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三种选择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瓦解,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三种最具代表性的士人,即为了理想而执着的守望者、隐逸之士与勇于开拓的士。他们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有的士人不满于现实,不愿随波沉浮,他们恪守着自己的理想,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规范旧有的秩序;隐逸之士虽然对现实不满,但不同的是,他们能够超然物外,或游于精神世界,有的士人与此二者恰恰相反,他们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从而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角。     

魏晋隐逸文化与嵇康之死

魏晋之初的隐逸化并不发达，这跟其时奉虚伪“名教”为政治号召的统治阶级对隐逸行为的态度有直接关系。阮籍、嵇康的不同遭遇，可说正是其注脚。尤其是嵇康之死，向当时不满现实政权、有志于“隐逸”的士人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仕隐的选择，必须服务于现实政治统治的需要。     

谈唐代隐士的隐逸动机与归隐之路

唐代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隐逸之士,这些隐士们很多本身就是文士.他们的隐逸状况多有不同,有一心一意坚定不移的纯隐,也有半路出家的隐者,也不无先隐后仕或先仕后隐,乃至亦官亦隐者.他们的隐逸动机以及走上隐居的道路是多种多样,难于一概而论的.对于隐者的隐逸动机与归隐之路的探索与认识,有助于我们认识有唐一代的文士和隐者,并且对于探讨这一类人群所产生的社会原因,分析他们隐逸的思想与心理状态是必要而不无裨益的.     

隐逸精神及其方式在魏晋的传承与嬗变

魏晋时期,隐逸之风盛行于一时。隐逸精神及其隐逸方式都发生了较大发展与转变：隐逸精神由东汉末年的避祸之隐转向了正始时的现实抗争之隐、西晋时的世俗生活点缀之隐及东晋时的心灵精神脱俗之隐。隐逸方式也由纯粹的山林之隐转向了融通仕隐的“朝隐”,之后走向了山水自然之隐。魏晋隐逸精神及其方式,都对后世影响甚巨。     

论《庄子》中的隐士形象

《庄子》是隐逸思想的集大成者,对后世隐士思想具有深远影响。《庄子》中形象地描写了几类隐士,他们或是刚烈,或是柔和;或游离于理想中,或回归到现实中。每一种隐士类型都集中反映了庄子看待隐逸的态度,都是庄子隐逸观的集中体现。     

浅谈初唐四杰窘迫命运之成因

唐初文学,虽齐梁余绪犹存,但龙朔浮靡之风已大起,四杰顺时而起,以蓬勃之势对文风进行改革。他们强调个性张扬,然而他们所处的是一个特殊的政变时代,这就决定了个性张扬之士在政权斗争的年代中是不可能彻底地实现自己的主张的。四杰有为的抱负与现实的冲突使他们愤懑,痛苦,失望,悲哀。因此,他们命运的窘迫是不可避免的。     

先秦隐逸思想与士人心态

先秦时,隐逸思想已大量存在,并表现出复杂的内涵。先秦隐逸思想既带有深刻的审时态度,体现出士人在出处方面灵活、开放的心态,又含有藉隐逸以避祸存身、或持守道德人格、或追求个体自由等内涵。而且,先秦隐逸思想已逐渐分疏为以儒、道两家为主的两种路径:前者对"时"的态度相对乐观,其隐逸思想主要在言论层面且带有权宜性,侧重于隐逸以持守道德人格;后者把握到"时"的无望,将隐逸落实到现实人生,侧重于隐逸以追求个体自由。     

试论两汉隐逸之风

“隐逸”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两汉时期，“隐逸”的数量很多，成分也很复杂，仅见于史籍记载的“隐逸”就有一百二十人之多。“隐逸”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一个“隐”字。汉代“隐逸”专指那些远离或逃避社会现实的士人，即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古代知识分子，他们在属于自己的特殊领域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显示出自己的价值趋向。     

庙堂与山林──朝野皆适

庙堂是指太庙的明堂,古代帝王祭祀、议事的地方,后来多用以指代朝廷。山林与庙堂相对,指隐士隐逸之处。山林与庙堂在封建社会并无不可逾越的界限。真要当隐士的,毕竟是极少数;多数知识分子,只是在失意时借道家学说发泄对现实的不满,作为心灵创伤的慰藉而已。可以说,他们在台上(庙堂、朝廷)时是儒家,在台下(山林、江湖)时是道家。这也就是儒、道何以会"互补",两种不同的     

南宋遗民词中意象的审美嬗变——以“桃源”、“鸥鹭”为考察对象

南宋遗民词人“清”、“空”的隐居生活环境造成了创作主体心境的“清”、“空”,山林云水之境使创作主体的心境也类似于道家隐逸之士,这种心境上的清空闲适,很容易接受道家隐逸哲学思想的影响,从而刺激他们选择了清闲幽静的意象,构造出其词清新空灵的意境。     

科学宗教与信仰关系的深度解析

科学精神的核心是一种逻辑实证的理性精神,它触及的是现象界,而宗教是一种特殊的信仰,它涉及的是超验领域,科学与宗教所探索的对象、采用的方式和涉及的领域皆有根本差异,二者并不能真正相互否定;信仰的形态是多样性的,它既可以是科学经验思维之上的理性信仰,也可以是一种宗教体验之上的非理性信仰,还可以是非科学的理性信仰,故它不能与宗教等同混用,也不与科学完全排斥,但科学最多只能推演出“世俗信仰”,而不能推演出“超验信仰”。     

党群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兴衰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合法性并不在于执政党的地位本身,而在于执政党广泛的、坚固的群众基础。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血与肉、鱼与水的关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党群关系的状况良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否则,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遭受失败。党群关系关乎中国共产党的兴衰。面对新世纪,党要把党群关系作为党的建设的晴雨表,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要求处理好党群关系,保证党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谈贫富分化与社会稳定

研究新形势下，贫富差距呈加剧的趋势；公众面对贫富差距的心态；提出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就业和“三农”问题等有利于加强社会稳定的措施。     

现代化与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

现代化在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尤其如此。目前，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但贫富差距问题日益突出，这已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党和国家正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规范收入分配。     

邵力子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邵力子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以民族利益为重,提出了各种正确主张,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关系的建立,在西安事变和国共谈判等事件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的所作所为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转换角色，尊重个性，激活课堂

历史教学要日已师生之间的互动和统一落实在课堂上，贯穿于教学中。需要教师彻底更新观念，建立师生活动的课堂氛围；民主教学，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性、积极性；转换教师角色，尊重学生个性，以培养课堂的体验和感悟。     

警检配合与侦查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应当互相配合,同时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然而,警检配合与侦查监督具有矛盾性:加强警检配合会削弱侦查监督;加强侦查监督则会使警检难以相互配合。我国应以提高对犯罪的有效追诉为目标构建相互配合与协作的警检关系。同时,应当完善侦查权制约机制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     

The Focalizers and the Themes of the Sound and the Fury

Based on the narrative theory of Shlomith Rimmon-Kenan,the present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hoice and order of the focalizers and the themes of the novel to show that they are chosen and arranged deliberately and accorded to its themes.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形态和政治控御

中国古代国家权力结构的演进,基本上是越来越集权于最高端,而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方向则与此相背;西周已经发展出比较完整的(早期)国家结构和功能,春秋王室与列国之间在权力结构、功能形态上反有诸多纠结缠绕,仿佛历史一度呈显某种倒退的特征。这基源于早期国家阶段政治控御手段的内在缺陷。春秋战国时期国家权力的重组、下移,实为抟聚更成熟的巨型国家的新起点。这一时期政治中心控御形态的变化,国家结构中地缘(地域)因素的成长,都表现出在高频度战争环境中,国家地理空间(主要由于交通建设)、政治空间(主要由于官僚行政)、社会空间(主要由于宗姓氏族解体)的致密化倾向,只是这个"国家化"过程终春秋战国之世仍然处于一种"未完成体"的过渡状态。     

东南互保和几种政治势力

1900年是为旧历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入侵、自立军起义、中国议会的召开及“东南互保”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使这一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关节点”。在这一年中,汪康年派、东南督抚及帝国主义势力都与“东南互保”发生着多多少少的联系,在这几种政治势力的作用下,“东南互保”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