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办报”的我见

文人办报,就是一些忧国爱民的文化人,要利用报纸来发表意见,以此推动社会进步。所以,“文人办报”总是与“文人论政”相联系的。“文人办报”是中国报业史上的一种光荣传统,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新闻工作的成功经验     

“文人办报”之我见

去年老人节,广东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为一批高龄的会员祝寿,我以年过八十而躬逢其盛,并被会长点名上台作了"何须惆怅近黄昏"的发言.由于与会者都是新闻传媒界老人,席间所谈多属往事.有人谈及1 948年香港<(大公报>王芸生从"文人办报"到宣称"属于人民"的转变,有人则问我: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办报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后来,一位对新闻史素有研究的报业新秀,又建议我结合自己办报的经历和报纸的性质,对"文人办报"与"党委办报"问题加以探讨.这倒是我过去从未谈过的题目,愿意对此作些思考.     

“政治家办报”新形势下值得强调的原则

“现在我国加入WTO,全球经济一体化,报纸走向更开放的市场,还要不要强调政治家办报?”“我们的报是经济、专业、生活娱乐类型的,也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原则吗?”“讲政治家办报原则是新闻媒体头头脑脑的事。作为一个普通编辑记者也要坚持吗?”针对新形势下出现类似的种种认识,我们认为,强调毛泽东讲的要“政治家办报”这一原则,更有现实意义。     

“政治家办报”的提出与解释

“政治家办报”是毛泽东1957—1959年期间在多次谈话中提到的一句话。最早提及,起因于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没能及时宣传毛泽东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和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于这两次重要会议,《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都做了重点报道。《人民日报》前总编辑李庄在《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中记载,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于这年4月10日召见了《人民日报》全体编委,严厉地批评他们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已经开过一个月,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     

储安平的“文人办报”实践

中国近现代报业史上,"文人办报"曾经走过了一段辉煌而曲折的路程。本文尝试从储安平的办报活动出发,探究"文人办报"在中国走向终结的悲剧成因,并以此为鉴,论证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办报理念,即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本文中的"报",在现代意义上,泛指各类新闻媒体,新媒体除外。     

张季鸾办报“议政”的思想来源

1941年5月坫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把荣誉奖章颁授给《大公报》，张季鸾就此事在社评《本报同人的声明》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导向论”的确立与实践—关于“政治家办报”的思考

“导向论” 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家办报”以及政治家办台、办刊的具体体现。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导向论”。 “导向论” 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是新闻党性原则的集中体现 新闻舆论要讲导向，导向要正确，要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这是新闻工作者，尤其是新闻传媒的负责人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１、导向是政治家办报的体现。 首先提出“政治家办报”的是毛泽东同志。１９５９年６月，毛泽东同志对吴冷西同志谈到“去年”的“头脑发胀”、“大谈共产主义”、“谁也没有注意价值法则，可是…     

“政治家办报”的一点历史考察

曾有人觉得，“政治家办报”的主张太过严厉，还是强调站在纯然客观的立场办报好，或是觉得报纸不过只是充当一种媒介（传媒）而已，并不须强调自身的政治性，这些想法至少是不科学、不全面的，或者说基本就是错的。[编者按]     

《大公报》办报理念对当今报业的启示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起,历经百年沧桑,至今仍“水流云在”,屹立不倒。它饱览世事,见证了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铸就了中文报业的辉煌,也饱尝了民营报业的艰辛。它的历史是一笔财富,引导我们去思考和探索,也带给当今报业宝贵的启示。纵观《大公报》的历史,其办报理念薪火相传,随时间的推移和主办人的变化有所增加或修改,不断在诸种社会张力中寻求平衡,在历史的激烈碰撞中日臻成熟。如今,我们也能从中获得一些教训和启发。《大公报》的办报宗旨和新闻专业主义“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创始人英敛之认为《大公报》应是一张忘己无私的报纸。…     

从张季鸾先生看中国近代的“文人办报”精神

新记《大公报》在续刊之日,就提出“不党”、“不盲”、“不卖”、“不私”的办报方针。在“四不主义”理念下运行的《大公报》纵论中国乃至世界的时事,将民办报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将成为“社会公器”作为自己不懈努力的目标,把中国报纸“文人议政”的传统推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荣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最佳外国报纸奖,被国际社会视为东方最优秀的报纸之一。后来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     

媒介“动员”与“政治家办报”新论——以《中央日报》和《大公报》“管制物价宣传周”为例

论文以《中央日报》和《大公报》1943年"管制物价宣传周"报道为例,聚焦媒介在面对"动员"问题时如何发挥自身独特的功能?由此重思"政治家办报",将"政治家办报"划分为"创新型政治家办报"和"学习型政治家办报",提出"历史的经验"乃是最聪明的人当年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经验,"历史"因之并不是一个时间论域的概念。     

政治家办报之我见

早在1959年,毛泽东同志在对原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几次谈话中就反复强调：“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     

新形势下的“政治家办报”

“政治家办报”的概念 “政治家办报”是毛泽东党报理论的重要论点。一度在我国传播颇广。     

在实践中更准确地体现“政治家办报”

在“办报要讲政治”这个问题上,现在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共识,“政治家办报”的理念也深入人心。政治意识很重要,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政治家办报”的深刻内涵,并在实践中完整而准确地体现之。     

香港《信报》股权易手：文人办报终结

经过多次磋商，香港《信报》老板林山木终于同意与李泽楷签订协议，把旗下《信报》和《信报月刊》一半的股份转让给这位香港首富李嘉诚之子，交易预计在今年底完成，李泽楷为获得这些股权大约将支付2．8亿港元。     

“史家办报”与社会责任论

目前关于史量才新闻思想研究集中在对＂史家办报＂思想的内涵与价值的理解与诠释。论者多从办报与治史的关系上加以论述,这不无道理,但难以揭示出办报作为新闻事业与治史的本质区别。从大众传播的社会责任理论来考察,＂史家办报＂思想根植于中国史学传统与文化,更是源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办报理念,在传媒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实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报刊社会责任论。＂史家办报＂作为中国化的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其形成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史氏的办报活动、办报环境等紧密相连的,因而在内涵与意义上表现出与西方的社会责任论诸多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