渐的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形成话语霸权,从而引发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认同危机。     

论主权民族国家视野下的“民族自决权”

＂民族自决＂诞生以来,对建立近现代民族国家、推进世界非殖民化过程以及奠定现代国际关系基础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民族分裂分子在所谓＂民族、国家一体论＂以及＂民族自决第一＂大旗的引领下,对＂民族自决权＂肆意进行曲解。在面对民族分立主义重新抬头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之进行重新认识。真正的＂民族自决权＂应该是在国家主权范围内进行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权利,国家主权是各民族共同享有的民族自决权,国家主权代表所有民族的根本利益。     

试论黄遵宪的民族国家观

黄遵宪是近代知名的诗人、外交家、改良思想家。他生活在国势疲弱的清朝末年,眼见内忧外患,满怀强国之志。作为外交官出使东西列强,为列强的强大和先进所触动,个人的思想观念也随之转变、升华,逐步树立起现代民族国家观念。     

“革命之子”的电影实验——第五代电影人的身份政治及现代意识

通过对第五代电影人的发轫之作《一个和八个》以及《黄土地》的分析,认为"第五代"的电影实验不但体现了一代电影人的现代意识,也是他们作为"革命之子"的言志之作。"第五代"是文革中长成的一代,是"父"的"红卫兵"和为"父"放逐的"俄狄浦斯"———"知识青年",他们注定要在对父的怨恨、背叛与皈依中获得父的精神传承,并通过极端个人化的影像完成集体性的身份表达。虽然以意象造型为核心的影像本体论的形成是中国电影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第五代电影依旧保留着革命时代的文化基因,是介于革命与后革命之间的褐色浪漫主义电影。     

论一战对中东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影响

20世纪,中东面临的第一次全面而深刻的冲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对中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战使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崩溃,为中东现代民族国家疆界的基本形成奠定基础;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出现,世俗的民族主义在土耳其、阿富汗、伊朗等非阿拉伯国家蓬勃发展;在民族主义精神的激励下,现代化的改革之风吹遍了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阿拉伯半岛。三种因素交互作用,使中东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影人的共同追求

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影人有着共同的追求。即：比较注重对作品的形而上思考，通过镜头展示人的生存层面，从生命存在、人性的异化、存在的艰难与困惑等角度去思考人生、关注存在，把“人”这个曾一度被遮蔽的主题再次加以敞亮。因而，所导影片的整体风格多偏重于沉郁滞缓。例如《黄土地》、《大阅兵》。第五代影人在电影语言方面的变革成为他们与第四代影人的重要分野。他们不愿意纠缠于故事，而多用象征，以增强能指的涵盖力，拓展其辐射面，如《红高粱》、《菊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