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的异端:"狂"范畴的价值意义

“狂”范畴在中国思想史及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然而,在中国传统美学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和”始终被视为最高准则,“狂”通常被当做一种异端的审美风格。作为对“中和”的突破和补充, “狂”在文学及思想文化发展中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丰富了传统美学范畴。     

试论《聊斋志异》的狂生形象

“痴”与“狂”是用以描述聊斋男性（特别是与狐仙鬼女发生恋情的书生）性格特征和审美气质的两大范畴。之前的相关研究多将重点放在“痴”上。由于“痴”与“狂”内涵和表征上的重叠,以及文化来源的一致,狂生形象群多被归入痴生形象群中。笔者认为,“痴”与“狂”是不可混淆的范畴,“痴生”和“狂生”在性格表征、审美意蕴和形象价值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较之“痴”,“狂”更贴近明中叶以来的放诞士风和蒲松龄身上的疏狂潜质。     

“势”范畴研究综述

摘要：“势”是我国古代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20世纪早期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势”范畴,目前,“势”范畴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从60年代开始到现在,“势”范畴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60年代初为“势”范畴研究的初步发展期,80年代至90年代“势”范畴研究迎来了繁荣期,21世纪“势”范畴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在这三个时期,“势”范畴的研究视野被不断拓展,研究角度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势”范畴得到了多层面的考察。     

名封“诗圣”性亦狂

“狂”是中国古代文士的一种特殊的个性气质和文化精神,历代不乏以“狂”闻名的人物。杜甫虽自称“奉官守儒”,又被树立为儒家文士典范,然细察其生平与创作,“诗圣”也有极为狂放的一面。杜甫之狂既不同于魏晋时期的阮籍、嵇康之狂,也不同于盛唐时代的“诗仙”李白之狂。杜甫的“狂”主要表现出对自我人生的自信,对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执著追求,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入世之狂”。     

试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质疑“思想史”,梁启超早在二十年代曾用“学术史”或“政治思想史”称之,胡适则谓之“哲学史”;三十年代吕振羽复用“政治思想史”,到了四十年代,侯外庐才在其学术著作中把“思想史”这一名称固定下来。但是,严格说来这一称谓很难十分准确地规定其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质和量的界限。顾名思义,所谓“思想史”,应该包括一切属于思想范畴的历史,比如: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社会的、历史的、军事的、文学的、艺术的、伦理的、宗教的、科学技术的、民俗的、民族的……等等思想,都应包括在内。由此就产生两个颇感困难的问题:一是对象广泛无边,包罗万象,没有具体的规定性,难于研究;二是若在某个方面有所侧重的话(如象有人主张思想史应以“哲学思想为主干”,也有人主张“以政治思想为主要内容”),势必造成与某一专门思想史学科(如哲学史、政治思想史等)研究对象的重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有必要对“思想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做些回顾与总结,以便吸取经验,明确方向。     

人的本质、人性、人格

“人的本质”、“人性”、“人格”是哲学人学理论的主要范畴,也是思想教育的理论基石,中外思想史上对这三个范畴的探究极其丰富,由于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故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和相互关系的阐释,至今存在较多的歧义,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有关认识,希望对人的本质、人性、人格范畴及相互关系作新的界定和阐释。     

“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与传统文化的近代化

“体用”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重要的范畴,最能体现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一直是历代哲学家广泛探讨的重要内容,贯穿于整个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之中。“体用”范畴在传统哲学中经历了长期的争辩、发展,在近代哲学中,“体用”范畴逐渐从本体论向价值观嬗变,形成了“中体西用”这一应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对鸦片战争至维新变法60年间传统文化的近代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理”、“欲”关系论

作为伦理范畴的“理”、“欲”有一个生成过程,并历经了内涵不一的变化。在“理”、“欲”关系演变中,这些是值得关注的:第一,“欲以理节”是贯穿于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解决“理”、“欲”关系的主导性观念;第二,“理出于欲中”是显示了“理”、“欲”真实关系的重要命题;第三,对“欲”的歧视性态度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值得警惕的极为负面的主张;第四,“理”、“欲”关系在空间上应该是相互渗透的;第五,由“视欲为恶”到“以理制欲”,再到“以欲生理”。这种“理”、“欲”关系的演变,所表征的是道德价值观念的改变,也基本上是一种积极的改变。     

"三个代表"·"江泽民思想"·"邓小平江泽民理论"--试谈党的指导思想的语言表述

从历史定位的角度看,从准确表述党的指导思想的角度考虑,从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阶段着眼,应提出并确立“邓小平江泽民理论”这一范畴,并以之作为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和党在新世纪、在社会主义历史新阶段的指导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邓小平江泽民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发展、丰富升华;而作为研究对象(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党史研究和其他学术研究),邓小平理论范畴可以继续使用,并可以使用江泽民思想范畴。     

李贽“以狂释真”的文学创作观念与实践

出生于泉州的李贽是晚明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以狂释真”的文学创作观念及创作实践对后世影响深远。“狂禅精神”及以“童心说”为代表的崇真文学观念互相交织,形成了李贽文学观的重要特色,即童心是狂禅的内核,狂禅是童心的外显。李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秉承了“以狂释真”的理念：李贽终其一生为崇真的价值观与道学中人进行了激烈辩驳;他为戏曲、小说等民间文学正名,使之登上大雅之堂。在创作中,李贽不拘格套,展现出了极强的个人创作特色。     

"自我"的"印象"——析史铁生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

从史铁生的两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的文本出发,重点分析《务虚笔记》小说人物性格,从而通过文字表面的映像,来了解史铁生现实生活经历,发现史铁生最内里的“自我”与“印象”,阐述史铁生小说中的“质疑真实,推崇自我”的哲学思想,发掘文学与哲学的重合方式。     

“两双”、“口嘴”的意象图式

文章从隐喻的意象图式角度分析"两"与"双"、"口"与"嘴"在语言表达中的同现限制。"两"与"双"的字形不同,它们的意象图式也不同:"两"是平分图式,"双"是配偶图式;"两"、"双"词语在言语交际中的意义和用法也就不同:选择"两"的语境强调"分而为二、两相对立",在选择"双"的语境强调合二为一、配成一对。"口"与"嘴"隐喻投射到对事物域的认识当中,但是各有侧重:"N+口"强调的是"容器通往外界的地方","N+嘴"强调的是"容器中形状突出的部分"。     

《孟子》中“正”“长”“贤”“轻”“良”的形容词用法

通过对《孟子》中“正”、“长”、“贤”、“良”、“轻”5个形容词的语义和语法功能作较为细致的描写,试图从中寻找出《孟子》中不同的形容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共性与个性,并进一步提出问题,即这些共性与个性的历时和共时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论《受戒》的"淡"

汪曾祺的《受戒》最大的特点是“淡”,它主要表现在情节的散淡,时代背景和人物情感的淡化,语言的平淡等方面。这与汪曾祺的人生经历、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等有着密切关系。     

人类学的“普同”与“相对”

现代人类学的开端,可追溯到19世纪,但人类学作为现代科学真正被确立起来,则要到20世纪20年代。长期以来,学科内部由于理念不同逐渐分野,形成两大主要分支,即以英、法两国为首的社会人类学,和以德、美两国为主的文化人类学。两派虽在学术理论、方向、思考方式等方面有所分歧,但并不妨碍他们各自为人类学学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本文旨在介绍两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以及在人类学四大领域研究当中的理论实践。     

"扑朔""迷离"求解

北朝民歌《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中的"扑朔""迷离"作何解释,历来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扑朔",即"缩动"或"爬搔"之意,为兔走时足伸缩之貌;"迷离",即"朦胧",为眼色朦胧。第二种:"扑朔",形容雄兔脚上的毛蓬松的样子;"迷离",形容雌兔的眼睛被蓬松的毛遮蔽的样子。本文对这两种说法作了较具体深入的评析,并赞同第一种说法。     

玺印类词语的注解问题

在秦朝之前"玺"和"印"是同义词,都是指印信、图章,没有尊卑的差别。秦朝以后,皇帝的印信专称"玺",臣民的印信、图章通称"印"。"秦印"和"秦玺",就战国时期来说所指称的内容是相同的,是同义词。就秦朝以后来说,"秦印"和"秦玺"的词义都缩小了,"秦玺"由通称变成了特称,专指皇帝的印章,"秦印"指称皇帝印章以外的印章,"秦印"和"秦玺"变成了在词义上互补的两个概念,成为类义词。     

再论“V个VP”结构中“个”字的性质

句法分析中,“V个VP”结构常以其独特的结构特征吸引专家、学者们的注意。他们的研究视点大多聚焦在“个”的性质上,而对“VP”的重视不够,即使在论述“个”时也是说法不一。从“具体与抽象”、“指称与陈述”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个”字的性质日益边缘化且在与“VP”搭配中存在“游移”这一现象。