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派一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曙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析论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是曾国藩改造桐城、中兴桐城之始。它师法《古文辞类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古文选录的时空跨度与文体构架方面，曾国藩都表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扩宽了桐城堂庑。收录辞赋，超越方苞《古文约选》桎梏；垂爱骈文，突破姚鼐《古文辞类纂》樊篱；别树一帜，添增“叙记”与“典志”，使史传文与经世文纳人选编范畴。《经史百家杂钞》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突破一宗唐宋的桐城派文统，使桐城古文从狭小胡同迈向康庄大道。     

《经史百家杂钞》与《古文辞类纂》之异同

同为桐城谱系的选本,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的歧异。二者在文体分类上＂大体不甚相远＂,在篇目采择上也多有重合,重视韩、欧文的态度也如出一辙。但《杂钞》在《类纂》的基础上增删文类,凸显出对经世之文的重视;又于经史子集并录,骈散兼收并蓄;在对历代文的抉择上,首重秦汉文,兼取魏晋六朝文,轻视明清文;与《类纂》以收录集部文为主,不屑骈体,首重唐宋文,推崇明清文,鄙夷魏晋六朝文的做法迥然不同。《杂钞》拓宽了古文领地,扩大了桐城门庭,也修正了桐城文统。于此,我们也可窥见曾国藩的古文观念和为文宗尚的自家特色,以及桐城派内部的承传嬗变之迹。     

《游褒禅山记》的意境、体裁及其他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是我国古代游记中的名篇,历来颇受重视.明清以来的重要散文选本,如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林西仲的《古文析义》,张相的《古今文综》等都将此文遴选入书.现代人选编的一些古代散文选本,文科院校的古典文学教材以及中学语文教科书,也都选了这篇文章.但人们对这篇游记,品评的意见,论文的方法,却不尽相同。现在     

《艺文类聚》与《文选》诗歌分类之比较

《艺文类聚》基本继承了《文选》＂以类相分＂的诗歌分类方式,但在诗歌类目的处理、诗歌类文体的排序、诗歌的立类选文等方面,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曾国藩教育思想的理学经世特征

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他积极倡导将理学教育与事功教育相结合．经史教育与经济相结合,其教育思想体现了理学经世的鲜明特征。借助于传统经史知识的传授,辅之以理学特色的教育手段。将读书人培养成为博通经史,明理守法的经世人才是曾国藩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     

吊文研究

古代哀祭类文体之一的吊文,由孕育民间的口头文学形式———吊辞发展而来,至汉人贾谊创作《吊屈原文》而终成为体制、表现手法都臻于完善的一种文体。但是由于文体自身的构成的双重性和文体的发展性,历代文人在进行文体分类过程中,经常将吊文与哀辞、诔文、祭文等哀祭类文体相混淆,甚至不把它看作是一种独立的文体。然而,无论是论及文体的起源、行文目的还是行文范围等等,吊文与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规范与要求。     

试比较毛泽东和曾国藩的战略战术与建军思想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从现有公开的资料看,从1913年至1917年间,毛泽东仔细阅读了《曾国藩家书》和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等书。在韶山纪念馆里藏有毛泽东当年读过的《曾国藩家书》的四、六、七、九卷。每卷的扉页上,毛泽东题了“咏芝珍藏”四个字。如此推崇珍惜,这在毛泽东的藏书中是少见的;可见曾国藩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非同一般。毛泽东特别佩服曾国藩的军事才能,对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经过有着详细的了解,所以才有“独服曾文正”的感叹。后来,毛泽东上了井冈山,领导武装斗争,由文人成为军事统帅。由于他与曾国藩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和相似的早期军事生涯,这就决定了两人的军事思想有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但两人不同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又决定了其军事思想有着深刻的分歧,下面从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张文虎日记》中所记金陵书局本《史记》之刊刻

《张文虎日记》详细记载了金陵本三家注《史记》的刊刻过程.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二人最初倡议刊刻经史典籍,清同治四年七月,金陵书局提调周学溶提议刊刻《史记》,并提供他所过录的钱泰吉校本.同治五年春,李鸿章命唐仁寿负责《史记》校刊工作,张文虎实际也参与其事.同治六年四月,曾国藩正式任命张文虎同校《史记》,张文虎与唐仁寿重新制订了校刊条例,旋校旋写,旋写旋刊,同治九年春刊刻毕工.同治九年正月,张文虎开始撰写《校刊札记》,记录版本异文及取舍依据,同治十年底完稿.《日记》还记录了一些不见于《札记》的校本及修版挖补的过程.从《日记》可知,金陵本《史记》中《索隐》注的缺佚出于张文虎的有意删削,此举得到曾国藩的认可.     

你知道吗

我国古代文体是怎样分类的? 我国古代文体的分类,早在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中就有所提及,但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析其特征的,要推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把这方面的工作推向一个新阶段。然而,影响最大的,还是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他把文章分为十三类:(一)论辨类,也就是论说文,包括哲学论文、政治论文、史论、文论等。     

中国古代的文学体裁论

《诗经》、《尚书》、《周札》、《毛诗传》等典籍中对文体的最早分类,为魏晋以后对文学各种体裁的全面划分奠定了基础。中国古代有众多的文体概念,是因不同标准划分的不同属种关系的文体概念相承罗列所致。古代关于文体的思想,不仅体现在古人对于文体的分类上,而且体现在古人对于各种文体的涵义、特点的论述中。     

文体分类趋向论——兼为“师范文体”正名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文体研究的国家之一。文体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的分类。只有将许许多多的文章按某种标准分成(亦即归入)若干类別,才便于一一深入探寻其特点,并据以释名辨体,考订源流,讲究作法。最初写文章的人并无“体”的观念,分类总是后人的事。如对《尚书》所载上古文件,其文体汉代孔安国撰《尚书序》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类,而唐代孔颖达所撰     

唐代厅壁记研究——以厅壁记文体生成与流变为中心

厅壁记是一类因其书写载体而得名的记体文。文体学意义上的厅壁记于唐代诞生,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唐代厅壁记不仅有了固定的命名方式、写作程式、创作主题,时人对其创作也进行了总结,此时厅壁记创作体式已经成熟,获得了文体的独立。宋初所编《文苑英华》始辑录厅壁记这一文体的作品,不仅专门设类收录,且赋予类名"厅壁",厅壁记于文体序列中被正式赋予一席之地,其文体价值获得肯定。《文苑英华》通过对篇目的择收和分类对厅壁记文体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界定和规范,厅壁记文体中"壁"的概念虚化,被界定为"官署厅堂记"。     

宋人自编集的文体分类编次意义——以欧、苏、周、陆别集为例

以欧阳修、苏轼、周必大、陆游四家集为例,首先确定其自编过程、传统承续和内在关联。然后与唐代韩、柳集比较,分析其中的文体分类编次情况,从而发现一些承传与变化。宋集将行政公文单列为《内制集》《外制集》。从先赋后诗改为先诗后赋,反映赋、诗地位的变化。题跋大兴于宋,分类也从杂文类中分离出来单独编目。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标志着跋文体在目录学意义上的独立。周必大《省斋文稿》首列"题跋"一目。陆游时代方大量使用《跋……》标题。宋四家集各种纪念文章的分类编目、标题名称、文章体例都趋于简明一致,韩集碑志文标题使用的许多别名不再出现。序、说、记、铭等文体更丰富更兴盛,皆单列目录。器物铭大兴于宋,名篇佳作迭出。     

《尚书》文体研究综述

《尚书》是先秦典籍中文体较为集中且对后世文体影响深远的一部上古文献。以往关于《尚书》文体的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尚书》文体进行分类及其篇章的归属;为《尚书》文体各体释名;研究《尚书》文体对后世文体的影响。近年来,学界将《尚书》文体研究提升到了文化的层面上来考量和阐释,这开创了《尚书》文体研究的新途径和新局面。     

林纾《古文辞类纂选本》及其文章学思想

林纾在清季民初桐城古文遭受多方冲击而渐趋式微之际,极力倡导古文,约选姚鼐《古文辞类纂》而成《古文辞类纂选本》,以力延古文一线之传。是选仍依姚选之例按文体分类编排,对各种文体判别类目,考镜源流,训释名义,选评名篇,指示法则;于选文评点中论起笔、伏笔、锁笔、绕笔、收笔等笔法,间有对字眼、奇字的分析;评骘意境、风趣、情韵、神味等美学范畴,对桐城派文章学理论进行了深入总结和提升。     

曾国藩督导子弟之道探微

《曾国藩家书》曾对中国近代学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从1879年至1949年的七十年间，《曾国藩家书》(原名《曾文正公家书》)一直是读书人必读的书。毛泽东1917年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家书》包含了仰事父母、下教子弟、治军为政之道等方面的真实思想．而其训导子弟之法尤为学人所仰慕和效法。在《曾国藩家书》中，无论是与祖父、父、叔父书，与弟书，还是与妻、     

台湾的职业分类

台湾最早的职业分类为台湾省政府社会处于1962年编纂出版的《台湾省职业分类典》,计有9大类、70中类、208小类及1423细类。之后,台湾内政部于1978年为配合人力发展工作上的需要,编印“《中华民国职业分类典》”,计有9大类、85中类、308小类及1646细类。这两版本均参考了“《国家标准职业分类》”修订而成。     

试论《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中“诗”之内涵

《汉书·艺文志》作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在分类中首先确定了诗赋略一类,是对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的肯定。作为文学传统的诗歌,是指六艺略中的《诗经》,诗赋略中的部分屈原赋和歌诗。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这种分类兼顾了《诗经》作为六艺的主要身份,同时通过隐形的“互著”在诗赋略标题先后的顺序之中得到体现。在赋类中以屈原赋作为诗赋源流的分界,以此来彰显诗赋文体之变迁。最后列出歌诗一类,通过赋成为文人创作的主流文学体裁,反映了文人与歌诗的疏离。《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的背后是汉代文士对于诗歌这一文体的认识和探讨。     

王玉树经史文献提要两种

王玉树有经史文献四种,即《治学录》《说文拈字》《经史杂记》《退思易话》. 《经史杂记》共八卷,是王玉树经学史学读书笔记及考证心得.《退思易话》梳理了《易经》研究的源流、流派脉络,是一本简明扼要的治易入门书籍.     

唐代“启”类文体的演变与文章的历史内涵

“启”作为古代的一种文体,在唐代受到“文章盛世”的影响,不仅在作品的数量方面超越了前人,而且内容涉及的范围也很广阔,已与魏晋之时这一文体的用途有很多不同。通过对《文苑英华》等文献资料的考察,论述了唐启的分类,分析了唐启在唐代历史中的大致面貌,通过援引一些唐启的代表文本,归纳了它具有的文学特征和社会功能。唐代以后,“启”类文体的创作呈衰退趋势,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应归结于历史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